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定义
1948年10月,蒋介石国民党华北“总枪”司令傅作义袭击了石家庄(以前叫石文)和中共中央驻地徐百浦,挽回了东北战场战败国。
10月23日,华北“剿总”开会下达偷袭石家庄的作战任务和部队编制的命令:行动对内代号“穿心战术”,部队对外称“援晋兵团”;任命94军军长郑挺锋为总指挥,骑四师师长刘春芳、新二军暂32师师长刘化南为副总指挥,率3个军、10个师、1个旅共10万兵力,并配属爆破队及汽车500辆,携带100吨炸药,分偷袭、策应两个梯队,从北平、涿州地区沿平汉线及两侧,兵分三路秘密向南开进;24日开始集结。占领石家庄后,由竹生任市长、刘化南任守备司令。“穿心战术”抓住了当时石家庄地区解放军兵力部署空虚的软肋,从局部战场来说,的确是步狠招。然而,傅作义部队如此机密的军事行动,从目前掌握的史料看,中共中央至少从四条地下情报渠道获悉,是中共情报斗争史上辉煌的一笔。
渠道一:中共中央华北局社会部甘陵情报组刘光国小组
对于这个绝密计划的所有作战命令、部队调动,国民党华北“剿总”都用密码传递,具体工作由傅作义的亲信参谋处长和作战参谋何祖修办理。
但是,潜伏在华北“剿总”参谋处担任司书的中共中央华北局社会部甘陵情报组的刘光国、金××等人,感到部队要有大动作。开始他们并不知道要打什么地方、怎么打?于是,就巧妙地向参谋处的同事、绘图员崔德义了解情况。崔德义对他俩毫无戒心,很坦诚地说:上峰让我绘制石门、阜平一带的地图,在阜平一带地图上还要标上轰炸目标,立即给空军送去。崔德义虽然也不知道行动的具体内容,但从绘图内容分析,行动目标就在石家庄、阜平一带。
10月22日,作战参谋何祖修亲手把发给94军的关于偷袭石家庄、阜平、平山等地的作战命令、计划交给司书刘光国、金××抄写。他们俩掩饰住内心的兴奋,在抄写的同时,凭借平素训练的强记本领,把作战命令、计划全部背了下来。
23日上午,华北“剿总”下达偷袭行动命令。在同一天的早晨,金××在北平西安门附近的一家回民餐馆,将情报向负责人甘陵一字不差地做了汇报。为了准确无误,两个人又把情报核实一遍,立即分手。
情况万分危急,此时离华北“剿总”偷袭行动时间(27日)只有3天了。用地下电台发报是最快捷的。不巧的是,此时甘陵情报组的王文密台,由于天线被隔壁一个可疑的人拉上一根线,担心暴露,报务员王文撤回了解放区。所以,分手后,甘陵把情报整理一份要点、一份材料,让情报组成员戴继清把详细材料密写下来,缝在一件内衣里。
当天中午,甘陵与情报组交通员刘之骥在中华门内小松树林(今毛主席纪念堂位置)接头。甘陵一边走一边对刘之骥说:情况紧急,电台不行,你赶紧回边区送情报,请你背下情报要点:傅作义令郑挺锋带4个骑兵师、1个骑兵旅及爆破队,定于10月27日开始,经保定向我石家庄、阜平、平山等地深入奔袭,企图破坏我后方机关、学校、工厂、仓库等。
甘陵让刘之骥背下情报要点后,又交代他办两件事:到解放区后,找军事机关或党的机关,用电话一字不差地报告给机关的首长;打电话时,请聂司令员通知你所在地的军事机关,派车将你送到总部,还有密写详细资料交给聂总。
两人分手后,刘之骥找到隐蔽在大蒋家胡同的华北局社会部徐水交通站50多岁的交通员靳国璋,在前门东站乘下午3点火车出发。
火车到河北涿州西南的松林店镇后,不能走了。这时天色已晚,刘之骥、靳国璋沿公路继续步行南下。一路上,只见傅作义部队的运输汽车鱼贯而行,气氛十分紧张。半夜12点左右,刘之骥、靳国璋到达高碑店。没有了汽车灯,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无法继续前进,他俩只好先在一家小店住下。由于半宿的疾行,刘之骥双脚已经打起了血泡。
10月24日,天刚蒙蒙亮,刘之骥、靳国璋离开小店,沿拒马河、穿越青纱帐,直奔定兴县西边的南高洛村(现属涞水县)。在南高洛村,刘之骥、靳国璋在小脚老太太、交通员何阎氏家吃了点东西,又赶往易水河畔的西洛堡村。
中午时分,两个人终于赶到了属于解放区的西洛堡村,找到了定兴县公安局局长黎平琪。继续赶路来不及了,干脆用电话报告。
于是,刘之骥借定兴县政府的电话,接通军分区。为了证实自己的身份和情报的真实性,刘之骥报出了自己的秘密代号“C01”、上级领导甘陵的秘密代号“B01”。军分区做完记录后,答复立刻报告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和军分区通话后,刘之骥又和满城情报站站长王兴华通电话,复述以上军情,让王兴华立即报告华北局社会部部长许建国。
