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张国华82】
1959年3月初，拉萨的形势已不可避免地将要恶化了。但此时，张经武和张国华都因事分别在北京和广州，他们当然心急如焚，不过想到有谭冠三在西藏主持工作，再恶劣的环境和形势，有他在，还是尽可放心的。谭冠三同西藏工委副书记周仁山、军区副司令邓少东、军区副政委詹化雨等紧急研究了拉萨急转直下的形势和处置意见，不断向北京报告，并及时听取张经武和张国华对准备工作的意见。
1959年3月10日，叛乱终于发生。北京3月11日23时复电西藏工委，强调了五点：
一、同意谭冠三对索康等人的表态，并普遍在官员、群众、干部中宣传；二、明确告诉进步人士，西藏永远是中国的地方；三、应多做工作，但不要怕劫走；四、对拉萨周围的叛军进入市区不要阻拦，因为增加一两千人并不可怕；五、注意收集对方的各种证据，片纸只字都是有用的。
此时身在湖北武昌的毛主席，阅示西藏工委的电报和北京的复电后，于3月12日复电说：
方针完全正确。照此形势发展下去，西藏问题有被迫(这种‘被迫’是很好的)早日解决的可能。西藏工委目前的策略，应是军事上采（取）守势，政治上采（取）攻势。目的是分化上层，争取尽可能多的人站在我们一边；教育下层，准备群众条件；引诱叛军进攻。如果叛军进攻时，在初期不要多杀伤，更不要出击，最好使他们先得一些小胜利，是他们感到有望，才有大打一仗的可能否则只能小打一阵，（使他们）仓皇逃走。当然这样也不坏，但不如大打一仗更为有利……他们逃走时，我以为一概不要阻拦，无论去山南、还是去印度，让他们去。
西藏工委根据指示，谭冠三三次写信做争取工作。这些信件都是西藏工委起草后报北京审批后发出的。谭冠三的第一封信，首先对叛军头领表示愿意来军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但是由于叛军阴谋挑拨造成很大的困难，故可暂时不来。
后来江措林回忆说，他在罗布林卡的达旦颇章宫殿左边一间房子里，见到了叛军头领。叛军头领坐在椅子上，双手扶着前额头，满脸愁容。江措林报告了他去军区的情况，说谭政委带来一封信。叛军头领看过信后，很焦虑地说，他们(指鲁康娃他们)说是为了我的安全，实际上是危害我。叛军头领问江措林能否去军区把他的处境谈一下。当江措林准备去军区反映叛军头领情况时，却被叛军限制了行动，再也没能离开罗布林卡一步。
第二天，叛军头领给谭冠三复信说：“昨天（1959年3月10日）我决定去军区看戏，但由于少数坏人的煽动，进行阻拦，确实无法去访，使我害羞难言，忧虑交加，而处于莫知所措境地。您毫不计较，送来的信出现在我眼前时，顿时感到无限的兴奋。有人正在借口保护我的安全，而进行着危害我的活动。对此我正设法平息。几天以后，情况安定了，一定同您见面。您对我有何内部的指示，请通过此人(指阿沛·阿旺晋美)坦率示知。”
阿沛•阿旺晋美，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
叛军头领的复信，是通过阿沛·阿旺晋美转送谭冠三的。以后的信件也是如此。
谭冠三收到叛军头领的信后，又立即给他写了第二封信。信中说，“现在有的人竟敢肆无忌惮，公开地狂妄地进行军事挑衅，在国防公路沿线(罗布林卡北面的公路)修筑工事，布置了大量机枪和人员，已经十分严重地破坏了国防安全。过去我们曾多次向噶厦谈过，解放军负有保卫国防，保卫国防交通安全的责任，对于这种严重的挑衅行为，实难置之不理。因此，西藏军区已去信通知索康、柳霞、夏苏、帕拉等，请他们通知对方，立即拆除一切工事，并撤离公路。否则由此引起恶果，完全由他们自己负责。”
