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扶贫”是“进行中”的，在所有“扶贫”的经验背后，都有像郭建南一样不辞辛劳流血的党员和干部。用自己的智慧，甚至生命挑战和改变一个村庄的世代贫困
2018年8月28日，根据广州下乡扶贫干部郭建南事迹改编的电影《南哥》（海外片名《平民英雄》——“Everyday Hero”）在美国全境公映，超过1亿人群在美国各大收费点播平台（亚马逊、苹果iTunes、谷歌Google Play、微软Xbox、索尼Sony、Sling等）收看了这部来自中国的“平民英雄”故事电影。在此之前，该片在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就备受关注，片方与美国TriCoast Worldwide公司举行的全球发行签约仪式， 吸引了30余个国家的120余名发行商及文化官员参加，及国内外多家权威媒体的报道。
《南哥》——一部扶贫英模题材的主旋律影片，为何能够得到世界各国发行商的青睐？而且，影片小投入、小制作，没有当红明星，没有话题炒作，为何能够以“分账片”的收益形式远走重洋？要回答这些创造了“广东乃至全国首次”的问题，必须要认识到，关于中国的乡村工作如何运转、中国人如何生活、以及“中国故事”背后的岭南气派与时代精神，才是这部电影所蕴藏的真正答案。
命运共同体
“南哥”的真名叫郭建南，本来是广东轻工机械有限公司的科长。他来到穷困的粤西山乡荔潭村，出任扶贫工作队队长。当地村民都住泥砖危房，留守的都是老人和儿童，孤寡五保户实在太穷，设路障强收“买路钱”。当地不少人对脱贫已失去信心，只会等政府发救济款。
荔潭村以南哥名字命名的建南路
郭建南扶贫，处处碰壁。与穷人有矛盾，与富人有矛盾，与当地领导有矛盾，与自己的上级领导和同事有矛盾，与自己的亲人也有矛盾…… 村民们心里也嘀咕，“广州的干部，不懂农活，不通方言，能明白我们的情况？”荔潭村陷入一个恶性循环——改变物质条件难，改造思想更难。“南”哥这回是真犯了“难”。
南哥毕竟是排忧解“难”的南哥。整天乐呵呵的他，居然用一个个脚踏实地的办法，让堆积多年的“老大难”问题一个个迎刃而解。他首先学习了阳江话，更好地和年长的村民开展沟通。每家每户都要走访，聊的都是最基础的问题：鹅的粪便颜色不对怎么办？小猪崽怎么喂养长得更肥？
最初，郭建南是抱着“建工厂”的希望去的，但是很快又遇到“耕地红线”的问题。郭建南意识到，必须因地制宜、而不是空有理想，否则扶贫永远只是漂在天空的想象。很快，他开展起了有针对性的扶贫计划：修路，建教育、医疗基金，让全村受益。谁家适合养生蚝，谁家适合养鹅，他心里都有一本账。
随着“精准扶贫”细致计划的推进，郭建南的性格、作风、工作，都很快获得了村民的接纳。从此，“南哥”的称号逐渐传开，他在荔潭村村民的心里，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外来干部，而是像邻居一样的“好兄弟”。郭建南驻扎在荔潭村超过一年半，荔潭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他也因疲劳过度，在一个最普通的清晨里逝去。
贫困人口的“脱贫”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2015年时，全球仍有8.36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他们主要集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西亚等区域，每天以不足1.25美元的收入维持生存。而且，发达国家的贫困人口数量增加也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纪录，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显示，2012年发达国家的贫困人数已超过3亿。这与过去几年移民至欧洲的大批难民有关。
