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本芬和丈夫章医生于1961年相识、结婚，两人相差7岁。两人合影分别摄于1980年代(上图)和1990年代(下图)。 （受访者供图/图）
杨本芬刚过了82岁生日。从2020年开始，她的作品以每年一本的速度出版，80岁成为一名作家，使她自喻为“露珠”的生命，在晚年闪烁出晶亮光芒。
2001年，杨本芬已从铜鼓县汽车运输公司退休，到南京帮二女儿章红带孩子。在女儿的书架上，她寻到一位男作家写母亲的书，连读三遍，生出创作冲动——“我也有个母亲，我也可以写我的母亲！”
八斤重的手稿，多是她在厨房里写下的。水池、灶台、冰箱填满四平方米的空间，青菜晾在篮子里沥水，灶头炖着肉，杨本芬坐在一张矮凳上，另一张略高的凳子成为她的书桌。
章红帮她把文字录入电脑，命名为《妈妈的回忆录》，贴在天涯社区，画家虫虫读后，将文章推荐给乐府文化总编辑涂志刚，对方只看了一个短章，就有了出版的想法。由此，十几年后，这些帖子变成了杨本芬的第一本书《秋园》。
她在序言中写道：“人到晚年，我却像一趟踏上征途的列车，一种前所未有的动力推着我轰隆轰隆向前赶去……我就像是用笔赶路，重新走了一遍长长的人生。”
《秋园》书写母亲颠沛流离的一生，《浮木》补全《秋园》中主要人物的命运，并以大幅笔墨描绘乡邻的离合悲欢。两本书先后入选豆瓣年度读书榜单，《秋园》迄今印刷8.8万册。
2022年2月，杨本芬的第三本书《我本芬芳》出版。这次，她直面自己的婚姻。“我这一辈子走过来，有这么多困惑，就写出来。”杨本芬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对于现在的书名，杨本芬仍有些忐忑，认为有夸耀自己的成分在。她起初想的名字简单直接，就叫《惑》，“婚姻确实要运气，在婚姻里头这个惑，我迄今也没能解得了。”
“性格不合的夫妻，结了筋又和好”
这种困惑始于20岁。借助小说的叙事方式，杨本芬将过往人生经验赋予惠才与吕两位主人公。
惠才就读的中专学校解散后，她揣着兜里仅有的三块钱，从湖南只身前往江西寻求出路。异乡为客，她认识了在县城医院工作的吕。
惠才虽再次得到读书的机会，却在毕业前夕被下放。吕承诺未来供她继续读书，不过他希望先结婚。同是天涯沦落人，惠才自从得知吕和自己相似，出身也不好，便对其升起了惺惺相惜之情。他的相貌，也是她喜欢的，俩人可谓一见钟情。可她觉得自己太年轻，还不想结婚，何况他们刚认识两个多月。结婚那天，惠才低头坐在床沿上时，甚至不知吕的年纪多少、性情如何。
“我跑到江西来，就是想读书，再继续考学校，或至少找一份工作，送我弟弟上学，我的家庭就是那么缺钱嘛。刚结婚的时候，我辫子那么长，看到自己要结婚，我气得喽，把辫子都剪掉。我好恨结婚。”回望过早踏入婚姻，杨本芬仍能体会自己当时有多懊恼。
不甘于当“寄生虫”，结婚第二天，惠才就到生产队找了个落脚的地方，开始单独生活，吕则长时间待在单位，每周日晚饭后去看她，坐上一会儿，又回医院。“没有陪我吃过一餐饭，也没有到他食堂打过一份菜给我吃。”
章红推测父亲在结婚之初的心理，其中固然有时代因素，担忧自己下放，需要在医院里及时接收消息，但更多的是，过惯了单身生活的他，彼时的情感归属尚在单位。
婚姻生活徐徐展开，以一种不由分说的方式。用杨本芬的话形容，“性格不合的夫妻，结了筋又和好”。初遇时那双“顶有柔情”的眼睛、同病相怜的家世，织成了“他会对我好”的期待，在实际相处中，这期待屡屡落空。吕不懂得体贴，惠才需要帮助时，他的回应几乎总是，“不要搞得娇生惯养”。
