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贵州猖狂的土匪
贵州各地获得解放之后,国民党在贵州的统治虽然已经土崩瓦解,但当地的匪乱却十分严重,贵州局势依然严峻,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当贵州各族人民为获得解放而欢欣鼓舞、努力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时候,潜伏各地的国民党军队的残余势力与封建势力、土匪、恶霸相勾结,组织发动了以颠覆人民政权为目的的土匪大暴乱,妄图把新生的人民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
贵州匪患持续的时间特别长,在大西南剿匪过程中,显得最激烈也最漫长,引起了中共中央和西南局分区的高度关注。这些土匪非常猖狂,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对解放军进行顽固抵抗和扰乱。
贵州土匪如此猖狂,是由于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有如下一些方面的原因:
第一方面是因为解放军向前挺进速度比较快,未来得及站稳脚跟,就继续向西南的其他地区进军,没有完全控制好局面。
新政府对贵州的封建势力、封建秩序和国民党的反动保甲制度还未来得及触动,广大乡村仍被其所统治,大量的封建迷信组织(如哥老会及其他会道门等)和民间枪支仍为其所掌握。
第二是在西南作战中,一些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乘新政权还没有站稳,进行招兵买马,扩充兵力,为了自己的封建利益进行顽固抵抗。
第三是由于贵州山高谷深,地形复杂,交通不便,文化落后,地区贫富悬殊等因素,也给土匪的活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贵州匪乱的猖獗与大量的国民党特务有着很大的关系,因为很多国民党特务都是土匪的骨干成员。这些土匪的后台多为封建地主,他们依靠封建关系,招兵买马,提供枪支,以叛军惯匪为打手,他们欺压百姓,强买强卖,并聚众闹事。在土匪成分中地主、恶霸、军阀、政客、特务、惯匪几乎占十分之九。
贵州的土匪有如下一些人:
自称“贵州人民反共自救军总司令”的曹绍华、与台湾用电报保持联系的大特务相家华、匪“黔东南绥靖区总司令”谢世钦、匪“黔东北总指挥”史肇周、匪“第十四兵团司令官”蔡世康、匪“反共救国军第八兵团司令”罗湘培、匪“贵州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第二副司令”车开荣、石歼县的两大封建势力代表并称“西吴”、“东吴”的吴登仁、吴河清……
这些土匪恶霸大多和国民党势力勾结在一起,成为国民党反动统治、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反动代表。可见,造成匪乱猖狂的局面和国民党的纵容有着很大关系,而且,国民党还直接策划了贵州匪乱。
早在1949年1月,国民党贵州省政府主席谷正伦和贵州保安副司令韩文焕就秘密到南京接受反动任务,蒋介石妄图把贵州当成抗拒共产党的最后一块根据地。
在蒋介石的指示下,谷、韩等匪帮和中统、军统等特务机关勾结一起,共同策动土匪暴乱。他们对贵州当地土匪进行“反共”思想的“教育”。
谷、韩匪帮更是加强了对土匪的军事训练,并大量招兵买马,从人力上为其开展所谓的“游击战争”和长期干扰解放军做准备。
谷、韩匪帮还开办土匪训练班,把贵州地主恶霸、军阀政客、土匪特务、帮会组织中的反动分子都大量收罗、组织起来,试图把他们培养成“反共中坚”,作为和新中国政权对抗的力量。
二,新生人民政权面临考验
在贵州藏匿着大量的土匪和反动武装,但当时西进大军来势凶猛,他们有些胆怯,并没有太大的举动。一些旧时的封建地主因为不太了解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政策,也在暗中观察和等待。
贵州解放后,表面上看比较安定,那些土匪恶霸显得很安静,贵州各地人民群众都在庆祝胜利。
可是好景不长,解放军继续向西挺进后,只留小部分兵力在贵州,其余大部有的入川作战,有的进入云南。当时有少数部队在贵州负责城市接管和地方治安工作,除城市之外,广大农村并没有军事部署。
那些潜伏已久的土匪武装和国民党特务,见叛乱的时机到了,纷纷蠢蠢欲动。他们四处奔走串连,迷惑群众,煽动反动情绪,这些无恶不作的土匪恶霸终于开始行动了。
这些早有预谋的土匪们,先是小范围进行破坏行动,以此来试探解放军的情况,后来发现解放军在贵州的力量薄弱,就明目张胆了。
再后来,土匪就进行了大范围的叛乱和破坏,专门对抗解放军和新生的人民政权以及单独执行任务的解放军部队。他们袭击单独行动的地方工作人员,伏击解放军的班排分队,攻城掠镇,占领地盘,进而疯狂地展开了大规模的土匪游击战。
贵州土匪和国民党特务妄图与西南几省的土匪遥相呼应,实现其建立西南大陆游击根据地的阴谋计划。土匪的破坏、进攻,给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和社会的安定帯来了极大的挑战。
除贵州各地顽固封建势力纷纷自树旗帜、霸占一方外,一些原先的国民党起义部队由于受到特务分子的鼓动,也开始武装叛乱,与解放军进行对抗。
根据当时的统计,贵州全省大约有土匪集团460余股,武装土匪达13万之多,武器装备也有一定规模。他们到处抢劫、破坏、杀人、暴动、劫商行、打军车、围攻刚刚建立的乡镇人民政府和县城,残害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及进步人士,气焰十分嚣张。
1950年1月14日,二野五兵团参谋长潘焱随兵团司令员杨勇,率兵团指挥机关参加成都战役后返回了贵阳。他们在途经遵义、乌江之间的刀靶水时,当地土匪得知杨勇司令员的行踪,便在刀靶水事先设下了埋伏,企图消灭解放军二野五兵团的首长们。
土匪们待五兵团机关部队进入伏击圈后,枪林弹雨就一起射向解放军战士,战士们马上停下来进行反击。
有一个匪首高喊:“打吉普车,那里坐的是大官。”
就这样,坐在吉普车里的杨勇司令成了土匪射击的目标。顷刻间,吉普车敞篷被子弹打了一个又一个洞口。幸好杨司令反应很快,马上下车指挥战斗。这场战斗,解放军战士将土匪击溃,安全抵达了贵阳。
