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
抑郁症患者的故事进入主流视野，
在这些惨痛经历的背后，
是我国大约9000万抑郁症患者，
关联近3亿家庭人口。
但由于大众对精神类疾病的耻感普遍严重，
就诊率十分低下。
抑郁患者小平与妹妹一起
一位女性抑郁患者 摄影师：张楠
去年十月，
央视推出《我们如何对抗抑郁》，
是国内首部全方位解读抑郁的纪录片，
它针对各个高危人群进行深度采访，
涉及到青少年、中年、老年等不同年龄层患者，
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治疗手段和方向，
网友看完后评价：
“看到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就已经是一种莫大安慰。”
“抑郁是可以被打败的，加油！”
抑郁症患者蔓玫，用绘画疗愈自己
史慧接受一条专访
如何区分抑郁情绪和抑郁症？
父母要怎么识别青少年抑郁的信号？
对药物治疗不敏感怎么办？
为什么女性发病率高于男性？
老年人抑郁症有什么特点?
运动真的对抑郁症有疗效吗......
一条在北京采访了本片总导演史慧，
针对以上问题，
她给出了细致而又诚恳的解答。
自述 史慧
撰文 余璇 责编 倪楚娇
从《我们如何对抗抑郁》的片名就可以看出来，这是一部希望探讨如何去解决问题的纪录片。我和摄制团队的成员们，都在想寻找一些偏实用主义的经验、方法和路径。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身边抑郁的人好像越来越多了？
包括我自己身边，亲人、朋友和同事当中有过病例，一些经历是很触目惊心的。
高三学生钟华 正在服用抗抑郁药物
从全国流调的数据来讲，成年人的抑郁症终身患病率是6.8%，就是说我国每100个成年人当中，有6.8个人患过或者正在患抑郁症。
有研究显示，在中国9-18岁的青少年里，抑郁症状的检出率约15%（在样本中检查出来的概率），说明这个年龄段患病风险是比较高的。
抑郁症如此普遍，但医生告诉我们目前就诊率不到20%，人们的认识还很不足，这就是我们一个立项的初衷。
我们总共前后采访了100多人，其中抑郁患者有六七十人，其他还包括家属和专家等等，不过最终出镜的人要少得多。
我十分理解其他受访人的顾虑，也尤其感谢最终愿意出镜的患者和家属们，将自己痛苦的经历讲述出来，帮助到其他人，特别地有勇气。
“你可以考得更好”让钟华倍感压力
青春期的孩子，本身情绪起伏比较大，加上无法回避的课业压力和同龄人竞争，很容易情绪低落，稍不留意就会滑向病理性的。
钟华便是这样，她一直都很优秀。我们中国的家长总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可能无形中给了她很大压力，诱发了她的抑郁。
子烨讲述“自残”的经历
在父母的视角里，由于认知不足，往往会把孩子的抑郁症状归结到懒惰厌学、不思进取，双方就会产生误解。
子烨的抑郁是从念初一开始的，后来到了一个“自残”的程度。她告诉我们，一次在班级活动里，因为找不到某件东西突然陷入焦虑，她就用剪刀滑破手指让自己冷静下来。
直到在初三秋季开学前，她在家里做出了激烈的行为，摔东西、摔门，强烈要求去看医生。最后医院给了白纸黑字的诊断证明，父母这才真正意识到——孩子确确实实是生病了。
初三休学后 子烨参加抗郁社群活动
子烨的父母都是很好的人，慢慢理解了这么一种疾病，之后让她休学在家，并支持她去往其他城市参加抑郁症互助组织，给了她很宽裕的空间去休养。
对于家长而言，孩子有抑郁情绪是普遍的，但如果出现了以下三种情况，就要尤其注意了：
首先他有抑郁情绪，就是心情不好，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以及伴随着失眠等症状；第二点是这些症状持续了两周以上；第三点，严重影响到了工作和学习能力，社交能力也有很大下降。
如果以上三点都满足了，不管是青少年还是成年人，就有可能患上了病理性的抑郁症，就需要去找医生做专业的诊断了。
医院外，乙辰回忆自己偷偷吐药片后被医生发现
中年群体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上有老下有小，有不少人都可以纳入高压力人群。一旦职业和亲人发生变故，那积攒起来的压力可能会在不经意间爆发。
同时抑郁症作为精神疾病，由于长久以来的错误认识，他们也比较容易被 “病耻感”所困扰。
像我们片子里的乙辰，他发病的一个大的诱因，就是他父亲的离世，再加上工作的挫折，一下子就撑不住了。
一开始，乙辰是拒绝吃药。
在北京安定医院，护士盯着他的喉结，看着药片咽下去，但他转头就会跑进厕所，把药吐出来。
最后医院不得不做强制措施，将乙辰缚在病床上一天一夜，逼他服药。这也确实带来了效果，乙辰病情稳定下来，经过一系列专业的治疗，现在他已经基本康复，回到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中。
