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1届主持人|赵允贤
年轻的时候想四处走走，有随时可以打开的行囊，找到家就能站住脚。
真的迈入租房生活，才体验到大大小小的狼狈与恐慌。“小”可以具体到每次打包的疲惫、断舍离的不忍、搬进新居的陌生感，“大”则有房东赶人、中介跑路、长租公寓爆雷、独居被杀。外面的世界越是严酷，人越想有可以遮风挡雨的栖身之地。然而，当人人都应享有的生存空间被高高挂起，成为竞争的奖品时，居所不再提供安慰，而只沦为沉重的负担，人在渴望家的同时，也深受其捆绑。租房者如丧家之犬，买房者如肩挑大山，居住的理想和现实从哪里开始分岔？在这个房屋买卖与租赁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如何处理家与房子之间的关系？是否只有通过占有房产，我们才能保障自己的安全，成为完整的人，维持尊严与意义？
英国小说家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书店》里的格林女士在小镇上盘下了一栋荒废的老屋，她精心打理起自己的书店，却遭到有权者的嫉恨，最后被文明与法制夺去了财产和心血，扫地出门。她坐在离开的火车上，羞愧难当，因为她感到自己不被需要。小说到此为止，现实生活中许许多多的“格林女士”又去往何方？
租客与房东：不懂得平等与尊重，有了房子就容易变得乖张
潘文捷：不论是当房东还是当租客，在租房的过程中，屡屡感到我们一家过于老实，总是吃亏。上中学的时候，家里把一个两室一厅租了出去，有次听到我爸接电话，对方告知马桶坏了，重新装了个两千块钱的马桶，我爸照原价给了钱。要知道那房子租金一个月才几百块钱。要卖房子的时候，我妈一看傻了眼，说又脏又乱，“像炸过一样”——那户人家外表看起来干干净净，开着漂亮的小汽车，怎么把房子糟蹋成这样？来看房的人也趁机表示太脏，应该降价。
到大城市自己租房，则有另一番感受。了解到了对“租客”的刻板印象——觉得租客不干净，没有话语权，没有业主高贵。典型案例就是我现在的邻居。一次回家碰到邻居家的男主人，他逮住我质问：“你家是不是有蟑螂？”我说没有啊，他立刻反驳：“不可能。我家有蟑螂了，肯定是从你家跑来的。”我在心里翻了个大白眼，回家反手锁门担心蟑螂跑进来。又有一次邻居翻过围墙进到我院子里，被抓后声称在除草，喊来的保安口头警告了他。这周，新的矛盾出现了。邻居终于提前打招呼说要除草，得到允许后熟练翻墙入院，稍晚我回去一看，不仅除了草，还砍了两棵树，尸体横陈在院子里。整个人大无语——如果我是一米八的壮汉，或者是业主，邻居会这样对我吗？如果在别的国家，门口写个“no trespassing”，墙上两杆大猎枪，他还敢这么做吗？
我不认为住在自己房子和住租来的房子会有什么区别。但是别人会认为有区别。别人的想法会直接影响到他们对我的态度，影响到我的安全感。之所以会是这样，是因为租客不被看作大城市的主人，正如女性是男权社会的客体。我们中还是有很多人在信奉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还不知道什么叫做平等和尊重。
董子琪：房子是不是安全感的来源，我不知道，但将房产看作安全感唯一的来源是十分病态的。记得我刚来上海，租在一个相当摩登的高层小区，小区大厅豪华到会定期办画展，后来看《欢乐颂》，感觉比他们住得还要豪华几分。我住在三十三层，卧室是一大套群租房里的一间。这一间是自然房，也就是最初平面图里就有的次卧，另外一间自然房主卧租给了一个男生。这两间房要稍微贵点，至少比推拉门的割断贵。房子的客厅、厨房都被隔成了房间，进门是幽黑狭长的走廊，只能看见路由器的黄色幽光。房子是从地铁口的一家中介租到的，中介又把我介绍给了二房东，二房东正是对这间房进行了智慧改造、并且定期收房租加水电网费的人。这个人是个油黑的胖子，有次我背着书包去图书馆在豪华小区外的路口遇见了他，他骑在电瓶车上跟我打招呼，关心我的去向。
房租加水电网费每个月都分毫不差地交给他，中间也没有什么龃龉，我只敲过一次客厅隔断邻居的门，因为网出了问题，一个戴着羽毛头箍的女孩打开门，她说她根本不怎么用电脑上网，都用手机，也跟我抱怨了两句二房东不做事，不是个好人，要小心。我知道另外一间隔断住着一对情侣，因为他们晚上吵架的声音实在太大，夜里又经常有钢丝床吱呀嘣嘣的声音。可是三十三层的生活想起来还相当舒心，除了狭长的走廊太黑，每天去倒垃圾都要倒吸几口冷气。
