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现代京剧《红灯记》的朋友，大概都对那句歌词——“提篮小妹拾煤渣，担水劈柴也靠她。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印象深刻。
父亲嗜好烟酒、不事农田、体弱身虚，在家基本是甩手掌柜，主要热情都在结网、撒鱼和酒后唱戏中，母亲则起早贪黑的田间劳作、操持家务，我的幼年、童年和读书成长的过程主要得益于几位姐姐的细心呵护和全力支持。
大姐从小学习刻苦、外柔内刚、自尊心特强。爷爷在世时一直悄悄地资助她、鼓励长孙女好好上学，盼她能鲤鱼跳龙门、考中“女状元”，给祖坟冒缕青烟。大姐也是时刻严格要求自己，以花木兰自许，风雨无阻地往返于八中和大院之间，学习成绩一直在班中名列前茅。
然而就在一只脚踏入大学校门，即将迎接胜利的曙光时，一九八一年的大年初六，最疼爱大姐的爷爷因浴池泡澡突发脑淤血、撒手人寰。
这噩耗沉重打击了正积极迎接高考的大姐，在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她的眼前都晃动着爷爷的影子，无法精力集中地投入到紧张的复习迎考中，白天精神恍惚，晚上头痛失眠，结果在黑色七月的高考一役中，因五分之差与大学失之交臂。
当年八中每年考上大学的不过十余人，因为地处农村乡镇，从七七年恢复高考到九十年代中期大学开始扩招，八中的升学率一直很低，因此学校的高三年级常年开办着复读班，经过数年的复读后，考生升学的机会大大增加，甚至可以说，只要年复一年的刻苦复读，总会有一天能考上大学，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
落榜的大姐尚未从失利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复读与否，又成为摆在她眼前的难题。十八岁的她，面对捉襟见肘、令人心酸的家庭，思虑再三，做出了令人惋惜的决定：不再复读，在家中帮着母亲干农活，分担家庭的重担！
下学半年后，父母托人给大姐认了个裁缝师傅，希望她能学得一门手艺，以后不必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在田间地头讨生活，这在当时的农村，对女孩子来说，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后来，看到当时还不如自己的同学陆续考上了大学，跳出了农门，大姐心中难免隐隐作痛，表面上仍是若无其事的样子，用心跟着师傅学裁剪，她默默地告诉自己：行行出状元，自己既然选择了这一行，就要认真地学下去，争取做个好裁缝，等日子过好了，将弟弟妹妹好好培养，在她们身上实现自己的夙愿，也未尝不可。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家境如此，又能怎么办？也只好接受现实，从此计议。
1988年，我考上八中时，大姐历经“三年学徒、两年回报”的裁剪学习生涯，顺利出师了，她心怀梦想，又脚踏实地，裁剪手艺初成，正打算在街里开一间属于自己的裁缝店。
二姐心地善良，勤劳朴实，小学没毕业就下学了，是家里吃苦最多的，从小帮母亲在田间地头忙活，任劳任怨，农活、烙煎饼的所有家务做得最好，饭菜做得也最好吃。
二姐干活很利索，关键是最听母亲的话，不像三姐四姐爱顶嘴。小时候家庭负担重，欠账多，让她下学就下学，让她养兔子就养兔子，让烙煎饼就烙煎饼、是母亲的好帮手，弟弟妹妹的好依靠。
1984年前后，邻乡李集供销社糖果厂招工，一人要交大概几百块钱押金，说交了以后，干半年，退钱工作还可以转正；这是一个莫大的好消息，二姐当时十七八岁，也向往供销社公家的铁饭碗，每天心气很高，步行往返三十多里上下班，一心想干好工作，给家里减轻一些负担。
结果干了没半个月，糖果厂就解散了，钱也不退。托人去找，也没用。80年代中期那是很大一笔钱，这件事对二姐的打击很大，躲在被子里哭，心疼的几天没吃饭。
1987年，二姐到了适婚年龄，知道她心性脾气的亲邻，都乐意说媒，求亲的很多，二姐一直舍不得家里，推掉了好几家，说缓缓再提出嫁的事，再帮娘家干几年农活。
小时候《霍元甲》、《陈真》、《射雕英雄传》、《偏向虎山行》风靡全国的时候，我们小伙伴在村里空地上耍枪弄棒，哼哼哈哈的比划、练拳脚，二姐夫当时提着礼物上门来，二姐有时不搭理他，他就讪讪地朝我挤眼睛，示意带我出去。
我们来到空地上，他长身而立，有模有样地打了一通拳脚，然后一脸严肃问我，你看我像不像陈真？我定睛一瞧，果然有些陈真的神韵。
我立即就迷上二姐夫了，缠着他要他教我练拳，他也装模作样地教我蹲马步、站树桩、打一套通体拳，还教我五禽戏，说这个最简单，适合我，把哄得团团转。后来二姐找到我们，看我浑身大汗，正在地上翻跟头、打滚呢，气得说他不懂事。
从那以后，我和二姐夫关系就非常好，奉若神明。他在矿上工作，矿上有什么新奇好吃的东西，他下班就给我买来，像机器馒头、麻辣酱、卤猪头肉、狗肉、麻辣花生米等等，吃人嘴软，他一进家门，我就跳起来、开心的去翻他的提包。二姐夫渐渐也赢得了二姐和我们家人的认可。