乙辰用抗抑郁药物的盒子，搭起了“药盒人”
在一次活动中，他用抗抑郁药物的盒子搭起来一个“药盒人”，因为他发现在医院取药处，抑郁患者通常会把药盒子提前扔掉，带着光板药片回家，是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在服用此类药物。
乙辰希望通过“药盒人”，来消除大家对精神类药物的耻感，吃药是一种正常的治疗途径。
张进，曾任财新传媒常务副主编
另一位中年患者，张进，他是一个很好的记者，功底了得，曾经做过抑郁症的专题报道，没想到40多岁的时候，他自己也会得病。
我们知道抑郁症是生理和心理交织在一起，病因很复杂。张进回忆，可能的病因，或许要追溯到2008年汶川大地震，当时他负责了三个月的高强度报道，那种积累的疲惫和创伤作为一个潜在的刺激因素存在着。
一开始是失眠、情绪低落，然后出现大脑思维迟缓、判断力下降，影响到了工作，最后连基本的阅读和表达都无法顺利进行。
但直到这个时候，他仍然不认为自己“得病了”。
张进与学员探讨抑郁症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才愿意坦然面对，就医、吃药、治疗，后来他把自己的抗郁历程写成书，并投身建立抑郁症的互助组织。
他总结说：“抑郁症的本质，是对自我耗竭的一种调整。”就是你被掏空了，找不到支撑自己行动下去的力量和意义感，那么身体机能就会出现问题。
而围绕精神疾病的“病耻感”，张进认为这是“全社会的合谋”，它不是一两个人或一两个家庭的问题，跟整个经济文明程度是相关的，需要全社会来一起消除歧视。
抑郁症患者蔓玫，丈夫在抚慰她
相较于男性，中国女性的患病率要高出很多，这很可能跟女性特殊的生理机制有关。
医生在访谈中跟我聊过，很可能是因为女性在生理期、围产期、更年期这三个阶段，因为激素的急遽变化，抑郁症发病率比较高。
摄影师张楠 为众多抑郁患者拍摄写真
张楠拍摄的一位女性抑郁患者
围产期，也就是生育前后一年，尤其需要注意。
无论顺产还是剖腹产，身体伤害都是很大的，母乳喂养、昼夜颠倒，使得她身体处于一个脆弱状态。再加上家庭关系的改变，对养育孩子的焦虑，和对职场的担忧等等，压力都集中在一块。
这时候我们女性要尝试主动和爱人沟通，要关爱自己，如果真有需要也要及时去看医生，得到一个有指导性的帮助。
老年女性抑郁患者，参加团体活动进行抗郁
医生告诉我们，老年抑郁症常常表现为躯体症状——这疼那疼、睡不着觉、反应能力下降，这很容易直接归结为“人老了，身体不行了”，又或者是跟其他慢性病纠缠在一起，被掩盖掉。
虽然老年人的抑郁症很隐蔽，可是我们在采访中发现，一旦确诊，他们普遍行动力是很强的。
大学退休教授，曹林
曹林教授，原来在一所理工科大学任教。
退休后，他确诊了高血压和糖尿病。去到医院，看到重症的糖尿病人在住院，有很多并发症，让他有种生而无望的感觉，他有些害怕了，焦虑、压力就袭来，诱发了抑郁症。
他睡不着觉，觉得活着没意思，甚至连自杀的想法都有了，把他夫人也吓着了。
然而曹林有老一辈科研人员的认真劲儿，确诊后，他对抑郁症做了深入的了解，吃药的依从性和执行力都特别好。
曹林依靠跑步缓解了抑郁症
他是抓住一切可能性来治病。听护士说，跑步能产生多巴胺，对治疗有好处，他就开始跑。
一开始是走路，渐渐小跑，现在他成为了一个马拉松爱好者，无论是糖尿病还是抑郁症，病情都得到了非常大的好转。 不过医生提醒我们，跑步一定要量力而行，不是每个人都跑到马拉松的程度。
毛爱珍与18岁的儿子尚于博
在老年群体里，有一个词叫“抱团取暖”。
我们的采访对象里，毛爱珍是一个特别值得尊敬的人。10年前，她唯一的儿子尚于博，一个那么阳光灿烂、发展得那么好的一个演绎明星，在28岁的时候，因为抑郁症离世。
10年之后毛爱珍提到儿子，还会止不住流泪
在挺过巨大的悲伤后，她和于博的前经纪人都有反思，认为当年自己对这种病的认识不足，才错失了一些挽救的机会。
之后，毛爱珍把自己这些年的伤痛变成了行动力，出钱出精力，把周围的各种力量组织起来，去普及抑郁症知识，形成互助团体。
老袁夫妇的儿子也因抑郁症离世
像老袁夫妇的儿子，也是在30岁左右因为抑郁症离世，老袁自己也确诊了抑郁症。
他们来到毛爱珍的抗郁团体里，得到了很大的安慰和鼓励。
可能越是走向人生尾声的人，顾虑就越少，就更愿意大刀阔斧地去执行很多医生的建议吧。
就像我经常跟我母亲聊天说到的：“多活一天就赚一天，那这一天就要高高兴兴，健健康康的。”
20多年抑郁症经历的庄超 与妻子一起跑步
抑郁症的复发率是比较高的，根据临床的数据，大约有三分之二。
就是说你患病了，去就诊治疗了，也在一定的时间里临床康复了。但之后，你回到原本的社会环境和生活状态里，诱发因素很可能还存在，那这时候需要关心：怎么应对减少复发呢？
尤其另外还有一点，从临床观察来讲，有30%左右的人对药物不敏感，吃药效果不好。