“脱贫”一直是中国政府的目标。据《发展与全球化：事实与数据》报告介绍，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减贫效果最为突出，这些地方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口比例已经从上世纪80年代超过80%降为现在的不足8%。报告认为，中国作为世界人口大国，为世界贫困人口减少作出了重大贡献。
这正是《南哥》所告诉我们的故事。中国的“脱贫”是“正在进行时”，每一个“脱贫”的经历背后，都有郭建南这样不辞辛劳、挥洒热血的党员和干部，用自己的智慧、甚至是生命，去挑战、改变一个村庄世世代代的贫穷、困苦。在对事实进行“艺术化”描摹的影片背后，每一个观众都能体会到一种生活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下普遍的、深刻的、人性的关怀，这也是它在戛纳受到关注的最深刻原因。
小人物 大英雄
如果将《南哥》放在中国主旋律影片、英模影片的历史去看，该片创造出了同类型影片的一种全新风格。像《焦裕禄》《孔繁森》《任长霞》等影片，一般都采用“报告文学”的模式，用人物及其行动作为主线，很少有风景的渲染，也极少表现人物的“幽默感”。
如果将《南哥》放在中国主旋律影片、英模影片的历史去看，该片创造出了同类型影片的一种全新风格。像《焦裕禄》《孔繁森》《任长霞》等影片，一般都采用“报告文学”的模式，用人物及其行动作为主线，很少有风景的渲染，也极少表现人物的“幽默感”。
《南哥》则是抒情散文的风格，大量的岭南风光、岭南民情得以呈现，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背景下，观众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一片土地所发生的悲欢离合。特别是最后去世那一场戏，处理得非常含蓄，一位村民不知道他已经去世，赶来送早餐，发现郭建南伏在平时工作的桌前，其感觉到异常，马上叫来全村人。在光和景结合的镜头语言中，蕴含着非常具有艺术感染力的力量。
同时，郭建南的人物塑造也并不沉重。虽然影片是在描述一位已经逝世的模范，但郭建南在全片中都是积极的、乐观的。像一个房子漏雨的情节，村民说，这可怎么住？郭建南就说“水为财”——反而是添了一点彩头，大家听了都不那么发愁。而且，“水为财”本身就是岭南文化里的说法，此情此景此语，都真实、朴素、合乎情理。
也有很多人称郭建南为“暖男”。影片没有特意去树立他“高大的形象”，而是把他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表现。在离家上百里的乡村，他和妻子、女儿约好，每晚十点通电话，对着话筒为她们吹口琴。他在原单位一直评不上职称，妻子也很着急，但一直受挫的郭建南，来到荔潭村之后完全释然了，扶贫带来的成就感让他找到了自我，职称成了不足道的小事。
《南哥》的喜剧形式、光影处理都比较理想。对比过去的主旋律影片，它更加平实、质朴、轻松，也更加亲切、自然、鲜活。在不避讳广东省珠三角地区和粤西北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状的基础上，《南哥》一方面体现了政府的政策和决心，扶贫干部的眼界和素质，一方面也体现了乡村居民自力更生、要求进步的态度。
也就是说，今日的中国人如何生活，《南哥》都已经有其反映、折射。无论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干部，还是贫困地区的民众，虽然在物质条件上，生活水平和生活环境具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取消、拉平这些差距的愿望一直萦绕着人们的脑海里，公平、平等依然是每个人的不懈追求。
在这一点上，《南哥》和过去的主旋律影片又达成了高度的一致。像焦裕禄，下决心根治长期困扰兰考县百姓的风沙、水涝和盐碱“三害”。他在多次深入基层做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出治理“三害”的方案。不顾肝脏经常胀痛，他几乎每日都坚持去治理“三害”第一线工作，最终倒在工作岗位上。
作为西藏阿里地区地委书记的孔繁森，到任后，发现阿里缺电，缺少一切舒适的东西，很多干部纷纷想调走。孔繁森以身作则，看望山村小学的师生，给孤寡老人治病，全身心投入到雪灾的救灾活动中，差点牺牲。他的妻子吐血住进拉萨医院，他一直等阿里的灾情得到控制才满身疲惫地去医院看她。赴新疆的考察途中，孔繁森以身殉职。