二姐结婚时，是堂哥驮着上婚车的。我那时上窜下跳的，皮的不得了，就知道家里人多、好吃的东西多，锣鼓喧天，还跟着吹喇叭的一起疯，要抢人家喇叭吹 ，吹了几下，发现二姐被人接走了，才反应过来，跟着车子追，大哭，来喝喜酒的亲友们看着开心的不得了。
三姐一直是个脾气古怪，心里有数、嘴里不爱说话的姑娘。四姐曾编了她一句顺口溜：“憨脸猴子心，好吃独自吞，倔犟认死理，九牛拉不回。”在生闷气的时候，她用绝食和父母抗争，在高兴的时候，也是面不改色。母亲对这个打不改、骂不服、说不转、理不清的老三，除了多吼几声也没其它良方。
家里来人的时候，母亲说她，她一声不吭，外人甚至觉得她有些受气可怜；但都是家里人的时候，父母说她两句，她能一下子蹦起来和父母吵架，并借机会偷懒耍滑、蒙头大睡不去地里干活。
小时候，这个三姐，从来不叫奶奶，可能是因为奶奶不知什么事情“得罪”了她，每次奶奶从圩里到圩外来，她都远远地避开，宁可不吃饭，也不愿打一个照面。
过年给奶奶磕头领钱领糖果，她从来不凑热闹，我想大概是小时候奶奶对她的训斥，给她留下了心理阴影，挥之不去。
1988年的时候，父亲52了，三姐18了，按照铁木业社（后改制成县机械厂）的规定，一个老职工可以带一个适龄儿女进厂，准备接班。当时大姐已经学了裁缝手艺，二姐准备出嫁，三姐小学毕业，在家干了几年农活，年龄正好适合接班。
虽然机械厂的效益，当时已经不太好了，工资还延期发放，但作为一个县属集体企业的架子，在农村也算是铁饭碗，进厂后，直接转入城镇户口，对于很多农村孩子来说，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而这件好事，就不偏不倚落在了看起来最老实、最木讷的三姐的头上。
四姐自小活泼漂亮，心灵手巧、能言善辩、做事利索、口直心快，语文数学几乎都是满分；和三姐相比，智力真是天上地下，不见她学习，考试成绩一直不错，四年级的时候，就经常替五年级三姐考试、写作业，三姐宁愿下地干活也不愿费脑子。
看到父母偏心我，四姐总是心有不甘，怪父母重男轻女，口齿伶俐地和父母摆事实讲道理，反抗父母。虽然每每都是以失败告终，但她自有发泄排解的渠道，那就是将我骗到无人之处，用花言巧语诱骗其乖乖地掏出零食、零花钱和玩具，借以“报复”大人们的不公。
四姐初中是在八义集二中上的，在中学里，心思渐渐活泛，青春期逆反心理作怪，自尊心很强，节衣缩食也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书包里经常装一些抄写的歌词本，还在书包上绣了十个大字“美酒加咖啡，我也要喝一杯”，表达自己的个性。
四姐从小对我们的穷家破院十分敏感，成天在外跑，从不愿带同学到我们家里玩。
1988年，临近初中毕业，四姐和班中十二个爱打爱闹、喜好唱歌跳霹雳舞的同学，模仿港台电影情节，拜了干兄弟姐妹，据说里面十个男生、三个女生，在学校号称“联中十三友”，行动一致、奇装异服、青春飞扬、意气风发，一时之间校园无人敢惹，校长老师都敬而远之。
除了在学校抱团游走、嬉闹校园外，他们还零星接了一些演出的小活，到水泥厂、建筑站、航道站甚至县里的企事业单位去跳舞演出，赚了一些后，购置了统一的演出服装，小团体在八十年代末的八集街折腾的小有名气。
街里有近房告知父亲，让他管管家里老四，父亲手一摊，“俺哪管得了她，多少天都见不到她人影，随她去吧。”
五姐的出生曾是母亲最后的希望，之前母亲已祷告神仙菩萨N遍了，希望能生个男孩，然而，老天爷再次不遂人愿，又是一个丫头。
当时母亲两口子真是心灰意冷，对生活似乎再没了指望，看着这个五丫头，就想起了当时奶水都没有，分娩当天后就“自觉”下地劳动、下床洗衣服的苦难经历，不免有些唏嘘气短。
在姐弟六个中，虽然五姐渐渐沦落到“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被人遗忘的角落”，但她从不吭气，不像三姐那么木，也不像四姐那么巧着嘴和弟弟争食，就像“一颗无人知道的小草”，成天围在二姐身旁，白天有饭吃一口，晚上老老实实爬床睡觉，默默的生长着，家人都几乎忽略了她的存在。
五个姐姐对我都很好，但具体方式不同。大姐比较严厉，因为她是高中毕业，她主要关心我的学习，经常给我买一些故事会、作文选、笔纸等学习用具；二姐主要管我吃、穿，照顾我日常生活，部分替代了母亲的角色；三姐力气大，家里粗活干得多，她喜欢看电视看电影，如果晚上到别人家看电视连续剧，经常是三姐驮着我回来，上街跑腿买吃的，也是她去；四姐是陪我玩，陪学习，和我吵架，她不知道谦让我，但我反而喜欢和她在一起吵闹；五姐很安静，主要是看着我，怕我闯祸，或是遭到意外，帮我打扫战场，收拾我的玩具、书包、乱扔的衣服、鞋子之类。
对于她们在我童年时给我的爱和照顾，我至今铭记在心，也感谢她们宽容我的骄纵任性和坏脾气。有缘成为姐弟，是我们的缘分，也是我的运气。和她们一起在锅碗瓢盆、家长里短中长大、变老，共同体验人生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见证第二代、第三代的出生、长大，也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