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春，抗战已进入困难时期，但国共双方摩擦日益增加，国共关系恶化达到高峰，沿岸的反间气氛更加浓厚。
1943年3月，蒋介石推出了《中国之命运》一书，着力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声言只有国民党和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同时极力诋毁共产主义。
《中国之命运》一书
1943年4月，国民党中央通知各省党部和政府，称共产党为“奸党”。在军事上，韩德勤、蒋鼎文、庞炳勋、李仙洲等部也在各处不断挑衅，蓄意制造摩擦事件。
1943年5月，由于时值共产国际解散，国民党更在报刊上大造舆论，说“马克思主义已经破产”、“共产主义不适用于中国”，并提出“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
中共报纸上共产国际解散的消息
1943年6月，胡宗南策划调集大军分九路闪击延安。7月，国民党军队向陕甘宁边区做试探性进攻。那几天，在毛泽东发出的每一份电报中几乎都写着“内战危机，空前严重”，“战事有于数日内爆发的可能，形势极度紧张”。（《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173页）
面对这一危机，延安依然采取两手的应对办法。首先是发动宣传反击，在舆论上给予国民党回击。
1943年7月8日，《解放日报》分别发表了朱德致胡宗南、蒋介石电文，严厉质问：“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贵方调兵遣将，准备进攻，实为德等大惑不解，谨电奉陈，即希示复。”（《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68页）
此后，《解放日报》又连续刊登《起来！制止内战！挽救危亡！》（7月9日社论）、《延安民众抗战六周年纪念大会关于呼吁团结反对内战通电》（7月10日）、《质问国民党》（7月12日社论，毛泽东撰写）、《起来，保卫边区！》（7月16日）、《再接再厉消灭内战危机》（7月18日社论）、《要求国民党取消敌后特务政策》（8月1日）等文，并陆续发表各个抗日根据地对陕甘宁边区的声援和各界人士对国民党发动内战企图的抨击文章。
与此同时，延安内部也在整个边区加紧清查内奸特务，以防敌人进攻时里应外合。
1943年3月16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整风既要整小资产阶级思想，同时也要整反革命；过去我们招兵、招生、招党，招了很多人，难于识别；抗战以来，国民党对我党实行特务政策，在社会部和中央党校都发现了许多特务，现在我们要学会识别特务与贤才。（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76页）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
1943年3月20日，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向中央汇报说：抗战以来，国民党普遍实行奸细政策，最近从审查干部中才发现这一政策的阴谋。他提出在1943年的工作中，要把审干工作当作重要的一项。（参见睆砦：《毛泽东与延安“抢救运动”》，《党史博采》2004年第1期）
根据康生的这一汇报，刘少奇当天致电华中局陈毅、饶漱石，发出了《关于警惕国民党特务政策问题》的指示：“最近延安在整风及面清查干部思想历史的过程中，发现大批国民党特务与日本特务。。。今天国民党向我们斗争的主要方式是特务斗争。”此后，他又向华中局强调：“国民党的特务政策已经是非常精明、非常广泛使用的政策，是国民党目前反对我们的主要斗争方式。。。我们要把反特务斗争看成和军事、政治、经济斗争一样的重要。”（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79页）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指出：“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地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了大批的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至足惊人”，因此从1943年4月到1944年4月，继续开展整风运动，“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前一种是革命队伍中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后一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29—30页）
关于‘整风运动’的美术作品
1943年4月9日和12日，中央直属和边区机关2万多人分两批召开工作人员大会，任弼时代表中央书记处作了《特务活动与中央对特务的方针》的报告，提出：“根据我们长期侦察的结果，根据改过自新分子的报告，根据这次检举中被捕人犯的供词，知道国民党和敌伪的特务机关都有着很庞大的计划，要打入我们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学当中进行暗害破坏的特务活动，特别是集中注意到陕甘宁边区进行活动”（转引自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必须尽快加以清除。
整风运动中的景象
1943年4月28日，政治局又决定，在中央书记处下设立一个反内奸斗争专门委员会，刘少奇为主任，康生、彭真、高岗等为委员。遵照中央这一部署，审干工作在延安全面展开，并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审干运动。
由于大敌当前，中央对敌情的估计越来越严重。
整风文件