3月12日，叛军又派代表，去尼泊尔驻拉萨领事馆。这一天，叛军头领见到谭冠三的第二封信后，立即回复称：有的人的违法行为，使我无限忧伤。昨天我通知噶厦，责令非法的会议必须立即解散，以保卫我为名而狂妄地进驻罗布林卡的人必须立即撤走，对于昨天、 前天发生的，以保护我的安全为名而制造的严重离间关系的事件，我正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今天早晨北京时间8点半钟，有少数藏军突然在青藏公路附近鸣了几枪，幸好没有发生大的骚乱。关于您的来信中提的问题，我现在打算向下属的几个人进行教育和嘱托。
3月14日，小平亲自拟定给叛军头领的第三封信。这封信仍以谭冠三的名义于3月15日送给叛军头领。
毛主席看到小平拟定的以谭冠三名义给叛军头领的信后，于15日下午批示：“十四日以谭冠三名义，答复的一封信，很好，使我处于主动。看他反应如何。如有复信，不论态度怎样，均应再复一信。以后礼尚往来，可再给信，这些信，准备在将来发表。为此，要准备一封信历述几年以来宽大、忍耐的目的……希望对方本着十七条及历次诺言……”
此时，有病在身的张国华焦虑地关注着西藏事态的发展，并对工委、军区表明自己的一些策略性意见：“所有据点一律固守，继续示弱，诱敌攻我，以抓住叛军。”驻拉萨部队主要任务是设法不让叛军逃走，待主力到达后加以聚歼。
3月15日，张国华带病飞到北京，准备16日抱病进藏。但突然得到北京安排他和张经武去武汉的通知。张经武、张国华在武昌惊喜地见到了毛主席，听取了毛主席对如何处理西藏问题的许多重要批示。毛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阶级本质决定他们要闹事，他们总以为还有资本，总是手中发痒。他们要叛乱，无非是想把你张国华（指解放军）赶走嘛。”毛主席还讲了关于平判改革的方针和步骤问题。
张国华向毛主席报告说，他准备这两天就返回拉萨，毛主席问他：“你不是身体有病吗？有病就在内地多治治嘛。”
张国华说：“西藏现在那么乱，留在内地天天睡不着觉。”
毛主席关切地看着他，说：“有病还是要治的，西藏的建设可离不开你这个司令喏。”
3月16日，在拉萨罗布林卡，叛军头领给谭冠三回复了第三封信。信仍然是通过阿沛转到了谭冠三手中。
18军首任政委谭冠三
亲爱的谭政委同志：
您15日的来信，方才3点钟收到。您对我安全甚是关怀，使我甚感愉快，谢谢。
前天藏历二月五日（公历3月14日）我向官员70余人讲话，从各方面进行了教育，要大家认真考虑目前和长远的利益关系，安定下来，否则我的生命一定难保。这样严厉地指责之后，情况稍微好了一些。现在此间内外的情况虽然仍很难处置，但我正在用巧妙的办法，在官员中从内部划分界限。一旦几天之后，有了一定数量的足以信赖的力量之后，将采取秘密的方式前往军区，届时先给您回信，对此请您亦采取可靠的措施。您有何意见，请经常来信。
16日呈
其实，叛军头领对自己的处境的忧虑，早在1956年4月就向前来祝贺，自治区筹委会成立的陈毅流露过：他主要是怕索康和帕拉整他。叛军头领心里非常明白，我方不会整他。他怕索康，因为索康等人把他的父亲毒死了，使其心有余悸。
在谭冠三收到叛军头领的第三封信后，北京于18日又拟了第四封复信，信中强调：“改变现在局面的有效办法，是西藏对于平息叛乱，采取实际措施，而不是徒托空言，我们表示热忱的欢迎。”但这封信还没来得及送出，叛军头领一行已经于头一天深夜出逃。
军区有关部门随时掌握着叛军头领的动向，在叛军头领等人出逃时，按北京指示精神未加拦阻，并迅速将情况上报。3月19日，军区上报叛军头领出逃的情况时，说明目前留在拉萨的上层，还没有正式公布叛军头领逃走的情况，企图继续迷惑我们，同时在军事上加强准备。毛主席在得知叛军头领出逃的情况后，提出两种处置办法：“宣布为叛国者，以后只有他悔过认罪之后，才可以回来；二、宣布为被人挟持，仍然希望他脱离判众，早日回来，罗布林卡位置及人大位置，仍给他留着。”
