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一直说《苦菜花》给了他以小说的启蒙。
《苦菜花》里关于打仗的描写，关于武器的描绘，都直接给了莫言以战争细节的示范。
因为莫言在部队里的时候，并没有接触过武器的运用，所以，他写《红高粱》的时候，对武装使用，一无所知。
这样，《苦菜花》里的描写武器使用的细节，便成了莫言的救命稻草。
我们不妨看看在打枪的细节上的描写。
在《苦菜花》里，具体地描写了手枪使用的具体操作办法。小说里写道：
——他猛一下坐到石头上，掏出“三把匣子枪”，用力向枪膛里压子弹，弹膛已装满，他似乎还不满足，还在向里塞，一直到手都攥出汗来。——
这段描写里，强调了“压子弹”这一种动作，记忆超级良好的莫言很快把这种战斗的细节，用到他的小说里了。
我们看《红高粱家族》里的描写：
“爷爷在父亲的细言碎语中，用那只伤手往手枪里压子弹。”
“伪军打着枪冲上来，爷爷侧歪着身子往匣枪里压子弹。”
压上子弹，接上来，就开始进入到“击发”的环节了。
看看《苦菜花》里是如何描写的：
“她警觉地向四周看看，把匣子枪掏出来，顶上火，紧握着继续向前走。”
注意，这里有一个“顶上火”的用语，喻示着箭在弦上，可以击发了。
莫言把《苦菜花》不知翻了多少遍，已经将这本小说融入到血液之中，在写作《红高粱家族》的时候，也用上了《苦菜花》里的使枪动作：
“父亲泪眼模糊，掏出匣枪，顶上火儿。”
同时，对武器的外形特征，莫言也大言不惭地从《苦菜花》里吸取营养。
我们看看《红高粱家族》里的关于刺刀的描写：
“父亲的‘三八’枪上好了刺刀，刀光闪闪……”
再看《苦菜花》里的类似的语句：
“枪上的刺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苦菜花》的作者冯德英写作这部小说的时候，只有20岁，小说定稿的时候，也只有二十二岁。小说出版时，他二十三岁。
这简直是一个奇迹。
问题是《苦菜花》的语句非常成熟，对人性的刻画已经达到了入木三分的地步，连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莫言，也对小说里的情感刻画赞不绝口，称之为红色经典小说里绝无仅有的。
然而，这样一部无论是语句还是内涵都可以用着深刻的标签来定性的小说，却是冯德英的创作历程中，品位最高的。
之后他写的一部名叫《迎春花》的小说，与《苦菜花》不能相比。在《迎春花》里，作者的语言变得冗长而乏味，情节进展掌控疲塌，部分触动人性的情节，还是在重复着《苦菜花》里的设计。
简直难以相信。《迎春花》这部小说，本该能够比《苦菜花》更精彩一点，但作者在《苦菜花》里展现出的灵气，在这部小说里，却几乎寻不着踪影了。
这真是一个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地方。
笔者不得不阴暗地猜测，《苦菜花》里的高超的艺术素质，很可能来自于责任编辑的点化与润色。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冯德英当时在写《苦菜花》的时候，阅读过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苦菜花》的基本语言框架，受到《静静的顿河》的很大影响。
比如上面引用的那个刺刀闪着光亮的描写，在《静静的顿河》的白描描写中，有很多不同形式的文学表现。我们不妨看一下《静静的顿河》里，对物体闪光所带来的视觉感受的不厌其烦的描写：
——“马刀的柄随着脚步的拍子抖动，被太阳照得发出了黯淡的光亮。”——
——“体格高大、膘满肉肥的马匹摇晃着剪得很短的尾巴，被太阳照得闪闪发光。”——