新婚不久，惠才去乡下探望吕的生父母，吕父临走前抓了两只鸡让她带回去。这一对油光锃亮的白鸡，后来不翼而飞。惠才告诉吕，那日未锁大门，想必是遭了贼。吕两三个月对她爱搭不理。直至多年后，在一次争吵中，惠才发现，吕一直认为是她把白鸡卖了钱寄回家。这因误解而来的冷暴力令惠才深感受伤。现在看来，也是物资匮乏给婚姻笼罩上的阴影。
“文革”开始，吕经常下乡，留下已怀着二女儿的惠才在家。精心饲养的黑兔子深夜被人偷走，惠才听见了动静，却无能为力。吕得知后，没有安慰的话，连连逼问惠才“是好人还是坏人，好人怎么不出来打贼”，这令她无语。
杨本芬觉得自己对伴侣的要求并不高，“能够疼惜我，爱护我，给我一点温暖，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讲几句安慰话，就可以了。”她拥有十分和睦的原生家庭，家人之间几乎没有吵过架。“别人家为了一碗饭打得头破血流，我们就是大家都不吃，你让我吃，我让你吃。所以我根本不理解夫妻还有这样的情况。”
书房里，母亲的单人照与子女们的照片挂在两面墙上，静静相对。杨本芬起身从书柜里拿出哥哥生前的照片，“我哥哥很英俊，对老婆体贴入微。在乡下，洗个蚊帐，洗个被子，要去水塘洗，我哥哥就不让她去，太重了，怕她拿不动。他自己去洗。”
章红认为，如果用光谱来描述人们的性格，父母可能正好处于光谱的两极。母亲情感丰富，父亲则提供不了她所渴求的精神滋养和所谓的情绪价值。现实中，杨本芬的丈夫章医生在两岁多时被送到一户不能生育的人家当养子。土改时养父母被划成地主，在一个夜晚双双上吊自杀。其时他尚未成年，想回到亲生父母家，却被拒绝。这段经历成为他永久的创伤。
“没有‘应该’。你是你，他是他，你不能叫他按你的性格去维持这个家庭模式。”杨本芬尝试从原生家庭的角度去理解伴侣，找到内心的平衡，她叹了口气，“我实在没有太多要求，就是希望有一点点体贴。”
“为什么我也会对眼泪存在厌恶呢？”
《我本芬芳》中讲述的婚姻状况，引起了许多读者共鸣。豆瓣上有一条热评写道：“想起了父母辈和祖父母辈的婚姻，和家族中所有女性的一生。”
故事情节以惠才的视角展开，吕则没有剖析自己内心的机会，这使得个别读者在对惠才共情怜恤的同时，抛出了一些较为激烈的发言，看见有人将吕视作“渣男”，杨本芬有些难受，对章红说，“你爸爸不是渣男。”
“他可能不算一个好丈夫，但绝对是个很不错的父亲。他还是个称职的医生，给予过许多人帮助。这样的人，怎么能贴上一个简单粗暴‘渣’的标签？”章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作品一旦写出来，解读权就不在作者手上而是在读者手中了。”当了多年编辑和作家，章红深知其中玄机。
主人公吕的称呼，也引来了一些揣测。只取一个姓，是不是有意为之？“当时没有想到什么中意的名字，仅以姓称呼好像也挺自然。”杨本芬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完全没有想到读者会有这种猜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没有控诉老爷子的想法，没有。”
针对第三本书，杨本芬原来不打算接受任何采访，担心会对伴侣不公平，因为现在只有她拥有讲述的权利。最后的解决办法是，请章红在场，有一个相对中立的声音，“这里面涉及家庭内部的关系，没有那么黑是黑，白是白，很纠结，也很复杂。”
站在妻子的位置上，面临的窘况是真实存在的。书中记叙了一件事：吕将一家人当月的肉票全买了肉，与过年留下的墨鱼一起炖汤给客人喝，未曾考虑家人接下来的生活。书外的杨本芬和书中的惠才一样，遇到这样的事，只能以泪水排解愤懑与委屈。
