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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小说是中国小说史上一个特殊的类别。作为大多数描写犯罪、破案、断案的小说，作品倾向于渗透古代法治思想，同时通过鬼神的介入，通过强大的智慧要素，揭示出社会法治的缺陷。

古代公案小说的背后，更多隐藏着的是人们对于清官的期盼意识。

公案，原指公府案牍，引申为剖断是非的意思。佛典中的“公案”，指佛祖机缘，用以剖断生死，是言语动作的垂示，以禅理来判决事端的准绳。

公案小说萌发于魏晋，发展于唐宋，兴盛于明清。

魏晋时期志怪小说兴起，《搜神记》、《冤魂志》等，多以宣扬因果报应为主，线条粗疏，缺乏细节，但在记载刑事、民事案件以及官员审案、断案方面，注入了作家的愿望和想象，作品本身出现一定的虚构，使之逐渐从历史小说脱离而与志怪小说结合，进入文学创作之列。

唐宋时期，《谢小娥传》、《错斩崔宁》等众多的公案小说问世，大多把案件和社会生活结合起来，内容丰富，情节描写细腻，反应社会现实的同时，发扬了民间“惩恶扬善”的思想。

至明清，公案小说迎来了大成时期，《三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儿女英雄传》风靡市井，在民间广为流传，侠客与清官合二为一，扶危济困与伸张正义成为主流思想。

随着时代的更迭与发展，公案小说逐渐没落，但其内核的推理断案元素却被保留，慢慢并入悬疑小说的范畴中。当代悬疑小说家们也在对公案小说进行传承与弘扬。

早在20世纪，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先生就将悬疑推理与公案相结合，创作《大唐狄公案》，打造出“中国的福尔摩斯”，可以将之成为对公案小说大胆地创新，以及悬疑小说的第一个发展高潮。

进入新世纪，随着社会与文明的不断推陈出新，悬疑小说也进入全新的领域。悬疑文学一度将悬疑、推理、惊悚、探案、历史等多种元素融入其中，形成一个庞大而完善的文学体系。但依然有对公案小说的继承与创新，如雷米所著的《殉罪者》、法医秦明的《法医秦明》系列等，可以说是以现代为背景的悬疑公案小说。

此外，也有以历史为背景的悬疑小说，继承着公案小说的特色。如著名悬疑作家唐隐创作的《大唐悬疑录》、何慕创作的《三国谍影》、侧侧轻寒的《簪中录》、冶文彪的《清明上河图密码》，都是以解谜、破案、探案为元素的悬疑小说。

以唐隐的《大唐悬疑录》小说为例。故事发生在中唐时期，名为裴玄静的女神探陷入大唐宰相武元衡遇刺一案当中，先后以《兰亭序》、《璇玑图》、《长恨歌》为线索，展开一段破解大唐隐秘文化谜局的故事。

《大唐悬疑录》小说中人物众多，身份迥异，从掌握社稷宗庙的唐宪宗，到高居殿堂的武元衡、裴度、韩愈，再到滚滚红尘中的“诗鬼”李贺、郎中崔淼，还有高深莫测的女刺客聂隐娘，“八仙”韩湘子，甚至还有大明宫中的阉人吐突承璀、陈宏志等127位人物，纷纷陷入谜局，演绎着属于自己的戏份，一一跃然纸上。这样的故事发展，没有公案小说中常见的脸谱化，带给读者的，除了紧张刺激的破案解谜情节，还有丰富的人物形象与场景化即视感，令故事更立体化的展现在读者面前。

当然，不论是古代的公案小说，还是当代的悬疑推理小说，都无法回避的一个关键就是——情节。《三侠五义》、《施公案》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也正是其情节的精彩，这一点，也是值得当代悬疑题材作者所学习研究的。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公案小说与悬疑小说的内核，不外乎设谜题与解谜题，真正的答案就在字里行间，却又似是而非，使人观之欲罢不能，这才是公案小说与悬疑小说佳作的真正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