——“银刀鞘晃来晃去，碰得马镫叮当乱响，在太阳底下闪烁着火焰一样的光亮。”——
可以说，这种对武器的反光的刻意描摹，引发出了《苦菜花》里的类似描写。
而值得注意的是，莫言的一个重要的文学模仿源头，就是《静静的顿河》。
这种模仿，甚至达到了抄袭的程度。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莫言与《苦菜花》的作者，都有着从《静静的顿河》里吸取营养的共同写作规律，这必然导致他们在用语上，有相似的地方。
有可能莫言是直接从《静静的顿河》里吸取了构词造句上的影响，但也不排除他直接从《苦菜花》的二手倒卖中，接收了《静静的顿河》里的修辞手法与意象用语。
莫言对《静静的顿河》的袭仿，包括情节构造、人物刻画、意象营建、语词习惯等多种方式，笔者之前有专文论述，这里按下不表。
但《红高粱家族》对《苦菜花》的直接移植的现象，是非常明显的，我们至少可以从四个情节中，看到《红高粱家族》对《苦菜花》里的情节元素的接纳。
这本质的原因，还是《苦菜花》的小说空间，与《红高粱家族》作者莫言的叙事环境有着高度的密切关系。两个作者都属胶东地区，属于一个地理环境圈，经历的历史有着共同的源头，这必然会使得他们的叙事作品，有着相似的情节线。
而《苦菜花》给予莫言的深刻印象，使得莫言在创作同一历史时空里的作品的时候，很自然地就会将前辈作家的文学构造，转化到自己的笔下来。
我们下面约略概括一下《红高粱家族》从《苦菜花》里移植或者直接地说是窃取了四个方面的情节：
1、 枪毙强奸的士兵。
在《红高粱》中，描写余司令的叔叔余大牙，四十多岁，喝了酒之后，奸污了村里的村花玲子。
事情发生后，队伍里的任副官，要求枪毙余大牙，余司令说：“睡个女人，也算不了大事。”
但任副官不答应，最后余司令不得不枪毙了余大牙。
这个情节在《苦菜花》中也是一个重要的部分。
小说里描写八路军收编了土匪柳八爷的队伍，其中有一个马排长，救过柳八爷的命，也是因为喝酒，奸污了村里的一个姑娘。事情爆发，八路军的团长要枪毙这个坏蛋，但柳八爷不同意，认为“奸污一个女人是小事”，八路军团长对他进行了教育，还是把这个坏蛋给枪毙了。
这个情节在《苦菜花》里很自然，因为小说表现了八路军如何把一个土匪武装，改造成了人民的军队。
但《红高粱》里移过就有一点不伦不类。
本身小说里的余司令，也就是小说里的“我爷爷”，就是通过强取豪夺的办法，在高粱地里，强行地得到了“我奶奶”，电影与电视剧都对这一幕进行了大张旗鼓的艺术化呈现，但是，再如何美化这种野合的场面，也无法改变这种手段上的强掠性质。
《红高粱》的出现反映了八十年代中期试图对旧有道德的挑战，来重新建立一个新时代的话语体系。当时的确具有耳目一新的震撼力，但时过境迁，它在今天我们的视角看来，带着一种突兀感，如果不是后面有一段抗日的情节，中和了前面的这种道德挑战章回，整个小说的构架几乎难以立足。
可以看出，余司令本身在情感上，就是匪气十足的，现在突然在小说里，更改自己的立场，这样的情节并不符合余司令这个整体的人设。
实际上，莫言最初开始写《红高粱》的时候，仅仅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中篇，根本没有考虑到日后还会有续篇，合成一个总名为《红高粱家族》的长篇小说，所以，后来续写的系列中的其它中篇，打破了前面的人设，比如，在后来的几篇章回里，还提到‘我爷爷”与“我奶奶”的浪漫爱情之外，还有一个第三者恋儿，“我爷爷”基本是在“我奶奶”与小三之间轮流走读，同时，“我奶奶”也跟一个叫黑眼的人同居在一起，令沉醉在系列里的第一篇小说《红高粱》中的真挚爱情氛围中的读者大跌眼镜。
所以，《红高粱》里袭用《苦菜花》里的进行纪律整肃的情节，用在土匪武装上，便缺乏合理性。