随后，北京决定采取第二种办法，于3月20日指出：对于叛军头领逃跑暂不外宣布，只宣传有人挟持叛军头领。即使叛军宣布头领逃到山南，我们还可以利用叛军头领本人来的两封信，向群众宣传头领是被他们强迫架走的。这对打击叛军利用头领名义号召群众，可能有些好处。为此，保留了叛军头领的公开职务，直至1964年。此举表明，北京对叛军头领的外逃是留有余地的，仍然希望他“悔悟回头”。
从拉萨出走的叛军头领一行人马，于3月24日到达山南邛多江，在此见到山南的叛军，并参观美国空投的火炮等武器。随即带上2名空投的美国中情局和在噶伦堡的嘉乐顿珠（叛军头领的二哥）发电报告，得知的复电称：“需要什么服务和帮助，美国都可以做。”
当时，特务阿塔获准至叛军头领卧室拜见，并向他报告了前后的情况。叛军头领对此很高兴，问道：“我们能有去印度的办法吗？”阿塔回答说：“关于去印度的办法，有关方面（中情局）正通过嘉乐顿珠在设法中，情况良好。”随后，同帕拉、索康、先喀、柳霞等人参观了美国第二次空投的武器，有100支步枪、两门无后坐力炮、20支冲锋枪并带子弹。美国特务当场将50支长枪和1门炮分给叛军头领警卫团使用，其余分给其它部队。
1959年3月26日，叛军头领一行到达隆子宗(现隆子县。叛军头领的母亲和大姐随之同行，并在此住了一晚。到达印度的达兰萨卡后，相当一段时间里，其母亲和大姐不认同叛军头领的行为)，即召开群众大会。随后，阿塔罗布一直为叛军头领一行获得去印度的护照而不断同美国联系中。叛军头领到达麻玛后，因天下着雨，加之身体也不大适应，在此住了两天。
等待去印度的护照仍无回音，嘉乐顿珠曾请叛军头领住在西藏“一个牢稳的地方”，但帕拉担心叛军头领的安全，仍然坚持他去印度为好。阿塔又问帕拉：“现在山南有一万多部队，能否集中起来投入作战行动。”帕拉回答说，现在没有武器供应他们，暂时仍照样待着好，等来了武器之后，在组织起来，阿塔二人将需要3万件武器的要求报告了中情局，然后将之前美国空投的30万卢比，经帕拉交给索康等人，将其中18万卢比兑换成藏银，交给积极协助叛军头领出逃的色拉寺阿巴扎仓堪布；12万卢比退还阿塔二人。二人经帕拉引荐第二次见到叛军头领，叛军头领赐予了摸顶，护身符等鼓励。
然而，叛军头领在出逃印度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否认是受中情局的策划，说什么“1959年3月以前与美国并没有直接联系”。还说在他出逃时美机空投是“无稽之谈”，只有一个负责无线电收发的康巴人陪伴在他身边。如前所述，事实并非如此，叛军头领后来也不得不承认了。
美国中情局负责西藏事物的官员约翰·肯尼思·克瑙斯回忆说：“在叛军头领出逃的那几天里，华盛顿的少数官员，包括总统在内，都密切关注中情局一年空投的两名发报员发回的电报。这两名发报员一直与中情局保持单线联络，他们也加入了出逃的队伍。”两人发回电报，要求美国就叛军头领一事提前与印度正式交涉。美国立即就叛军头领问题与印度交涉，要求尼赫鲁接待叛军头领，并且在6小时内得到了尼赫鲁完全的同意。
3月26日，美国集中讨论西藏问题。应中情局局长杜勒斯的要求，艾森豪威尔立即批准了中情局3月30日制定的秘密支持叛军头领的计划。事件发生后，印度也公然支持叛军。