1943年6月24日，中央发出《关于国民党的特务政策和我党反特斗争的指示》，认为“今天国民党向我们斗争的主要方式是特务斗争”，“各地所谓左倾进步分子、左倾文化人中有不少是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也有）”，我们在国民党区域的党内“充满了内奸，有些地方党的组织，到最后几乎全部都是内奸，因此在国民党地区共产党的组织，很多都成了国民党或者是国民党替我们组织的。再经过这些地方党，又介绍内奸来延安到各根据地”。（转引自王仲清：《在延安审干运动中对敌情估计过于严重的问题》，《北京党史》2000年第2期）
指示还提到：“延安各机关学校各级干部一万人中，在整风及全面清查干部思想历史的过程中，发现国民党特务及日本特务将近一千人。”并断言：“华北、华中各革命根据地党政军民各机关中，暗藏的日特、国特分子，估计一定是很多的，慎重清理这些分子，关系于党的生命。”（转引自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
整风运动学习大会景象
1943年7月13日，政治局又研究决定“加紧进行清查特务奸细的普遍突击运动与反特务的宣传教育工作”（《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56页）
1943年7月15日，康生更在中央直属大会上作了一个题为《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强调现在是紧急时期，内战危险有一触即发之势，因此清除内奸急不可缓，“延安各机关学校更要加紧起来审查干部，巩固组织，清除内奸”（《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第380页）
由此出发，审干运动演变为抢救运动，一时间似乎敌人遍布、特务如麻，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
由于抢救运动搞得越来越过分，几乎到了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地步，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于是，他采取一系列措施，下令停止抢救运动，并着手纠正错误，逐步甄别平反，防止了运动的进一步扩大化。
今天看来，审干运动之所以犯了扩大化错误，康生难辞其咎。他一手炮制了王实味、张克勤和所谓“红旗党”等一系列案件，并夸大其词，才造成中央对敌情的判断过分严重。而在此期间，中央的一些决策也存在着失误。如1943年8月15日发布的《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原本是为了纠正抢救运动的偏差而制定的，但其中仍然表示：“在审查运动中，一定会有过左的行动发生，一定会犯逼供信错误（个人的逼供信与群众的逼供信），一定会有以非为是，以轻为重的情形发生，领导者必须精密注意，适时纠正。对于过左偏向，纠正太早与纠正太迟都不好。太早则无的放矢，妨碍运动的开展；太迟则造成错误，损伤元气。”（《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93页）
这种方针在实践中无疑妨碍了对抢救运动的纠偏。
整风运动学习会景象
当然也不应忽视的是，审干运动的发生及其扩大化还有客观方面的原因。如前所述，几乎每次延安特别强调审干锄奸之时，恰恰也正是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之际。相反地，伴随着内战危机的解除，审干工作亦相应放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审干之所以在1943年7月转为抢救，显然与当时面临的战争威胁有关。而后来中央决定停止抢救运动，除了发现其中存在诸多问题之外，也与国民党于9月宣布无意进攻陕北边区和停止调动军队有关。这种时间上的吻合应该不是偶然的，至少说明国民党的破坏活动是审干运动的重要诱发因素之一。而从效果上看，审干期间也确实清理出不少特务。
例如：
1942年底全线破获的汉中特训班案件（又称“戴案”）。
1942年8月31日，国民党情报头目之一的唐纵在日记中便感叹：“晚在罗家湾座谈会讨论共产党问题，切实检讨，对共产党毫无内线，所得报告，皆空泛无所据，至可惊叹！”（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301页）
唐纵日记一书
1943年底，中统检查工作的文件也反映：仅以陕西、甘肃、宁夏三省调统室系统来说，在陕甘宁边区内和周边的特工人员、特情人员629人中，已被共党发现229人，中调局陕西室在陕甘宁边区内的秘密据点遭到破坏，反共同盟军武器全被缴获，原有的特情不能活动，新的特情开辟困难，交通联系无法建立，据点工作受到阻碍，情报质量日益降低。该文件还对这一损失表示“言之痛心”。
1945年初，戴笠在西安召开的军统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亦称：军统几年来曾派400名工作人员到陕甘宁边区，被中共发现、逮捕、坦白、失踪、逃跑、被杀或逃回的达90%。（参见中央党校彭真传记编写组：《延安整风运动和延安审干运动的联系与区别》，《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3期。）
邓选
邓小平曾经总结说：“在那种异常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内部发现坏人，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但是，脑子发热，分析不清，听到一个口供就相信了，这样就难于避免犯错误。从客观上说，环境的确紧张。从主观上说，当然也有个没有经验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1页）
由此可见，审干运动尽管发生了扩大化，但不应一概否定。任何运动都不可能完全避免偏差的出现，尤其是在战争的复杂情况下，关键是要及时发现和纠正，使之朝着正确方向发展。既要对历史负责，对其历史教训要有足够的重视和吸取，但就当时历史环境和中共面临之困难也要有公允的考量。（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