2、 伏击日本兵的车队。
《红高粱》里的“我爷爷”最终带领乡亲们，与日本兵的车队展开了殊死战斗。
日军的车队里有四辆汽车，“第一辆车上和最后一辆车上”，架着歪把子机枪。
最后，“我爷爷”是用土炮轰掉了敌人的军车。
在《苦菜花》的最后部分，也有一场战斗，是部队在攻克道水城的时候，有一支部队狙击敌人的增援。
小说中写道：“敌人的快速部队乘着汽车，车头上架着机枪、钢炮，轰轰隆隆地飞奔过来”。
战士们用手榴弹阻击敌人，又拿着大刀，杀向敌人。这种战争的形式，基本被《红高粱》里的最激动人心的终极战斗所采用。
3、 日本兵的残忍暴行
《苦菜花》对日军的暴行涉及很多，比如，把群众抓起来，威逼群众交出兵工厂的位置，杀害了很多无辜的群众。
而在《红高粱》中也有一章描写了日本兵抓住了反抗日军的罗汉大爷，在全村民的眼皮底下，对他实施了剥皮酷刑。
这种描写，《苦菜花》中虽然没有同样的情节，但是日本军的残酷，不亚于《红高粱》里的描写。
在《苦菜花》中，日军抓到了我军战士，让村里的媳妇们认领这些男人，没有人认领的，就是战士。村民们，为了救下战士们，放弃了对丈夫的认领，而把八路军战士当成自己的丈夫领回家。
最后，没有能认领的丈夫，被敌人枪杀了。
在《苦菜花》里还写到日军来到村里，烧杀抢掠，在第五章提到王竹媳妇，看到日军来了，“吓掉了魂，闩着门在炕上发抖，连动都不敢动。”但日军还是撞断了门闩，闯了进来。
在《红高粱家族》系列中的《狗皮》里描写“我爷爷”的小三恋儿也遇到了如出一辙的鬼子入侵，虽然她也是闩了门，但挡不住日军砸门闯了进来。
4、 小说里的偷情情节。
《红高粱》里的“我奶奶”嫁给了一个酒坊的老板，也算是老板娘了，但她偏偏看上了抬轿的杠头“我爷爷”，演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爱情壮剧。
而这个爱情模式，在《苦菜花》里出现了两回。
一个是著名的杏莉母亲与长工的偷情，生了女儿杏莉。莫言小时候受到这段情节的强烈刺激，直播诱发了他在《红高粱》里再次浓墨重彩地描写老板娘与长工之间的如火如荼的爱情。
在《苦菜花》中，杏莉的母亲的一生太悲惨了。女儿杏莉，被她的名义上的丈夫给害死了，然后杏莉母亲与长工又生下了儿子，但日军扫荡，一家三口躲到山洞里，被日军全部杀死。
小说里的苦味的爱情，划上了一个凄苦的句号，令人伤心欲绝。
另一个就是第15章里描写的一个花子与长工老起的爱情故事。花子嫁给了一个土财主的儿子，但这个儿子是一个傻子，什么都不懂，就像《红高粱》里“我奶奶”嫁给了的“麻疯病”的酒坊老板的儿子一样。
花子与老起过从甚密，怀上了孩子，后来脱离了原来的那个财主家庭，拥有了自主的爱情。
不过，花子的这段爱情同样没有顺风顺水地走到最后。后来日军为了找到隐身的八路军战士，把村民抓起来，让妇女认丈夫。花子认走了八路军战士，而丈夫被日军杀害。
这个战士为了感恩，最终拒绝了漂亮的女战友的求爱，而与这名村妇结婚。这个情节相当的动人心魄。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莫言不仅从《苦菜花》里汲取了历史背景、军事常识，还移植了故事情节、人物设置。可以说，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是对已有的《苦菜花》这类文学作品包括《静静的顿河》这样的最早的范本的一次敷衍铺排，钟事增华。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空穴来风，天降意外，而是有着莫言所在的山东土地的红色文化的浇灌与滋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