之后,刘之骥派交通员靳国璋赶往满城情报站,向王兴华提交藏在内衣里的那份密写详细情报,用情报站电台报告许建国部长。
10月25日一早,刘之骥在西洛堡村收听到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播发的一则新华社消息《蒋傅军妄图偷袭石家庄》,知道情报要点已经到了党中央手里,自己的任务完成了。
渠道二: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南系平津学委职业青年支部地下党员、《益世报》采访部主任刘时平
蒋介石1948年10月17日飞到北平后,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奉聂荣臻司令员的指示,要求北平地下党了解蒋介石的动向。北平地下党学委通过南系平津学委职业青年支部书记李炳泉,将这个任务交给了职青支部的地下党员刘时平。
刘时平时任北平《益世报》采访部主任,与国民党骑兵12旅旅长鄂友三、华北“剿总”爆破队长杜长城、国民党宪兵三团营长刘建龙都是绥远人,与鄂友三还是绥远一中的同学。
10月23日晚,华北“剿总”部署偷袭石家庄会议结束后,刘时平与鄂友三、杜长城、刘建龙三个绥远老乡饮酒欢聚。这三个人对“晋人治绥”特别是傅作义长期统治绥远极为不满,借着酒劲,鄂友三说:“委座有令,要老傅明天去端共产党的老窝。这次兄弟要大显身手了。”杯来盏去,刘时平把华北“剿总”偷袭行动大体了解清楚了。为防有诈,第二天凌晨,刘时平又到西直门火车站,利用《益世报》记者身份做掩护,探明杜长城所属的爆破队确实装车待命。
情况万分危急,刘时平马上向职青支部书记李炳泉汇报,李炳泉立即向学委负责人崔月犁报告。
关于刘时平获得的情报是如何传送出去的,目前说明不一。
第一种说法。1979年1月12日《人民日报》刊载的署名“柏生”的《光明磊落忠心耿耿——北京人民怀念刘仁同志》一文说:“刘仁同志亲自指挥我地下工作人员,利用敌人的电台给党中央传递情报,粉碎了敌人偷袭的阴谋,保卫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安全。”但是,这个说法没有点明地下党利用敌人哪部电台、怎么发出的。
第二种说法。郑维山将军《从华北到西北——忆解放战争》一书“保卫石家庄”一节中写道:“当日上午8时许。学委负责同志根据刘时平侦知的情况,拟成电稿转给崔月犁,崔月犁和地下电台的同志冒着机毁人亡的危险,破例在上午开机。10时许,这份关系重大的紧急军事情报,就变成无形的电波,传向城工部,传向华北军区,传向中央军委……”
郑维山将军时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奉毛泽东、周恩来之命,率领三纵从河北北部涿鹿的矾山堡星夜兼程,四天急行军赶到望都,指挥三纵、七纵阻击向石家庄进犯之敌。他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说:多年来,脑子一直转着这件事,也就是党中央获悉偷袭西柏坡情报这件事。“文革”后趁写回忆录的机会,几经访查,终于从当时在北平地下党工作的同志那里获得了实况。
可是,当时华北局城工部在北平有三部地下电台,即赵振民台、艾山台、王超向台。地下电台译电员方亭回忆:三部秘密电台和城工部电台通讯联络都有规定时间,没有在上午发报的经历。即使上午10点破例开机,城工部的电台也不会接收,而且崔月犁从来没有到过秘密电台隐蔽地点。三部地下电台同志回忆,都没有发过该内容的电报。所以,郑维山将军的说法也只好存疑。
到底刘时平获取的情报是如何报给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城工部又是如何报告中央的,至今还没有准确的说法。
渠道三:国民党联勤总部第五补给区少将副司令、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情报关系人赵龙韬将军
赵龙韬,1900年生于辽宁海城耿庄。1926年,考入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学习,次年任沈阳北大营少校连长,开始了军旅生涯。他是少帅张学良的亲信部下,参与了西安事变。他为人热情、坦诚,很有正义感。在陕北三次秘密与红军将领左权见面,对红军非常钦佩。抗战期间,率部在前线和日军作战,打了不少硬仗。抗战胜利后,他反对内战,主动为军调部中共代表叶剑英、滕代远提供情报。1947年11月,赵龙韬出任北平联勤第五补给区少将副司令,家住北平石碑胡同花园大院1号(今北京国家大剧院位置)。