叛军发起进攻之后，在拉萨的工委，军区负责人谭冠三、副司令邓少东、副政委詹化雨和工委副书记周仁山等，立即于3月20日凌晨5时召开会议。到会的有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扶廷修、政治部副主任周特夫、后勤部政委李华安、副部长于一星、第155团政委乔学亭、第159团团长郭志贤、炮兵第308团政委宋盛祥、警卫营长朱秀山；司令部作战处长邹鸿鸣、情报处长李奋等机关有关人员；还有西藏工委秘书长郭锡兰、副秘书长宋子元、组织部长惠毅然等。西郊、北郊各单位的指挥员因为被叛军阻隔，未能参加会议。会议的中心是研究叛军在拉萨已经发动全面武装进攻的情况下，如何根据指示精神做出正确处置，是继续坚守待援还是开始反击，也就是打不打，怎么打的问题。
此时在拉萨的敌我双方兵力状况是：叛军7000余人，其中藏军2600余人，藏军在拉萨共4个团，藏军第一团（叛军头领警卫团）645人，随叛军头领外逃125人，驻罗布林卡520人（其中部分人在外磨糌粑）；第二团1023人，已去山南投靠“卫教军”258人，分布在市内各要点以及药王山等处400余人，在北郊营房内城留守400人；第四团489人，驻市区洛布括兵营，但因薪饷短缺，纪律涣散，常有外出做小工糊口的，实际在营区人数不多；第六团（警察）357人，在市区设有4个“搓康”（派出所）、27处岗楼。以上藏军总计2600余人，在拉萨的实有2000～2300余人，装备步枪冲锋枪2200余支、轻机枪122挺、重机枪9挺、火炮34门。从四川康区和青海藏区窜入拉萨的叛军原为5000余人，后前往山南和黑河等地3500人，留在拉萨1500余人，多数人有步枪或手枪，这些人除进入罗布林卡外，多集结在恩珠仓、郎加多吉宅等地。拉萨哲蚌、色拉、甘丹三大寺共有僧人1.5万人，估计其中1/5的参加（战后在三大寺调查，有8675名僧人参加，其中叛首、骨干分子3351人），在战前已配发各种枪1500支。
自1959年精简、内调后，驻守拉萨和拉萨附近的解放军部队很少，只有13个连队。
叛军人数较多，其中康、青地区叛军为骨干分子，但其多数已离开拉萨前往山南等地；藏军各团以及三大寺僧人均无战斗力，且在我部队监视或控制之下。我作战部队兵力虽少一些，但战术思想先进，作战指挥有力，组织协调周密，且有绝对优势的炮兵火力支援。与会人员全面地分析了当前情况，认为西藏主要官员挟持叛军头领外逃，是因为其没有信心与解放军对抗。自叛军头领出逃后，拉萨叛军有向全区分散或尾随叛军头领向山南、国外逃跑的迹象。为防止叛军分散逃跑或向山南地区转移，为以后的平叛作战带来困难，应当立即进行反击，力争将拉萨地区的叛军全歼，以争取平叛斗争的主动权。只要解放军集中兵力一块一块地作战，完全有把握歼灭叛军于拉萨；当前叛军正处于欲战欲走犹豫不决的动摇状态，是发起反击的最好时机。
20日10时，谭冠三审时度势，果断决定：“打！”下达完命令，谭冠三又说：“一切责任由我承担。”
经过三天两夜的战斗，拉萨的武装叛乱被平息。由于平叛部队坚决贯彻了保护历史文物古迹的指示，对重点文物建筑实行“围而不打”或警告式攻击，因而使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大昭寺以及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等建筑得到很好的保护，免于在战火中遭到破坏。
战斗刚结束，拉萨群众不顾零星的枪声流弹，纷纷走出家门，焚香顶礼，额手称庆，欢呼新生。当反击炮声刚刚停下来时，聚集在阿沛家里的噶雪·曲结尼玛、擦地·益西朗杰、郭苏、玛朗巴等上层爱国人士，立即剪下象征旧时代官员的长发髻，纵情欢笑痛饮，畅吐胸中的闷气，举杯相庆，展望未来。市内商店陆续开门营业，郊外农民下地春耕生产，人民生活迅速恢复正常。
（未完待续）
【注：《井冈山上走出的“井冈山”——张国华传》作者尚有少量存书。如有需要者可私信留言联系。参加对印反击战或者18军的老战士，作者敬赠此书，赠完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