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各部门和延安的一些机关、学校于1942年下半年相继开始考核干部，并相应发展到扩大化水平。
在它的高潮阶段即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中，更是造成一大批冤假错案，使审干工作走偏了方向。关于审干运动的发生及其扩大化的原因，近年来已有不少论著予以分析，基本归咎于这场‘运动’的主要领导及实施者康生个人的政治阴谋，当然，也有中央决策的失误。客观说来，这种回看历史，着重问责的论点是辨清历史真伪的重要方法和手段，但就当时的历史背景、延安所处的环境同样值得关注。尤其是国民党不断派遣特工渗透进陕甘宁边区潜伏这一双方斗争因素，也应该实事求是的说，是‘审干运动’发起的原因之一。过去有学者亦曾提及国民党反共活动对延安发起审干运动的客观影响，如秦生的《延安“抢救运动”发生原因探析》（《北京党史》1995年第2期），但比较简略。总学习委员会正、副主任
国民党特工对边区的渗透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形成了统一战线，共御外侮。但事实上，原有芥蒂并未就此消除，依然互相戒备。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此后，反共论调甚嚣尘上，相关措施纷纷出台，特别是国民党特工的活动更行猖獗。
《防制异党活动办法》扫描件
1939年拟定的《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和《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便提出：“加强特务工作。。。组织特种党团，打入共党组织”，“策动沦陷区本党忠实党员，打入共产党各级组织，从事内线工作，刺探其内情，并分化其力量”，“策动本党党员及优秀青年，打入共产党所操纵之各种民众团体及游击部队，起党团作用，分化其组织，并夺取其领导权”。（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解放军政治学院1979年版，第323—324页）
很明显，国民党针对中共，依旧上升到你死我活层面的‘敌我矛盾’的高度。特工，情报工作为首当其冲。陕甘宁边区无疑是其窥伺的重点。
1939年秋，军统在陕西省汉中县成立直属西北特联站（1943年改称西北特侦站），由中共叛徒程慕颐任站长。据副站长王明江回忆，这是军统直接领导的对付共产党的一个专门情报特务机构，也是军统局最秘密的一个情报单位。该站通过设立汉中特训班（即著名的‘汉训班’），中共在延安时期由‘边保’和‘社会部’先后破获和掌握的当时的材料来看，其先后训练十多期二百多人，由此构成了其基本班底。
西北特联站在陕西下设：
延安组：10余人。
环县组：5人。
庆阳组：6人。
平凉组：5人。
韩城组：5人。
宜川组：4人。
榆林组：10余人。
绥德组：7人。
如上等一系列基站组，曾派人打入延安抗大、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室、鲁迅艺术学院和延安专署等机构。他们搜集情报的范围主要包括：有关中共中央所属各部会的组织人事，一切重要方针政策、具体措施的指示，各个边区、省地县的组织人事活动情况及其施政方针政策，八路军、新四军的团以上的编制番号、主官姓名、兵种、兵力、武器、驻地、训练调动情况等。此外，边区的经济、文化教育等情报亦在侦察之列，“总之中共的方方面面都是侦察对象。
布鲁，边保主要领导。又用名，陈泊。原名，卢茂焕
对此，中共中社部与保安处予以了坚决反击。
1942年5月，逮捕范金钟、杨志常、陶华、郭继武、刘嘉陵、刘一青（刘志平）、张秉均（张志刚）、李春茂（李昌盛、李军）、王星文（王继武）等人。通过审讯，又发现绥德的王自洁。
1942年6月，绥德逮捕王自洁，审讯说服后，王自洁又供出武亚民、王焕章、韩子奇等人。
1942年7月，关中将过去冯平舟供出的朱浪舟、金光逮捕。
1942年9月，驻扎陇东的三八五旅锄奸科逮捕任文化教员的赵秉廉、马鸣（马汝英）。
1942年10月，中社部逮捕安塞电台的胡士渊、杨子才、夏珍卿三人，胡士渊又供出打入延安大学的来朋（来东园），边保随即将来朋逮捕。安塞工厂发现苟振生，宜川小学发现王锦堂，还有王恕、杨萌唐等人。
至1942年底，汉中特训班案件全案告破，共发现军统潜伏特务32名，其中主动交待1名，经过侦察发现20名，被捕人员供出11名，物证7件。
1940年，该站又在安徽省广德县建立了直属东南分站，并通过浙江丽水特训班训练约百余人，作为东南分站的基层组织成员，专门搜集新四军情报，并配合军统局直接领导的忠义救国军，对新四军的抗日根据地进行瓦解破坏活动。（参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特工组织》下册，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85—291页）
中共建政后的50年代，中共发起一江山岛战役和随后解放大陈岛，及不断破获（抓获）沿海潜入武装特工小组中又发现，其时‘汉训班’的规模已达到600余人。
