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历史的车轮如何践踏,正义、诚实、感动、无私的人和事永远无法抹去它的痕迹。正义是正义的。
大爷爷爷去世二十多年了,我们村和他相处过的现在仍然健在的老人,还是和他未曾谋面的年轻人,提起他都对他的“傻气”直竖大拇指。
九岁那年,大爷爷跟随太爷推着独轮车,从关里来到当时被称作北大荒的呼兰,完成一家老小为了不挨饿的闯关东之旅,那时爷爷还在襁褓当中。
那时是满洲国时期,日寇的铁蹄践踏着大半个中国的河山,土匪横行,官绅不仁,平民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时呼兰大地满目疮痍,洪荒中泛着新翻的泥土气息,三两个窝棚在河那边支起,四五个茅草房在河这边林立,伙计窝棚,瘸马街,李冒气,穷棒岗,三间房这些古老的村名,正是那时的遗迹。
大爷爷一家人借住在活计窝棚一户人家的北炕,太爷爷给一个大户人家作长工,九岁的大爷爷给那个大户人家放马。那年的七月份,玉米,高粱长的一人多高,这个时节正是闹胡子的季节,附近村落胡子的卧底(百姓口中的“花舌子)把某某大户家有多少钱,怎样的防御条件,有无官场做后盾等详细的消息报告给胡子(插签),根据插的签,胡子就开始抢劫这家大户。打翻张子(烙油饼),骂吃挑龙(吃面条)。胡子在这家吃饱喝足,抢劫钱财还不算完。胡子还有两大喜好,第一是枪,如果哪家大户有枪那是必须收缴的。第二是马,碰到哪家大户有好马匹,那些马匹也一定抢走。大爷爷放马的那家大户就遭遇过胡子的抢劫。那天还没吃早饭,胡子就来到这家的南大门了。大爷爷听到胡子进村的消息后,把所有马的缰绳都解开,骑上头马,圏赶马匹从北门出发向北面的青纱帐跑去,胡子进到院子里,看到有人放跑马匹,骑着马在后面追,并开枪射击。子弹透过青纱帐的间隙,在大爷爷的头皮上飕飕的飞。尽管有生命危险,大爷爷还是没有停下,最后没让东家损失马匹。大爷爷九岁就知道恪尽职守,讲道义。
随着年纪的长大,大爷爷开始干大人的活计,他庄稼活干得麻利,干净,利索还快,被选为长工打头的。每次铲地,割地他总是第一个到地头。到地头后他从来不休息,又掉过头去接最慢的。人们都说他身板是铁做的。
爷爷娶奶奶,三爷娶三奶时我家已经打下一份家业,已置下三垧地,五间草房,那时大爷爷依然单身,哥三没有分家,还生活在一起。当时日本鬼子到处抓劳工,每个成年男子都有出劳工的任务,轮到爷爷到哈尔滨修飞机场出劳工,是大爷爷替的,轮到三爷爷到虎头要塞出劳工,也是大爷爷替他去的,大爷爷说:“你们俩都拖家带口的,万一有个意外,丢下孤儿寡母怎么生活啊?我自己一个人,人走家就搬,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我出点意外无所谓。”那时给日本鬼子出劳工,那是九死一生,加班加点的干超负荷的体力活不算,还吃不饱饭。有多少出劳工的人,被折磨死在它乡。大爷爷在虎头要塞出劳工,因为不会唱日本歌,被认做是抗日,被打得左耳朵都聋了。
大爷爷冒着死亡的危险逃回家乡,未敢久留就逃到了拜泉县,找了个给县长家赶马车的差事,那时的马车比现在的轿车还高贵,出车都拉些贵重物品,自然成为胡子抢劫的对象。有一年也是庄稼起身时节,大爷爷正架着四匹马的大车,拉着一车贵重物品走在乡间的土路上,突然从路旁的高粱地里串出两个人,高个的拿一把大刀,矮个的端着一把手枪,两个人立于马的前面,把马车叫停。大爷爷每次出车为防止意外,身边总放一把长把板斧,大爷爷看到车被拦停,知道遇上了胡子,他以干庄稼活的利落身法,以迅雷的速度,来到端手枪的胡子面前,在胡子惊诧的目光下,把板斧架在拿枪胡子的脖子上,缴了胡子的枪。把枪口对准了拿刀的胡子,胡子在大爷爷的气势逼迫下,放下了武器。两个胡子为了活命,都给大爷爷跪下。大爷爷了解到两个胡子都是穷苦人,为生活所迫,干起了抢劫的勾当。便放了他俩。
他回去后把刀上交给县长,枪自己留下来。也许为报耳聋之仇,听说他带枪参加了一柳子专门和日本人作对的胡子队伍,也不知道他和日本鬼子交战多少次,对于这段当胡子的历史,直到死大爷爷都从未提起过,我也只是从和他一起去过拜泉的老人嘴里知道一言半语。
日本投降了,东北解放了,成立人政权,大爷爷回到生产队参加生产,因为他没文化,干农活又快,在生产队当打头的(干活时领头的)。别看他是个打头的,可他比队长还认真,哪个社员草没铲净,哪个社员占生产队便宜,哪个年轻人打扮流里流气,他都会当面指责,甚至不顾情面的责骂,社员们既怕他,又称赞他。大爷爷虽然看似无情,但看到在我村教书的原县委书记马力没有住处时,他主动让他去他的屋里居住,马力和他在一铺炕上住了一年多,结下深厚友谊。
大爷爷六十岁时娶了从山东逃荒过来的大奶,当时大奶四十多岁,有抽风病,在山东那边因为五八年挨饿,跑到东北来的。大爷爷和大奶生下小老叔,大爷爷活了八十三岁。现在有时村民提起:“你这样吊儿郎当的,要是某某活着一定会骂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