对三十三层这个房子的具体格局，我还是稀里糊涂的，搞不清到底是两室还是三室呢，有几个阳台和厕所呢，真相大白是在经历了驱除群租运动之后。那几天我觉得通通通拍门、断水断电的威胁很恐怖，就住到了朋友家。准备过几天再回来收拾东西，结果还是来迟了（这期间二房东还在打电话催要下半年的房租，幸亏我没有傻傻交给他）。回来时，房子本来的格局第一次如此丑陋地暴露在我面前。客厅和厨房原来在这样的位置啊，我的东西可怜地堆在那间次卧的角落，一个包着蓝色波点外壳的ipad和一堆书，那是我见过的最晚近的废墟。可令我更惊讶的是，原来我半年间的邻居，那对情侣竟然常年挤在厨房一样狭小的空间里，难怪有那么大的怨气。
我还第一次见到了房东太太，她责怪我回来得太晚，怀疑我除了要拿回自己的东西，还有别的不轨企图，甚至惊动了物业。物业保安上到三十三层劝她，您消消气，买得起四五百万房子的人，房子被改造成这样，我们都理解。我跟太太辩驳说，我有正经的工作，挣的钱也不比谁少，而且是留学回来的。她好像真的有一点惊讶，说既然这样，为什么要租群租房？我心里觉得荒唐，这位太太真的不知道自己的房子被二房东改造过吗？既不想打理房子，又瞧不起自己的房客，想收钱与唾弃人真是并行不悖。后来我再路过那些承诺无群租的小区时，都会觉得我也曾是被驱逐过的一个，不，可能都不是一个，毕竟被看作“群”，是没有清晰面目的。
几年后我去跟房客签合同的时候，也会感觉到关系有一些反转。但我知道我不会变成胖胖的房东太太的，也不会像那个保安一样，觉得有了多少钱的房子什么乖张的行为都可以理解。我现在的房客是一个帮着看孩子的老人，三年前跟我们签约的时候他就强调说自己在上海也有房子，租房是为了给孩子照顾二胎方便，会在房价阴跌期自己再买一套。不过现在他应该住得很舒心，也没提再买的事。去年我做好打算想要跟他涨涨价（因为已经两年合同到期了），但苦苦纠缠一个小时都没谈下来，我真是做好准备谈到市场价的，现在的结果是回到了2016年房子最初出租的水平。
姜妍：前几年我去慕尼黑的朋友家小住了几天，当时朋友刚刚搬完新家，我想当然地以为他们一定是买的房子，结果不是，他们是租下来的。事实上在德国，租房是一件极其普遍的事，不少人选择终身租房居住。在搬离上一处居所时，朋友一家需要进行非常彻底的清洁打扫，重新粉刷墙面，把自己在厨房和房间里安装的可拆卸物品全部带走等等，基本上要尽可能还原到当初你租下该房屋时的模样。同样的，德国房东不能随意调整房租，政府每年会制定指导出租价，涨幅也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房东也不能随意和租客解约。我们是不是可以逐步借鉴国外的一些租房制度呢？
租房？买房？各有各的金钱计算，各有各的空间哲学
林子人：文捷和子琪提到作为房客的“屈辱感”，我觉得很多租房的年轻人都能感同身受吧。我自己的租房经历其实非常顺利，我打过交道的前两任房东都是上海爷叔，说话做事很有分寸感，在钱上是算得清清楚楚，但极有契约精神，无事不会来打扰房客，续约也没有涨过一次价。我在想这种尊重，有多大程度上是因为我有意给他们留下“体面人”的印象？我记得和第二任房东初次见面的时候，那位爷叔一开始有些高傲冷淡，强调自己出租房子图省心，不能租给“不三不四”的人。在知道我和伴侣都是名校海归且都有正经工作时，他明显热情起来，在签完合同时我们甚至已经谈笑风生，听他讲起自己年轻时的故事了。
租房好还是买房好？为什么中国人那么痴迷于买房子？这些问题能够长期被争论，底层逻辑是财富的鄙视链：拥有房产的人比没有房产的人更富有、更有能力、更配得上享受这座城市的福利与便利，甚至更值得被尊重。在一个更理想的社会里，财富不是衡量一个人价值的唯一尺度，所有人的居住权利都能得到同等保障，届时我们才能以更平和的心态看待家和房子的关系。
叶青：我从大二就开始租房住了，从个人体验来说，我觉得住在租的房子和自己的房子里，并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确切来说，住在现在的房子里，我没有真实地感受到“这是我的房子”，毕竟它的70%属于银行，我和它之间的关系更像是“暂时拥有（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租房？）”，因此住起来也并没有预期的安稳感，反而加深了那种随时可能失去住所的恐惧感。我最近常常在考虑要不要把房子卖掉，它对我来说越来越像一种束缚，捆手捆脚的，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感受。
