作者：只见面
日常语言影响个人的思维方式，方言保持民族的历史记忆，政治语言决定国家的现实意识。但是在全球化浪潮中，今天语言消失的速度是前所未有的。从个人到国家，甚至所有民族，无尽的记忆和传统正在逐渐被遗忘。但是语言像生物基因一样储存着丰富的历史信息。
《东言西语：在语言中重新发现中国》(以下简称《东言西语》)可以说是一本打破个人思维方式，追求民族失落历史，探索家国意识逻辑，挑战读者智力边界的书。丁子宁以同时代的现代汉语方言为经境，跨越了中国方言和民族文化传承的现实全景，散发出凝聚在其中的文化偏见。以历时古汉语的变迁为纬度，纵览了中国语言和传统的历史面貌，系统地揭示了隐藏在它下面的文化记忆。
丁子宁以深邃浅的方式，门槛和难度极高，以一直被认为是“绝学”的方言学和历史语言学近50个精彩故事，融合了汉语普通话、拼音、方言、古代汉语、名字、称呼、外语习得等几乎所有语言和文化的核心问题，具有内在统一性。
语言不是从实验室出来的，而是敏捷的日常。
《周易系辞》中引用了“书不说完，话不说完”两句名言。但是在使用这两个句子时，立足点往往强调语言不能完整、准确、彻底地传达意思，从而提高意义，抑制语言，忘记前半部分语言在面对文本时有自己的“长处”。但是，当面对语言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文字时，真的有优越感吗？在中国正相反，从秦朝开始，中国实现了“书同文”，文化、政治的大统一由此奠定，古代人口流动性不强，各地方言离开家乡100里，沟通起来会很困难。人与人之间不受干扰的沟通取决于统一的文字体系。读音可能不同，字一个，各地方言不妨碍是文盲。学了字才算知识分子。因此，哲学认证的意义上和政治证的文字至上就这样把语言贬为“冀东野人的语言”，只有在有“艺实际雅”的时候，才有偶尔的“彩风”的价值。
一些立足于医美本位或文字本位的学者枯燥地经营语言学这一领域，他们的方法就像研究鱼捞在砧板上游泳的方法一样，忘记中国现代语言学创始人赵元任、吕淑楠的学人传统，都善于把学院式的知识和道理吸引到普通人身上，让他们感受到语言的道理就在于自己的日常生活。
丁子宁不是语言学科班出身，反而继承了这个传统，有机会做有趣的事情。他自称从小生活在吴语区和江淮方言的交界普通话家庭，对复杂的语言环境有着天生的体会。初中的时候，他偶然读了郑张尚芳的《上古音系》，进入了方言学和音韵学领域。他考虑是否以学术为职业，但最终选择了自学。幸运的是，语言这门学问不是新知识来自实验室，而是敏捷的日常生活。他像考古发掘地一样深入研究与语言相关的文化现象(还有哪些文化现象与语言无关)，解释了隐藏在现象下的深层文化信息。他在《东言西语》注视普通话和拼音、方言和古汉语，涵盖中西部的各种语言文化现象，在语言学的田野上努力工作。这本书的宝贵之处在于，可以从很小或很有争议的角度深入探究问题的根源，文章很容易阅读。
非科班出身并不意味着这个结论不科学、荒谬。许多所谓科班出身的学者，其学术结论也不一定十分可靠。重点是，语言学从出生开始就要有草根的气息，过滤草根香气的语言也可以是语言本身吗？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建造哪栋房子的人会建造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语言学三个字比文学、历史学甚至哲学更高，听起来像寡妇，但语言不就是说的吗？我们说的就是自己的生活，我们曾经生活过的生活。
书分为五章《普通话与拼音》 《方言与古汉语》 《语言与文化》 《姓名与称谓》 《异域与新知》 《普通话与拼音》。第《汉语拼音为什么不好用》章涉及普通话的流变、汉语拼音化、协和语、克里奥尔化、黑话等。例如《台湾腔为什么这么“温柔”》 《方言与古汉语》等。《语言与文化》是“粤语真的是古代汉语的活化石吗？”回答了很多人的问题，例如。“北京话是万人从东北带来的吗？单击等等。《姓名与称谓》张发现很多人喜欢吃的卤一开始是甜的。《如何避免起一个烂大街的名字》张很有趣，《如何起个与时俱进的英文名》 《异域与新知》更令人捧腹。010-30000涉及口音、继承法、元素命名等，从细节开始，是吸引读者进入新知识领域的阶段。
语言是载体，是我们交流的工具，但现在大多数讲语言的书只看工具，人没了，生活没了。(George Bernard Show，语言)丁子玲在分析语言现象时，涉及的民族文化、政治史、交往心理、社会风气、宗教信仰等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即脱字、隐语、双关语、歇后语，甚至是扣钱的谐音梗，都是看似枯燥乏味的语言学研究本的游乐场。
“合理解释”往往是意外的巧合
语言的交流属性被定为不能在几个不言自明的前提下武断地得出一系列逻辑结论，但要通过对现象的经验主义归纳粗略地摸索出一些规律。
丁子宁在文化现象中描述了语言的许多意想不到的规律。例如，语言的使用可以具有多人多、人少的“马太效应”。只要人们在公共场所和口头书面交流中经常使用某种语言的某种变体，这种变体就可以变成那种语言的普通话，但一旦确定了这种普通话，使用时间长了，原来地区使用它的人必然会说越来越不标准的话，所以语言似乎又符合利率班或波动。因为所有的自然语言总是在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为普通话发源地的方言也可能发生新的变化。但是普通话是人为规定的，其变化往往跟不上方言的脚
