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医生、患者还是整个社会都接受性别边界在医疗环境中的变迁，即医生的“去性别化”，医学伦理、医学知识与临床经验赋予了医生跨越性别边界来对病人身体进行检查的权力。 （ICphoto/图）
近日，某网络娱乐节目一场关于“妇产科医生该不该女性化”的辩论引发观众争议，并进一步发酵成为公共议题，在公共舆论领域引起激烈讨论，有趣的是，论辩双方都将“以患者为中心”作为自己的核心论点，使这场论战从表面上看起来，像诸多公共议题的讨论一下，具有促进社会进步的积极意义，然而深究起来，其背后却是令人担忧的滑坡与倒退。
在前现代社会，有性别隔离的戒律很常见，如男女授受不亲。进入现代社会，这些戒律被打破，既解放了女性，也解放了男性。更多的公共场所、更多的职业向男女同时开放是大趋势。
在这一背景下，医学伦理也获得了相应的发展。无论是医生、患者还是整个社会都接受性别边界在医疗环境中的变迁，即医生的“去性别化”，医学伦理、医学知识与临床经验赋予了医生跨越性别边界来对病人身体进行检查的权力。
但不可忽视的是，前现代社会的习俗依然存在于当代社会之中，且在某些领域非常顽固，也造成了一些特殊情况。比如，在进行神经内科诊疗活动时，患者大概率能够认可性别边界的变迁，接受医生在诊疗中的“去性别化”。对患者来说，医生只有职称学历、医学知识、临床经验、沟通技巧上的差异，但医生是什么性别则无关紧要。
但在乳腺外科、妇产科等涉及性器官的科室，情况则有显著不同，鉴于性器官、性行为和性羞耻之间的复杂关系，一部分女性患者不能接受诊疗活动中性别边界的变迁，因此容易将“男医生”视为“陌生男性”，将诊疗视为“可能受到侵犯的过程”，将查体视为“侵犯”，从而引发患者拒诊和医患纠纷。这是现代化进程中常见的“传统冲突”之一。通常的处理原则一是在诊疗中使用去性别化/去性化策略，尽量淡化诊疗情境中可能引发患者恐惧的性意味，二是在采取让患者感到安全的诊疗措施，比如由男妇产科医生为女性患者诊疗时，有女性医辅人员在场，有患者家属陪同等。
总的来讲，这种“传统冲突”与不同地区的文化背景与现代化程度有关，比如在北美，超过一半的妇产科患者对医生的性别完全不在意，同时妇产科医生中超过一半是男性。而在伊拉克，只有18%的患者对医生的性别不在意，只有8%的患者愿意选择男医生，在其他拥有相同宗教信仰的地区，情况也相仿。
但即使在这些地区，男妇产科医生虽然“处境艰难”，却也依然存在。这是因为妇产科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许多诊断与治疗都需医生亲手完成，作为一个外科科室，大量的手术对体力、动手能力和技巧性有很高的要求。因此，一方面男性医生和医学生的接受度不高，另一方面却不可或缺，有学者提出男性在妇产科诊疗活动中是“重要但不被接受的角色”，或曰“不可接受但重要的角色”。与某些患者纠结而敏感的心理不同，大量文献和数据显示，无论是医院管理者、妇产科专家还是女性同仁，都对男性妇产科医生持高度肯定和欢迎态度，也显示出男性在这一领域独特的、不可替代性的优势和重要性。
现代医学是一个完整的、内部结构彼此联系日益紧密的、不断更新的知识体系。医学人才的产生仰赖于专门的教育机构系统性的训练。妇产科“逐男”不但意味着完全不顾天赋和意愿，彻底扼杀和剥夺了男性成为妇产科医生的机会，同时也意味着医学教育体系被破坏——男性医学生失去了进入妇产科进行临床实习的机会，其医学知识体系是残缺不全的，即使他之后从事了其他学科的工作，在面临与妇产科交叉领域的问题时也可能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
同时，“妇产科逐男”造成的医学伦理学滑坡很可能蔓延到存在相同或相近情况的学科，比如乳腺外科和泌尿外科。一旦这些学科也开始“逐男”，其连锁反应势必导致妇女的生存和健康权受到严重侵害。
因此，这种可以预见的灾难性后果使“妇产科逐男”这种荒谬愚昧的议题在任何已知的文明社会中都不存在公开讨论的基础。在那些被公认为不那么文明的社会中，也并非主流观点。
“妇产科逐男”，最大后果是恢复与重新建立“性别隔离”，向前现代社会回归。搞笑的是，“逐男论”的鼓吹和支持者，往往宣称自己是前现代社会性别规范最激烈的反抗者，并且拥有“最先进”的性别意识。这是举着最前卫的大旗，做着最愚昧的事情。
而“妇产科逐男”能够成为公共议题并引发广泛的争议，也意味着某些极端势力长期挑动性别对立的恶果初显，对这种舆论与苗头当保持足够的警惕。
（作者系历史学者）
（本文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刘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