4月6日,十六军一四一团一营,被三股猖狂的土匪包围在水城、纳雍之间地带,战士们打了3个昼夜的时间,才脱离了土匪的包围圈,但也因此付出了牺牲200多人的代价。
4月下半月,贵州省委和五兵团领导到重庆西南局参加会议,在川黔边界处受到800多名顽固土匪的疯狂阻击。
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这群恶贯满盈的土匪恶霸,给解放军和新生的人民政权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单单解放军的军政人员牺牲的就多达2000多人。
军政人员积极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开展地方工作,他们还组织领导群众和匪特封建势力作坚决斗争,为此,有的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当时,贵州全省被土匪控制了31个县,新生人民政权控制了48个县,但多是县城和少数乡镇,广大的乡村地区并没有触及。
推开那张土匪分布地图,整个贵州就像一张被虫蛀得千疮百孔的大桑叶,而解放军控制的几条主要公路线就好比几根残存的叶茎,随时都有被吞噬的可能。
在短短两个月时间里,贵州大部分地区交通受阻、城乡隔绝、生产停滞、商业萧条,老百姓担惊受怕,社会秩序十分糟糕。新生政权无法正常工作,生命安全难有保障。
由于中共中央和西南军区对贵州当时土匪力量和破坏性估计不足,使贵州解放军一时难以抵挡土匪疯狂进攻。
当时一些干部和战士在思想上还没有认识到匪乱的严重性,所以,某些战士和干部对土匪不以为然,有的人甚至觉得:“大江大海都过了,还在乎这几个毛毛匪?”
土匪一次次袭扰和进攻,不仅牺牲了很多战士和干部,连正常工作都无法开展。使大家认识到匪乱的严重性。
而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和西南军区也开始关注贵州的匪乱问题了,并思考着如何部署剿匪事宜。
三,中央要求镇压匪乱
针对全国各地出现的土匪情况,中共中央发出了大力开展剿匪行动与建立革命秩序的重要指示,提出了“军事进剿、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正确方针,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号召把剿匪工作进行到底,给人民群众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也为开展地区工作创造条件。
鉴于贵州和西南等地的土匪已经到了十分猖獗的地步,所以,早在1950年2月,邓小平就亲自草拟了一份“关于西南情况和工作方针”的加急电报,放在了毛泽东的案头。
毛泽东主席在百忙之中,翻阅了邓小平的电报。
邓小平在报告中写道:
鉴于西南匪患的猖獗,剿匪已成为全面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无从着手。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封建地霸武装,沆瀣一气,妄图颠覆新兴的人民政权。
毛泽东看完电报后,同意邓小平的决定,并作出了自己重要的指示。
3月份,邓小平、刘伯承和贺龙等首长召开会议,对西南的整体剿匪工作进行研究,最后作出了具体的安排和部署:
西南封建势力原封未动,剿匪已成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无从着手。
迅速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是广大群众最迫切的要求,也是各阶层人士所热烈拥护的,要求西南全党、全军,必须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剿匪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要把剿匪斗争当作解放大西南的第二战役来打,要求野战军地方化,领导一元化,重新调整兵力部署,迅速学会新的斗争方式。
在这次会议中,大家一致认为,剿匪战斗要比普通的军事斗争复杂与艰苦得多,仍然包括流血和牺牲,而且不是打几个冲锋就能解决问题的。
邓小平强调,要取得胜利,不仅需要坚定和勇敢,更重要的是要有智慧、有策略、有办法。
就这样,一场大规模的剿灭土匪斗争,就此拉开了序幕。
西南局和西南军区部署完剿匪任务后,贵州省委和军区也召开了多次军事会议,详细讨论了贵州的匪乱形势,认识到了土匪问题的严重性,具体部署了贵州的剿匪工作。
会议做了重要的人事安排,以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苏振华、省主席兼军区司令员杨勇为核心,成立了25人的剿匪委员会。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号召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和支援剿匪斗争。
在西南军区部署剿匪工作之前,各部队就开始为剿匪积极行动,全力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解放军二野五兵团曾发布命令:十六军主力除四十八师留川剿匪外,其余部队全部返黔剿匪。
根据五兵团的部署,十六军军部带四十六师一三六团、四十七师一三九团、补训团、炮兵营,开赴遵义地区,执行剿匪任务。
对于贵州猖獗的匪患,很多战士已经是愤恨到极点。自从部署完剿匪的任务后,大家都迫不及待地要奔赴战场,下决心要杀杀这群土匪的气焰。
当时十六军还把各剿匪部队领导召来,按照中央和西南军区的指示,在作战地图上划分了剿匪区域:
一三九团以仁怀为中心指挥所,负责仁怀、桐摔、习水、赤水四县的剿匪工作。团部率三营驻仁怀;二营驻东皇场,所属一个连驻赤水(现官渡区);一营驻桐梓。
一三六团以绥阳为中心指挥所,负责绥阳、正安、道真、凤冈、务川五县的剿匪工作。团部率三营驻绥阳;一营驻正安,所属一个连驻凤冈,所属一个连驻务川。
军直属部队组成遵义、湄潭指挥所。炮兵连驻湄潭;警卫营两个连驻遵义市;补训团两个连及通信连、担架连分布于遵义县各区。之后,就开始全面的剿匪战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