另外，根据沈醉在《军统内幕》一书中也说：“军统局过去一直把对陕甘宁边区的特务活动当成重点，戴笠也经常亲自主持这方面的工作，并且异常重视”，军统“在边区的一些县里都建立过特务组织”，派往延安的特务达百人之多，仅耀县一地，每年总有几十名特务由此潜入延安。“军统派遣特务去延安，是采用伪装进步的办法跟着混进去。。。许多人去延安时，都带了介绍信或原来在什么学校读书或什么单位工作等种种证件，这些人被扣捕后，军统将这些可以混进去的证件没收下来，交由伪装的特务冒名顶替混进去。军统运用这一办法，曾经有上百的人去过延安。”这些特务都负有搜集情报、从事破坏和发展组织的任务，有的甚至企图暗杀中共领导人。（参见沈醉：《军统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88—197页）
沈醉《军统内幕》
1939年2月，中央社会部成立，康生为部长，李克农为副部长。中央书记处在《关于成立社会部的决定》中指出：“目前日寇汉奸及顽固分子用一切方法派遣奸细企图混入我们的内部进行阴谋破坏工作，为了保障党的组织的巩固，中央决定在党的高级组织内成立社会部。”（刘华峰、王雨亭主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大事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4页。）
社会部成为中共反特工作的领导机构。
1939年8月，中央政治局又在《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中提出：“为了巩固党，必须加强党的保卫工作和反对奸细的斗争，党内的锄奸教育与党的警惕性，必须大大提高，使保卫党的任务与反奸细的斗争，成为全党的工作。。。在审查党员特别是审查干部的经常工作中去发现和洗刷混入党内的敌探奸细托派分子，叛徒和堕落分子。”（《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57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1939年10月，中央具体制定了《关于反奸细斗争的决议》，其中也写道：“敌人不仅公开的在军事上围攻八路军，政治上破坏共产党，而且隐蔽的派侦探奸细混入我们的内部，来瓦解我们的军队与政权，破坏党的组织。。。反共分子，自国民党五中全会后，发布所谓防制异党的办法，成立了反共的特务委员会，派遣特务人员到各地进行反共的特务工作。。。现在民族敌人阶级敌人对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阴谋暗害工作，比任何时候都要加紧了，因此全党全军必须最高限度的提高革命的警惕。”该决议还强调：“必须积极的动员全党加强反奸细斗争的工作，以保证党的政治路线的执行与党的组织的巩固，不使党与革命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遭受意外的损失。”（《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181—182页。）
此后，中央又先后发出《中央社会部关于锄奸政策与锄奸工作的指示》、《关于大后方党肃清内奸的决定》等一系列文件，中央组织部也相继发布了《关于审查干部经验的初步总结》、《关于对内奸及不良分子的处理办法》、《关于审查党员的指示》和《补充指示》等一系列文件指示。这些文件的主旨集中到一点，都是反复强调目前审干和锄奸工作的重要性，“必须认识目前日寇国特正以内奸政策为中心工作，国民党中央统计调查室对我党我军的领导机关正进行着内线突击，因此党的锄奸工作，须以'厉行肃清内奸’'进行反间工作’为主要任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477页。）
而在当时，这些指示同时也提醒各级部门要防止“左”倾扩大化倾向，“一方面要反对对敌人内奸政策的麻木不仁现象，又一方面要反对乱捉乱杀乱打乱罚的左倾现象。。。反对锄奸工作的扩大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476—477页）尤其“在审讯方法上要坚决废止肉刑，主要的不依靠口供，而依靠证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183页）所以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审干工作还是比较谨慎的，尚未造成大规模全局性的严重扩大化。
1941年末至1942年，几起重大泄密事件的接连发生，使中共的反特之弦骤然紧绷。
1941年底，军统成功破译了延安与中共驻重庆代表团之间往来的密电码，戴笠几乎逐日向蒋介石提供延安与重庆之间来往电报的内容。
1942年1月下旬，这一情况被苏联情报人员发现，并通知莫斯科和中共中央：“中国中央政府情报机关头子戴笠掌握了中共和八路军在重庆的代表的电台工作用的暗号、密码和发报时间”，“所有中共电台的位置均已被戴笠的机关查到了，电报被截获和破译。1942年有超过60份电报被破译，导致好几位重要的共产党人被捕”。（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64页）
