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历史的车轮如何碾压，那些正义的、正直的、感动的、无私的人和事，总也抹不掉它曾经的痕迹。大爷爷去世二十多年了，我们村和他相处过的现在仍然健在的老人，还是和他未曾谋面的年轻人，提起他都对他的“傻气”直竖大拇指。
九岁那年,大爷爷跟随太爷推着独轮车，从关里来到当时被称作北大荒的呼兰，完成一家老小为了不挨饿的闯关东之旅，那时爷爷还在襁褓当中。
那时是满洲国时期，日寇的铁蹄践踏着大半个中国的河山，土匪横行，官绅不仁，平民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时呼兰大地满目疮痍，洪荒中泛着新翻的泥土气息，三两个窝棚在河那边支起，四五个茅草房在河这边林立，伙计窝棚,瘸马街,李冒气,穷棒岗,三间房这些古老的村名，正是那时的遗迹。大爷爷一家人借住在活计窝棚一户人家的北炕，太爷爷给一个大户人家作长工，九岁的大爷爷给那个大户人家放马。那年的七月份，玉米，高粱长的一人多高，这个时节正是闹胡子的季节，附近村落胡子的卧底（百姓口中的“花舌子）把某某大户家有多少钱，怎样的防御条件，有无官场做后盾等详细的消息报告给胡子（插签），根据插的签，胡子就开始抢劫这家大户。打翻张子（烙油饼），骂吃挑龙（吃面条）。胡子在这家吃饱喝足，抢劫钱财还不算完。胡子还有两大喜好，第一是枪，如果哪家大户有枪那是必须收缴的。第二是马，碰到哪家大户有好马匹，那些马匹也一定抢走。大爷爷放马的那家大户就遭遇过胡子的抢劫。那天还没吃早饭，胡子就来到这家的南大门了。大爷爷听到胡子进村的消息后，把所有马的缰绳都解开，骑上头马，圏赶马匹从北门出发向北面的青纱帐跑去，胡子进到院子里，看到有人放跑马匹，骑着马在后面追，并开枪射击。子弹透过青纱帐的间隙，在大爷爷的头皮上飕飕的飞。尽管有生命危险，大爷爷还是没有停下，最后没让东家损失马匹。大爷爷九岁就知道恪尽职守，讲道义。
随着年纪的长大，大爷爷开始干大人的活计，他庄稼活干得麻利，干净，利索还快，被选为长工打头的。每次铲地，割地他总是第一个到地头。到地头后他从来不休息，又掉过头去接最慢的。人们都说他身板是铁做的。
爷爷娶奶奶，三爷娶三奶时我家已经打下一份家业，已置下三垧地，五间草房，那时大爷爷依然单身，哥三没有分家，还生活在一起。当时日本鬼子到处抓劳工，每个成年男子都有出劳工的任务，轮到爷爷到哈尔滨修飞机场出劳工，是大爷爷替的，轮到三爷爷到虎头要塞出劳工，也是大爷爷替他去的，大爷爷说:“你们俩都拖家带口的，万一有个意外，丢下孤儿寡母怎么生活啊？我自己一个人，人走家就搬，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我出点意外无所谓。”那时给日本鬼子出劳工，那是九死一生，加班加点的干超负荷的体力活不算，还吃不饱饭。有多少出劳工的人，被折磨死在它乡。大爷爷在虎头要塞出劳工，因为不会唱日本歌，被认做是抗日，被打得左耳朵都聋了。
大爷爷冒着死亡的危险逃回家乡，未敢久留就逃到了拜泉县，找了个给县长家赶马车的差事，那时的马车比现在的轿车还高贵，出车都拉些贵重物品，自然成为胡子抢劫的对象。有一年也是庄稼起身时节，大爷爷正架着四匹马的大车，拉着一车贵重物品走在乡间的土路上，突然从路旁的高粱地里串出两个人，高个的拿一把大刀，矮个的端着一把手枪，两个人立于马的前面，把马车叫停。大爷爷每次出车为防止意外，身边总放一把长把板斧，大爷爷看到车被拦停，知道遇上了胡子，他以干庄稼活的利落身法，以迅雷的速度，来到端手枪的胡子面前，在胡子惊诧的目光下，把板斧架在拿枪胡子的脖子上，缴了胡子的枪。把枪口对准了拿刀的胡子，胡子在大爷爷的气势逼迫下，放下了武器。两个胡子为了活命，都给大爷爷跪下。大爷爷了解到两个胡子都是穷苦人，为生活所迫，干起了抢劫的勾当。便放了他俩。他回去后把刀上交给县长，枪自己留下来。也许为报耳聋之仇，听说他带枪参加了一柳子专门和日本人作对的胡子队伍，也不知道他和日本鬼子交战多少次，对于这段当胡子的历史，直到死大爷爷都从未提起过，我也只是从和他一起去过拜泉的老人嘴里知道一言半语。
日本投降了，东北解放了，成立人民民主政权，大爷爷回到生产队参加生产，因为他没文化，干农活又快，在生产队当打头的（干活时领头的）。别看他是个打头的，可他比队长还认真，哪个社员草没铲净，哪个社员占生产队便宜，哪个年轻人打扮流里流气，他都会当面指责，甚至不顾情面的责骂，社员们既怕他，又称赞他。大爷爷虽然看似无情，但看到在我村教书的原县委书记马力没有住处时，他主动让他去他的屋里居住，马力和他在一铺炕上住了一年多，结下深厚友谊。
大爷爷六十岁时娶了从山东逃荒过来的大奶，当时大奶四十多岁，有抽风病，在山东那边因为五八年挨饿，跑到东北来的。大爷爷和大奶生下小老叔，大爷爷活了八十三岁。现在有时村民提起:“你这样吊儿郎当的，要是某某活着一定会骂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