黄月：过去这三十年，我只住过爸妈的房子和租来的房子（偶尔住在亲友家或旅行出差住酒店除外），没有过属于自己的房子，也还没有产生买房子的想法。搬家固然折腾，守着一个房子也是需要频繁打理修葺的，各有各的劳动方式，各有各的金钱计算，各有各的空间哲学。
租房生活的焦虑总是会有的，比如和中介纠缠却没有健全的法律体系可以保障你的权利时，比如房东打算涨价而你不知道如何讲价时，比如老旧的房子存在种种问题瓷砖掉落油烟乱窜时，比如隔壁是风月场所总有陌生男人夜里错敲你的门时，比如水管突然断裂导致楼下浸泡产生损失要逐个协商时。所有住在某一个房子里的人或许都要面对某一些焦虑，因为并不存在完美的空间，也不存在完美无暇、关注每个居家角落的社会保障和保险机构。比如我列举的前面两个焦虑可能是租客独享，但类似后面三个这种问题，大概也是业主不得不面对和处理的。
房子＝家？只有克服财富鄙视链，我们才有空间成长和建立关系
姜妍：家这个概念对我来说很重要，倒不是所有权上的重要，而是它应该是一个舒适、放松的空间。我算是比较宅的人，待在家里的时间非常多，没有特殊情况都是吃家里的饭菜，所以会希望房间里是相对整洁干净、有秩序的，这样从外面回来的时候心情都会变好。
黄月：居所当然是安全感的来源之一，毕竟我们（尤其是不坐班的人）每天很大部分时间都在家庭环境中度过。但我觉得，安全感是来自安全的居所和居所之内安全的关系，而非来自所有权层面，占有一个居所至少并不是我的安全感来源。我们如何感受一个房子，除了要处理和空间、和物之间的关系，也是处理和同居在这个房子里的人的关系，是它们共同构成了某种家的感受。租房生活有租房生活的缺憾感，但也有它的轻量自由属性，使人习惯更少的购买和占有，在心底里保留一截拔腿就走、微妙且乐观的勇气。
陈佳靖：想起前不久看到的一则八卦：日本演员新垣结衣和星野源今年五月闪电结婚，但两人到目前为止一直是分居状态，据说是住在同一栋大楼的不同房子里，平时会互相见面。有人说这是两个人婚姻出现了裂痕，也有人说是他们各自的工作太忙所以还没搬到一起，更受大家欢迎的说法是这符合日本近年来盛行的“分居婚”，这种方式让年轻人婚后也可以享受自由、保有自我，同时可以减少夫妻间因为生活习惯不合带来的摩擦。且不论原因到底为何，从网友的评论来看，支持“分居婚”或者说对此有向往的人确实不少。我很好奇在他们眼里，家和房子是什么样的关系？如果说房子的物理区隔构成了“分居婚”双方作为个体的边界，那他们会怎么形容两个人的家？是“你家”和“我家”，还是“我的家也是你的家”？如果不把对方真正纳入物质属性的房子里，仅仅用家人关系来定义的家是完整的吗？
这些问题似乎很难回答，每个人都对家有不同的定义，这也是家的复杂之处。对于留守儿童来说，父母不在的房子就算长期居住也不构成家；对于长大成人离开父母去外面生活的孩子来说，尽管已经不再和父母居住在同一屋檐下，但过去那个家依然称为家。在我看来，房子是生活的居所，而家是留下生命痕迹的地方，留下的痕迹越多就越珍贵。房子未必是建立一个家的前提，但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一个固定的空间去自我成长或者与他人建立关系，去用细节填充生活，去安置种种情绪。最终被我们称为家的房子是承载回忆的容器。
赵蕴娴：房子、居所、家，是三个不同的概念。只有用来住的房子才能称为居所，有了眷恋和依偎之感，居所才成为家。家像是我们固定存放在世界某处的另一具身体，它比肉身更能抵御严寒、缓解疲劳。不论居所是租来的还是买来的，能称之为家，说明心里已经做出了严肃的许诺，爱一间房子如同爱一个人那么郑重和自然，它根本不应该建立在占有和剥夺的逻辑之上。凡是可占有的，尽是可剥夺的。人类学家项飙在为《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写的序言中指出，当人人理应享用的生存空间被设计成需要竞争才能占有的商品时，家的性质也随之改变，它不再疗愈，不再可爱，反而成为一种令人憎恨却不得不去为之努力的事物，“为了买房安家，我们承受更多的工作折磨，工作折磨又让家居这个避风港显得愈加宝贵。于是，人之为人的基本需求（住所）成了我们全力拼搏的目标，实现人之为人的基本手段（工作、学习、在街上和人相遇交流）成了折磨和负担。
女性租房安全：恐惧真切，安慰背后或是责备