步，结果标准语发源地的人说话就不再那么标准。懂得了这一点，相信除了要参加普通话考试的语文老师或播音员外，其他朋友再也不用为普通话说不标准而“难受，想哭”了。如果人真的能穿越，语言会是问题吗？穿越到清朝，勉强还能够圆梦，穿越到元明，古人会觉得你口音怪异，而穿越到唐朝以前就比较惨了，运气好会被当作他国来客，运气差点就会被当作外国奸细处理了。
唐朝时，广东属于中原人眼中的蛮荒之地，当时真正地位崇高的是中原读书人的口音，尤其是洛阳一带的口音。当然，粤语虽非唐朝官话，还是保留了不少中原旧音。在中唐以后，北方陷入长期战乱，岭南却少受北方音变的影响。
作为发展一千多年的汉语分支，粤语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但远远说不上是古汉语活化石，千年演变之下也让它在很多时候不能还原古诗的押韵。所以，想要穿越回唐朝，说一口粤语也是不太有用的。
郑子宁的文章，都是在有趣的文化现象背后勾连出语言学的分析。他在分析这些语言现象时，立足于音和义的结合在先、文字的联系在后这一现代语言学的基础认识。中国人囿于汉字思维，往往习惯于专从会意的角度解字，虽然有趣，却并不科学。词的引申义是在词的动态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约定俗成有了某一含义并在日常语言中普及传承，需从客观事实上予以承认，却不一定非要在字源上找到依据。这种寻找依据的做法，即便偶尔得到“合理的阐释”，也往往是一种意外的巧合。文字学专家裘锡圭先生指出，形声字的产生有一个动态的过程，“最早的形声字不是直接用意符和音符组成”，而是“通过在假借字上加注意符或在表意字上加注音符而产生的。就是在形声字大量出现之后，直接用意符和音符组成形声字，仍然是不多见的”。由此可见，词与意的最初关联，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清晰确切，仿佛可以在对其音译符号原型的探本中“正本清源”。语言的意义，只能在语言的动态使用过程中去归纳总结。
许多人往往因“汉字是象形文字”这一错误常识曲为解说，但专业的语言文字学者早已令人信服地论述了历史的、动态的语言形成的过程，望字生义只是一种“阐释学”，与文字发展过程的真相并不对等。郑子宁在涉及古汉语的论述时，往往从音韵和阐释入手，这是把专业知识作为立足点的正道，避免了中国人分析语言文字最常落入的象形陷阱。
有了文字，人类才迈进了文明时代
专业的语言学知识运用于汉语世界，最有趣的结果是对许多象征主义的玄想进行了祛魅。传统文化里经常充斥着一些似是而非的伪古董。例如古诗词吟诵，本是古人辅助记忆的手段，没什么神秘可言，不是用来表演的艺术形式，更不是了不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郑子宁甚至认为，吟诵的作用原理和以“哔哩哔哩”为代表的网络流行的“鬼畜”视频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通过不断重复的语音和乐段配合，达到让人印象深刻的目的。至于方言吟诵，更是清朝以来才形成的新“传统”，因为根据明朝到中国的传教士记载，明朝上流社会的读书人说的都是官话，只有不识字的贩夫走卒才说方言。但今天的吟诵却普遍使用当地方言，对于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而言，这是假古董无疑了。
文字的产生，的确是文化的重大进步，因为有了文字，人类才迈进了文明时代，那些原来只能靠口耳相传的历史知识和生存技术，才能穿越时空，留存至今。
今天我们回忆传统文化遗产，最为清晰的，肯定是甲骨卜辞之后的文献。此前的历史，如混沌未凿，因为口语时代的那些口传心授之法，早已灰飞烟灭。古人造字，初衷大概是为了更好地保存那些靠语言传承的精神成果，但由于文字这一载体并不能真正还原口语的全部鲜活和当时的整体语境，所以对文字的依赖往往让人忽视了语言和语境的变迁，使我们蒙受的文化损失也难以计算。如神话传说、英雄史诗这些口传心授时代的作品，在汉字崇拜的世界未得充分流传。对比极其重视声音而轻视文字的印度，这种文化差异尤其明显：印度留下的大部头史诗、上万首“本颂诗”的思想文化著作，都是口诵传承的产物。西方有关于变乱了人类语言的巴别塔隐喻，其实从语言学中我们便能得知，不需上帝显灵，语言在交流的历史中自己就能变乱了自己。
文字时代人们因忽略了语言而留下的各种疑难杂症，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说不定可以得到解决。音频技术可以存储我们的语音，视频技术可以保留我们的语境，计算机可以编辑出各种拟声效果。语言学研究在新媒体时代，可能会引爆其全部活力和魅力。就像郑子宁和他的小伙伴们通过给电视剧《封神榜》配上以古汉语拟音而让人们在熟悉的事物面前突然感到了陌生的高能趣味。语言学的日常生活属性，通过高科技的帮助，就在这样接地气的狂欢行为中，重新回到出走了数千年的“存在的家”。（惟 见）
来源： 解放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