但眼泪没有得到正向回应，沟通被躲避与抗拒替代。章红一方面觉得这种做法对母亲很残酷，但在某种程度上，她也能够理解父亲的感受。她和一位朋友吃饭时，对方讲起伤心事，突然哭了。那一刻，章红僵住了，没做任何安慰的举动。她发现自己的反应和父亲太像了。“为什么我也会对眼泪存在厌恶呢？这其中也有厌女的成分，就是我会对软弱有偏见。”
第一个孙辈降生后，杨本芬一家请了个保姆帮助照看孩子。婴儿的尿片要换，丈夫绝不喊保姆，而是喊妻子去换。保姆把声音拖得老长说：“杨阿姨，亏得你唷，章叔叔也是亲外型的人，和我爸爸一样。只不过我爸爸还打我妈妈，章叔叔不打人。”
“所谓的亲外型，不是一种人格，是文化作为基因在个人身上留下的烙印。老婆是可以随便对待的。如果我对外人不好，是会有后果的；我若对别人好，则会得到赞许。对待外人时，人性中这种奖惩机制在正常地起作用。”章红分析道。
如同多数传统婚姻里的妻子一样，杨本芬为操持家务、照顾孩子付出了更多心力。天长日久，自然有因家庭分工而生的矛盾。
在饭桌上，杨本芬曾指责丈夫“不干活”，章医生不擅长为自己辩解，有一次轻微提出异议，说自己砍柴、劈柴、种菜，把这些“外面的事”都做了。“这是他的观点，他觉得家务事就应该是老婆做的，他既不爱做家务事，在观念上也认为他是可以不做家务事的。”章红这样理解父亲。
“灿烂就是一个人笑得很开心”
1984年，章红准备高考，为了给她筹备上大学的开销，家中买来两只小猪养着，到放榜时卖掉。也许是因为养猪过于劳累，章医生年轻时的肺结核复发了。在治疗过程中，用药过量，以致得了球后视神经炎，视力急剧减退。
章医生在长沙住院的26天里，杨本芬无法陪在他身边。中途她去探视过一次，他像个小孩般执拗地要和她一起回去。第二天早上，杨本芬刚坐上回程的单位班车，就看见丈夫出现在车边。“我要跟你回去。”那只没有蒙纱布的眼睛里浮现出泪光。望着他离去的背影，杨本芬的双眼也盈满泪水。
相伴大半生，杨本芬说不清丈夫对伴侣的需求，只知道在生活中他很依赖自己。家中电话铃响，一定由她来接。2008年搬进的这间三室两厅的房子，装修事宜也是她一手安排的。
“他的归属感还是在这个家庭，在我母亲身边。”章红记得，在他们三姐弟小时候，父亲只要一会儿不见母亲，就会问：“姆妈哩？姆妈哩（妈妈呢）？”
三个孩子长大成人，在1980年代都考上了大学，优秀的子女成为两人最大的慰藉。“我也经常跟自己讲，我做得对，坚持下来还是好。如果我不坚持，肯定他们不可能成为三个大学生，我不愿意离婚的原因都在这里，没有孩子时，就是往好里过，慢慢会好的，也盼望有了孩子，会对我更好。等有了孩子以后，更不愿意离婚。”
“他真的老了，我现在还是对他特别好的。他也无力伤害我了。”时光逐渐磨平了相互碰擦的棱角，但没有改变两人的性情，杨本芬喜欢幽默，乐于制造一些生趣，章医生则不苟言笑。
“宝气”，在杨本芬的家乡方言里指的是喜欢谈笑、谈笑有时不得体的人。有时，这个词从章医生口中蹦出，化作对妻子的评价。她不以为意：“有朝一日，我不能宝气了，你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没有第二个人像我一样哄着你。”
老来伴，老来伴，即便认清了其残酷的本质——“彼此被枷住了，躲无可躲，逃无可逃”，杨本芬仍不甘于只背负责任的沉重与苦涩，她对婚姻中温情的追求从未止歇。
2021年10月，杨本芬在电话里和章红讨论《我本芬芳》的封面，一旁的章医生问，“灿烂是什么意思？”章红听到妈妈转头对爸爸说，“灿烂就是一个人笑得很开心。”
如今，年近九十的章医生由老家来的一位中年男子照料起居，在请护工之前的十几年里，杨本芬一直担任着照护者的角色。章医生醒得早，凌晨四五点，“啪哒”把床头灯开亮，杨本芬便会立刻跟着醒来，担心他有什么需求，即便他只是翻了个身，她也会惦记着是不是踢掉了被子。
采访进行到下午4点多时，章医生由护工搀扶着从房间走出，他的面容还依稀留着年轻时的痕迹，深眼窝，高颧骨。虽不大能说话，见到陌生晚辈向自己问好，一丝憨厚的笑意浮现在他脸上。