军统究竟是如何破译这些密电的，苏联和中共的情报部门并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内奸自然就成为首先的怀疑对象。
恰在此时，中共在其他地方的组织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泄密事件，并酿成严重后果。
1942年2月，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叛变，供出了大量机密。
中共叛徒，原‘南委’组织部长郭潜，原名，郭乾辉
1942年5、6月间，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又因叛徒出卖被整体破坏，廖承志等负责人被捕，这几乎使中共在大后方主要的省一级秘密机关遭到毁灭性打击。此事性质之恶劣还在于，1941年7月国民党破获中共江西省委后，某些被捕人员自首投敌后经过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训练，继续以原来身份与其上级机关南方工委保持工作关系，伺机全盘破坏。
1942年2月，国民党江西省党部还曾经制订了一套行动方案：除准备利用已自首投敌之中共江西省委人员破获中共南方局外，并准备利用省委中有湘、鄂、粤、闽诸省线索者，“打击其高级组织”；利用省委中有出身闽西者，解决闽西中共武装；以省委中过去部属已为新四军长官者，“瓦解伪新四军实力”；利用此次捕获的经验丰富并熟悉各省情形的中共武装战斗员30余员，编为行动队，“潜去皖省，进攻伪新四军”。（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第465页）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其野心之庞大与计划之周密，实施起来，着着致命。而所有这些方案，同样也是建立在利用内奸的基础上。
1942年4月中旬，国民党又开始积极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时局骤然紧张。中共情报组织获取了这一绝密军事情报后，毛泽东曾于5月19日写了一封信并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递交给胡宗南，内称：“据报贵部正在积极动员进攻边区，采取袭击办法，一举夺取延安。。。事属骇人听闻，大敌当前，岂堪有此，敢电奉询，即祈示复。”（《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81页）
为了防备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进攻，中央一方面做了军事部署，成立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另一方面则加强了清查特务的工作。毛泽东在4月17日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就特别强调，在学习与检查工作中，要对干部的思想和组织观念（即言行）进行审查与鉴定工作。在检查工作与审查干部中发现反革命分子，应加以清除，以巩固组织。（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75页）
在此期间，“王实味案”发生，促使反奸斗争更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王实味
6月19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现在的学习运动，已在中央研究院发现王实味托派。我们要发现坏人，拯救好人，要有眼光去发现坏人，即托派、日特、国特等三种坏人。（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88页）
吴奚如，左联重要代表人物，曾是中共与鲁迅的联系人
10月19日，他又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开幕会上指出：我们各个机关学校，要好好注意清查王实味之类的分子，要客观地、精细地、长期地去清查。11月，他再次强调：既然有第一个王实味，第二个吴奚如（曾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军委秘书、军委书记。1937年到延安，后任周恩来的政治秘书，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任，新四军第三支队及江北纵队政治部主任，八路军总政治部文艺科长，在整风运动中被错定为“叛徒”）会不会有第三个王实味，第四个吴奚如，要认真查一查。由此出发，揭发暗藏的奸细迅速成为全党面临的主要工作。中组部在1943年工作计划中，便把清查奸细列为第一项的中心工作，中央政治局在提交讨论的关于1943年工作的12个问题中，也有审干工作总结和反内奸政策问题两项。（参见李东朗：《康生与延安抢救运动》，《百年潮》2002年第5期。）（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