那就没救了吗？当然不是。
庄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确诊抑郁症已经20多年了，他自己说光抗抑郁的药物都吃了十五六种，起的作用很微小。
但他一直都没有丧失信心。他去进行心理治疗、物理治疗、跑步、参加公益组织，反反复复抗争了很多年，到现在也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庄超看向妻子的目光饱含爱意
曾经他是一个不婚主义者，认定自己的疾病会拖累另一半。如今他也结婚了，在认识妻子第二天，他就把病情和盘托出，而一段良好的关系，往往能够疾病康复带来非常大的帮助。
这就是我们一直想要强调的，药物从来都只是抑郁疾病治疗的基础，在这之外的“综合治疗”是非常重要的。
这其实就考验到一个人对于关系的处理、对整个社会压力的承受、对自己生命价值的认识上。
庄超与妻子常在一起做手工和涂鸦
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为什么活着？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可能只是偶尔会想到的问题，但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这经常是一个迫在眉睫的拷问。
庄超经受住了这个拷问，在抗郁的过程里，他重新思考和建立与父母、与爱人的关系，解放头脑，做真实的自己，就像他说的：“但凡从抑郁症里真正走出来的，其实都是一个生命的改变，一个对爱的重新认识。”
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肯定都不愿意得这个病，但即便得了，有科学的认知和进行专业的治疗，它是可以被治愈的。甚至抗郁经历本身，或许也会成为我们开启另一段关系、另一种生活的重要起点。
重要的是，绝不能丧失信心。
一位女性抑郁患者 摄影师：张楠
Q：一条
A：史慧
Q：对家长来讲，如何识别孩子身上的抑郁症信号？
A：首先是你得相信孩子。相信他的情绪困扰和抱怨，而不是简单归因到懒惰厌学、不思进取。
人是有求救本能的，孩子如果自残和自伤，并袒露给你看，那其实就是在向你发出求救信号，你需要接住。
更糟糕的反而是他根本不信任你，把情绪和伤口遮掩了，这时候就非常考验父母对孩子的关注度了。
Q：有观众反应，片子里没有把抑郁症和双相情感障碍分清楚？
A：其实是我们刻意为之的。
因为抑郁症是一种心境障碍，与之相关的亚型非常多，如果去做一个细致的疾病区分，对于大众来讲可能注意力就有点偏了。无论你是单相的抑郁，还是双相中的抑郁，都要交给医生来诊断。
一位孕期患抑郁症的二胎妈妈 得不到家人的理解
Q：孕期或者哺乳期，吃抗抑郁的药会不会对婴儿产生影响？
A：可以说所有的药都有副作用，治疗抑郁症的药物，特别是一些新型的，副作用已经是很小了，并不比其他疾病治疗药物的副作用更大。
很多孕期女性对于化妆品，都要考虑副作用，这种担心大家都是有的。
但如果你真的重病了，该吃的药还得吃，这个伤害肯定是两者取其轻，由医生来把握。
Q：抑郁症可以预防吗？
A：医生告诉我们是可以的。
这需要我们敏锐地察觉和照顾自己的情绪，有规律的生活作息，跟周围的社会关系有一个良性的互动。最终还要涉及到我们对于生活和生命本身的思考和认识，人生观、世界观等等，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个比较合理的规划和追求。
个人的自我建设是健康的，你周围的环境才能更良性，那社会上的抑郁症和精神类疾病的风险也会大大降低。
东莞打工者王向荣（右）与心理咨询师一起
Q：国家对于抑郁症预防和治疗，目前有怎样的相关政策？
A：2019年7月份，政府出台了《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的发展战略，其中就包括“心理健康促进行动”。那么到了2020年，在抑郁症这一块，它的筛查、相关医疗资源的配置，就有具体的政策出来了。
张进因为写书嘛，他走访过很多基层地区，他就说没想到在中国的一些偏远地方的医院里都开始有精神科设置了。
当然还是需要更长时间去做这些医疗资源的配置，但我觉得至少现在制度上是往这边靠拢了。
另外我们片子里的东莞打工者王向荣，一直有着强烈的抑郁情绪，幸好在她工作的工厂里，配备了心理咨询师，向荣就充分利用了这个资源，让自己得到了很好的帮助。
这些实践行动肯定也会逐渐向其他城市推广。
Q：文中提到的抗抑郁公益组织有哪些？
A：毛爱珍创建的“尚善健心”小程序平台，免费向公众提供心理咨询、陪伴倾诉、专家义诊等公益服务。
张进创办的“渡过”社群，还有杭州的“郁金香”，都会有一些知识科普和线下互助社群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