赵蕴娴：租房生活最让我感到不安和不公的，是身为女性不得不面对的安全问题。前段时间 类似伤害事件见诸报端，再一次引发了这种恐慌。睡前我会反复想，今天家附近是否有什么可疑人员，上门的快递员、外卖员有没有异常举动，如果有的话，真是吓到不敢睡觉。可是每每如此，心里又涌起了愧歉——我怎么能以身份背后的各种刻板印象去揣度别人呢？我是不是也对某些群体充满偏见？疑神疑鬼的做法是不是也伤害了别人？这种愧疚与恐惧交杂在一起，没有过错的人反而要承担更多的心理压力。
在和他人谈起这种恐惧的时候，我发现男性给出的反馈极为单一，附和两句“真可怕”，发几个表情包，或者表示想保护你就完事了。这些回应对解决实质问题或者安抚情绪没什么作用，甚至让人觉得不被理解，因而变得更加沮丧。相反，女性朋友都能准确理解你在担忧的是什么，而且几乎每个人都对电子监控、顶门器之类的工具有所研究。
共同的处境让我觉得不再孤独，但也倍感辛酸愤怒。在独居租房女性被害的新闻发生后， 为什么舆论和社会没有去震慑杀人者，而是提醒潜在的被害者（女性，尤其是独居女性）提高安全意识？父母长辈看到这类新闻，会提醒女孩出门在外要注意安全。我表达了对这种想法的不满，他们多半会解释说现实如此，他们也无能为力。但真的有这么无能为力吗？个体的处境与大环境息息相关，如果每个人都把说教女性的精力用来对准真正的矛盾，每一个出门在外的女儿至少在舆论上不会如此孤立无援。
林子人：我家这两天刚刚装了防盗门， 直接导火索就是前段时间发生的针对租房女性的恶性伤害事件。即使现在我已经住在一个门禁小区了，依然觉得安全感被极大地动摇。案件发生后我发了一条微博说觉得那个遇害女生很像刚来上海的我，初入职场租不起太好的房子，中心城区老小区里的小户型房子就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几年前我差点遭遇类似的事件：某天晚上，两个陌生男子来敲门，我恰好在办公室加班，家里只有当时回国休假的男朋友。他警觉性很高，反复询问敲门者是谁，对方一直不回答，他就一直不开门，然后听到门外二人嘟哝着“怎么是个男的”离开。有女性朋友最近也下单了门阻器、防狼喷雾等各种防护用品，可见这种恐惧对女性来说是真实的。
蕴娴提到男性对此类事件的反应难以真正安抚女性的情绪，我深有同感。我和伴侣聊起来，他的直接反应是“没关系，你还有我”。我能理解他的好意，但也不免感到有些气闷。这就好像是说，女性需要仰赖某个男性才能获得安全感，这种说法隐约流露出的对独居或单身女性的责备让我不适。已经有不少研究发现城市发展会带动单身比例上升，在城市中打拼的年轻人已经越来越常见，让城市单身者（无论男女）获得舒适且安全的居住条件应当是整个社会的努力，而不应该怪罪个体“单身活该遭遇不幸”。
叶青：看到大家的不安与遭遇，气愤的同时也会反思我作为一个男性在住房方面拥有的特权：起码我在家中是不用/不会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的，也从来没被什么无耻邻居骚扰过。妮娜·西蒙在被问到自由是什么的时候说，自由就是无需恐惧（“I'll tell you what freedom is to me. No fear.”）。当一大半的人没有这种自由的时候——甚至是在本该安全的家中，我们另一半是不是应该反思和改进一下了？
姜妍：我不太喜欢为可能发生的极低概率事件而徒增烦恼。比如说，有些人很怕坐飞机，因为担心会发生空难，但是其实每年因为空难死亡的人数远远低于死于道路交通事故的人数。要是因为思前想后导致睡不着觉，我会觉得有点不划算。老社区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是人和人之间的关联程度会提升，当然也会牺牲掉一部分隐私权。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里提到过一条安全的城市街道如果要想应付陌生人，有三个条件，其中之一是必须要有一些眼睛盯着街道，这些眼睛属于街道的天然居住者，这些人甚至于不会意识到自己在起着监督作用。至少我居住过的北京一些老社区，都不乏这样的“监督者”。
赵蕴娴：虽然被杀死依旧是概率极低的事件，但围猎女性却是真实存在的，这种恐惧的来源可能不是一把刀子，光是街道上各种色情的凝视都足以令人不安，有关强奸案发率的研究更说明担忧不是空穴来潮。街道上的眼睛固然可以起到监督的作用，但这还取决于用哪种眼光来判断应该对何人提起警觉，是陌生人，还是行为不轨者？如果这种目光仅仅在“熟人-陌生人”的维度上作区分，那么租客往往成为那个被排斥的人，某些违法乱纪者倒是能在熟人的包庇下继续为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