章医生看了一会儿电视，昏沉睡意再次笼罩住他。杨本芬轻手轻脚地走过去，帮他把被子角掖好。
杨本芬的三个子女都考上了大学，章红定居南京，姐姐和弟弟留在了南昌。1970年代，章红(下图左一)和姐姐、弟弟站在包菜地里。1988年，杨本芬、章医生和他们的子女、大女婿拍摄了全家福(上图)。 （受访者供图/图）
“耄耋之年，直面婚姻的真相”
随着第一个孩子的到来，杨本芬上学的梦想再没有实现。一日，她抱着大女儿在马路上玩耍，望见远处一片茶园，采茶女人们的身影，穿梭于浓郁又飘渺的绿意之中。这幅景致将她迷住了。那天晚上，女儿睡了，她悄悄地爬起来，将脑海中的风景形诸文字。作品后来在本地杂志上发表了，她仍记得牵着女儿去县文化馆领取稿费的那天，阳光耀眼。
“我本身就是爱写、爱阅读的人，那时候就是因为没有条件。”履行了世俗生活对自身的要求，卸去柴米油盐的重担，杨本芬晚年在写作中觅得了一份自由。她爱了一辈子文学，书架上五百多本藏书，暗示着她部分的创作来路。
在章红看来，母亲的写作是真正的“救赎”。从前两部对大时代下个体命运的书写转向更隐秘的精神剖析，“我妈妈说她觉得自己很勇敢，我也是同意这个判断的，当你过了一辈子之后，在耄耋之年，能够直面婚姻的真相。”
杨本芬也很清楚，并非所有人都像自己一样，拥有书写的能力。“上了年纪的人呢，更加不被人家看见。认为他们也老了，根本不需要情感。但事实上不是这么一回事，怎么可能咧，一个活活的人。他们还是希望在婚姻里面得到温暖，得到体贴。”
“像我这种婚姻的比比皆是，跟别人聊起天来呀，都是差不多同类的，没有得到疼惜，那我也感同身受。”在杨本芬的记忆里，那个年代，恩爱夫妻有，但不好的婚姻要更多一点。
在铜鼓县汽车队时，隔壁高个子男人打老婆，“像抓鸡一样地把她从平房里丢出去”。杨本芬目睹过两次家暴，其中一次，男人抄起竹椅向女人砸去，女人毫发无损——椅子碰巧像头盔一样卡在了她头上。后来，女人“强悍了一次”，男人跑步回来，坐在一张矮凳子上，她将满满的痰盂兜头倒下，屎、尿、卫生巾都贴在他的脸上。
杨本芬把这样的故事也仔细记下。第三本书出版之后，她先后写了关于母亲和哥哥的文章，现在活跃于笔端的，都是在乡下生活时的邻居。“我喜欢写，因为放不下。”她在创作中没有感受过压力，想说的话、想写的事鲜活而磅礴，一气挥洒于纸上。
如今家中大小事务，皆已托人打点妥帖，唯一令杨本芬忧心的是她的膝盖，两三年前那场糟糕的微创手术，让疼痛加剧了。南昌高新区图书馆邀请她开讲座，本已答应，膝盖却疼起来，“远呀，要坐车”，最终是章红代她去的。一百多本新书被带回家，高高低低堆放在书房的桌子上，等待杨本芬签名。
几年前，章医生还很清醒的时候，杨本芬问了他一个问题，“如果有下辈子，你还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他摇了摇头。
她觉得不可思议，心想，我这一生做得这么好，为你付出这么多，也培育了很好的孩子。
过了一会儿，她又跑到老伴身边。“下辈子你还愿意和我在一起吗？摇头不算，你亲口告诉我。”
“不愿意。”三个字说得清晰。
章红在其中看见两个同样受伤的人，“一个人婚姻不幸，而另一个人觉得幸福，这种情况基本上不会有的。一个女性的觉知提高，获得解放之后，也意味着一个男性获得了解放，得到幸福的可能性变大了。不要以为仅仅是男性在欺负女性，不是这样简单的对立关系，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互相伤害了。如果毫无觉知，这种相互的伤害会一代一代继续。”
南方周末记者 朱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