一位观众看完《南哥》后评论：无论哪个国度，哪个时代，一个抛弃个人利益、为了大多数人利益而奋斗的人都是伟大的人。在纾苦救困、济世济民的层面上，英雄不分古今中外，不分年龄性别——这是文化的普适意义，而以英模人物为主角的主旋律影片虽然有着中国文化深刻印记，但正是让国内外观众得以在“普遍性”的意义下，找到一种“特殊性”的地方示例：世界大同，而中国和中国人正在其中。
岭南气派 中国故事
改革开放40年，广东的“剧本”轰轰烈烈。当年曾有一句戏言：“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1978年春风吹遍热土，广东省靠着地理优势和性格信仰，一飞冲天。广东的电影也一直给人们留下难忘的印象。1984年，珠江电影制片厂的《雅马哈鱼档》，破天荒地表现了广州本地第一代“个体户”的商海沉浮，吸引了全国的目光。
“南派电影”从此自成一家。广东开放最早，思想最解放。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实行，文艺作品非常敏感地发现了广东地区经济模式、民众心理、社会思潮等巨大的变化，并通过各种艺术形式，开始反映这个变化剧烈的社会与时代。除了电影，表现广东的优秀电视剧也不少。像《外来妹》《情满珠江》，几乎是上世纪90年代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佳作。
《南哥》的导演郑华可以说是“南派电影”的代表人物。他是1987年著名电影《给咖啡加点糖》的编剧。影片中，在广州搞广告绘制的“个体户”刚仔酷爱摄影，并爱上了逃婚到广州、以修鞋为生的农村姑娘林霞。刚仔为了接近林霞，四处收罗了许多旧鞋请她修补，还找机会替她付饭钱，并特意送上为她拍摄的照片。从喝茶，到品尝咖啡，二人的心灵一点点靠近。但是，林霞最终离去，刚仔并不知道是否能等到她的归来。
这部“新时期”电影的代表作，受到了一定的“现代主义”影响，同时也带有浓厚的“现实主义”意义。补鞋姑娘与浪荡少年的故事充满张力，沿海的开放气息中夹杂着传统的追问：中国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城乡关系？当遭遇改革开放、西潮涌动的“山乡巨变”，城市与乡村到底该向何处去？影片的结尾，气球缓缓升上天空，开放性结局里，留下了发人深省的无解问题。
时代在发展。发展的阶段不同，社会的心理变化也不同。《南哥》表现了21世纪新形势下的广东。首先，“南派电影”《南哥》刻画出广东人的性格。像郭建南的性格，就带有务实，乐观、开放、精细等特征，这是岭南人跟北方人的差别：前者处事更加低调，更加“精打细算”、克勤克俭。
而且，《南哥》也突显了党员干部和民众的良好关系——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奔向小康社会的强烈愿望，让整个社会紧紧团结在一起。“以其不为大，终成为其大。”之所以海外发行时，片名改为“平民英雄”，原因也就在这里。广东有平民英雄，正是因为上下齐心，目标坚定，英雄是从“平民”里自然生长出来的角色，而不是从天而降的大人物。
电影中“哑姑”的原型、村民杨建庆回忆了这样的细节：“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教我怎么养鹅，开始我不相信他，后来他每天早上跑到鹅厂里，他叫我，你看看这个鹅厂，你这里的卫生不行，有传染病你这里搞得不好。他买很多书给我，养鹅要买录音机，要放音乐，我说人听音乐，鹅听什么音乐？他说鹅每天听录音机，就不怕人跑来跑去，而且买了录音机之后，比同时期的鹅每一个重一斤。”
这就是典型的岭南气派、中国故事。郭建南以“南哥”特有的热情、乐观和豁达，回答了全球性的、时代性的、关于“脱贫”的尖锐问题，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如何生活、如何处理发展不均衡的现状、如何建构一个更加美丽、平等的社会。它为观众带来感动之余，更带来长久的思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