赵龙韬的二儿子赵明仁是辅仁附中学生、中共地下党员;三儿子赵明勇是北平市三中学生、中共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的盟员。
1947年初冬,根据北平地下党“学委”领导崔月犁的指示,赵明仁安排父亲与华北局城工部专门负责军事策反工作的王甦(原名吴纯庸,曾化名吴静韬)建立秘密联系。从此,国民党华北“剿总”系统的后勤供应、军事调动等情报,源源不断地从赵府秘密传向华北局城工部。
对于获取傅作义部队偷袭石家庄、西柏坡这个情报,王甦在《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敌伪军工作》一文中这样写道:“1948年10月国民党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仍图进行垂死挣扎,由傅作义集中了一些兵力准备突袭我石家庄和西柏坡党中央所在地。敌人命令联勤方面装好几车皮炸药待命。赵龙韬立刻将这一情况告我,我报告了城工部。城工部从其他渠道也获悉傅作义准备突袭西柏坡同样的情报。党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粉碎了敌人的阴谋。事后刘仁曾带来口信,对赵龙韬提供这项情报表示感谢。”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刘仁在王甦的陪同下,特意到赵龙韬将军家中探望。当时担任北平市市长的叶剑英,在六国饭店对新华社记者辛毅讲过这样一段话:“取信于民易,取信于敌难。南有基沣,北有龙韬”。
渠道四:国民党华北“剿总”二处石门情报站中校站长、中共地下党员李智
1946年夏天,李智(河北束鹿县〈今辛集市〉人,曾用名李洪义、石峰、殷志杰)受党组织派遣,打入国民党“军统”特务任福禄在石家庄的第五纵队谍报队,当上试用情报员。
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后,为了把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全部肃清,党组织决定李智仍潜伏在任福禄的特务组织内,专门侦破国民党特务组织。
任福禄逃到北平后,成了国民党华北“剿总”二处的特务,指示李智继续潜伏石家庄重建军统地下情报组织。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部长许建国、石家庄市公安局长陈守中研究后,同意由李智、殷明非、王耕、张治华、李中孚、李中业和马根山等人,组织起欺骗敌人的所谓“石门情报组”,由李智负责,然后报告给任福禄。由于“表现出色”,李智被委任为国民党“军统”石门情报站中校站长。1948年春,任福禄令李智去北平领取一部电台。于是,李智把我方公开并经过上级批准的情报,每三天通过电台向华北“剿总”二处汇报,并换回国民党的有关情报。
1948年10月,李智秘密电台突接国民党华北“剿总”二处密电,称:傅作义计划攻打石家庄,目的是缓和太原被围攻局势,要求李智用电台提供石家庄中共军政设防情报,并指示他离开石家庄继续隐蔽,不要暴露身份云云。
李智立即报告石家庄市公安局和石家庄市委。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刘秀峰、市长柯庆施、警备司令曾涌泉等阅后,火速报送党中央。市公安局还指示李智按敌人命令携电台撤至藁城。在反偷袭斗争中,李智密台不但能及时获得国民党军队的情报,还遵照中央领导指示,在华北军区副司令员萧克指挥下,在陈叔亮、王应慈直接领导下,连续向华北“剿总”二处发电报17封,真真假假,以假乱真,迷惑敌人,为保卫石家庄、保卫党中央作出了贡献。中共中央、毛泽东得到傅作义部队企图偷袭的情报后,一面调动解放军、发动民兵阻击傅作义部队,一面连续让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播发消息,揭露国民党军队的偷袭阴谋。一手“枪杆子”、一手“笔杆子”,毛泽东上演的一出现代版“空城计”,迫使华北“剿总”的偷袭行动半途而废。
(作者是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宣教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