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立宪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题。为了追求立宪，晚清以来，很多仁者知事紧随其后，一如既往地在清末民初开花。
杨度和梁启超就赶上了这股潮流，他们矗立潮头，用自己的思想、选择为中国探路，给后世留下了华彩绽放的政治遗产。杨、梁二人都是中国政治力量的主导者，他们分别代表着中国近代转型过程中的主要思潮，他们的行动对中国政局乃至中国近代史的方向都产生重大影响。从合作到分歧，乃至对立，杨度与梁启超二人各自画出了自己的命运轨迹，身前辉煌，身后寂寞，二人至死瑜亮相惜，令人喟然长叹。
峥嵘
上世纪60年代，一对身处逆境的年青人偶然相遇，因处境相同而同病相怜，并悄悄相爱结合。男青年叫杨友麒，女青年叫吴荔明。
结婚多年之后，他们才知道，他们都是“封建余孽”的后人。杨友麒的爷爷是杨度，吴荔明的外公是梁启超。尽管身世显赫，但由于历史原因，很长时间内，杨友麒和吴荔明对祖上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
杨度之孙杨友麒：
我们认识是中学的时候，中学的时候呢不管杨度和梁启超都不是一个正面人物，特别是杨度，中学这个历史课本里头是帝制余孽杨度。所以当我在课堂上讲起杨度的时候，完全是作为一个反面人物，我都害怕同学知道我是杨度的后代，所以当时大家都对自己的祖先有些讳莫如深，尽量避开。
文革结束之后，随着信息的公开、多元，
杨友麒和吴荔明了解祖上的想法
不约而同地开始浮现。
青年时代的杨度与梁启超
杨度之孙杨友麒：
我们想一块把他们两个人过去是朋友，也曾经作为政敌，那么他们过去究竟有哪些交往？他们怎么认识的，后来他们的思想有哪些共同点，有哪些不同点呢？我们觉得做一个比较系统的了解，也算是个学习的过程吧。
杨度和梁启超在历史中最初留下的合作印迹是“捉刀代笔”。民国著名记者陶菊隐在《筹安六君子传》中用笔记体的方式描绘了“代笔门”的经过
1905年底，清政府派出端方、载泽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为预备立宪提供参考方案。
岀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张晶萍：
就对各国宪政的认识而言，五大臣虽然思想上很开明要主张宪政，可是并不是很了解这个宪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运作模式，它的构架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它有哪些条件，或者他有哪些原则，他并不是很懂。
担任五大臣考察参赞的熊希龄向考察团团长端方建议不如物色一个对宪政颇有研究的专家，叫他先打个底稿，我们回国后加以整理、补充，以之上报朝廷，这样方便得多。在熊希龄心中，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宪政专家有两个人，一个是梁启超，一个是杨度，都是他的老朋友。
此时的杨度与梁启超都因遭遇政治迫害而流亡日本，两人一改在国内交往中的不和谐，彼此惺惺相惜，最终二人合作完成了预备立宪考察报告。然而，二人都没有料到，这次合作将是他们分离的开始。
1906年9月1日，就在出洋五大臣归国几个月后，清政府颁发了《宣示预备立宪谕》。
慈禧太后
预备立宪的开始，意味着政治环境的松动，按照梁启超的常识判断，国内预备立宪活动开启后，党禁也将逐步放开。经过同流亡北美的康有为商议，梁启超决定以流亡海外的保皇党为骨干，率先在海外成立一个新的政治组织，为未来回国参政做准备。梁启超想把杨度拉入进来。然而，这一设想遭到了杨度的反对。
尽管此时的杨度声望远不及康梁，但他的内心却藏着勃勃野心，这与同样心怀政治野心的康有为产生了直接冲突。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张晶萍：
这点的话跟杨度的设想是完全不同的，杨度觉得首先我是跟你合作的，其次在这个合作中间我是要占领导地位的，像康有为，梁启超，康有为肯定不能入党，你是个政治通缉犯，你不能入党，还有一个梁启超能不能入党也是很成问题的。那么在这个宪政工会中间，我应该去指导你们怎么来避免犯更大的错误，他的设想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双方中间就谈不拢。
康有为个人是非常傲慢的，或者说非常自负的人，因为他自封素王，他是以圣人自居的，可能对其他的人是不太放在眼里的。
康有为
夹在老师康有为和好友杨度中间，梁启超尽管两面和事，但终难掩二人之间的分歧嫌隙。在政治立场核心利益的左右下，梁启超最终选择站在了康有为一边。
杨梁之间的分歧致使二人最终分道而行。1907年，杨度在东京创立《中国新报》月刊，任总编撰，而后成立“宪政公会”。10月，梁启超在日本发起“政闻社”。双方由合作走向竞争。
出山
1912年10月8日，一艘由日本驶来的轮船抵达天津大沽口码头，从船上走下来的正是流亡海外已整整十四年的梁启超。十四年前，因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作为朝廷要犯被通缉，从天津登船逃离。如今归来，却是应大总统袁世凯之邀参与国事。
梁启超
湖南文史馆馆员梁小进：
袁世凯向梁启超表示很热情很欢迎，伸出了这个橄榄枝，一个就是梁启超本人声望很高，这个自称戊戌以来，他就是戊戌变法的骄子，是著名的政论家、社会政治活动家，所以他的影响很大，争取梁启超可以争取到很大的社会影响。
早在1911年11月16日，袁世凯组成“责任内阁”时，就任命梁启超为司法副大臣。然而，梁启超初时并未接受这一任职。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夏晓虹：当然从私人的感情讲，他不应该跟袁世凯合作，因为袁世凯当时出卖了这个光绪皇帝和他的这个，等于谭嗣同他们，所以谭嗣同六君子嘛，人头落地，这个跟袁世凯起码在这个梁启超描述里面是有直接的关系。
袁世凯
袁世凯曾是维新党不共戴天的仇人。1908年10月，光绪与慈禧去世后，梁启超曾上书监国摄政王载沣，请杀袁世凯。武昌起义爆发后，梁启超也曾秘密回国，准备联络北洋新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反袁，但不料吴禄贞被袁世凯派人暗杀。
梁启超与袁世凯关系紧张，想要回国参与政治，面临极大的阻力。就在梁启超为此焦虑之际，袁世凯却主动示好，改善他与袁世凯关系的正是杨度。
此时的杨度，已经成为袁世凯的核心幕僚。对于21岁时就曾拜湘潭大儒王闿运为师，学习帝王之学的杨度来说，此时正是他春风得意之时。
杨度 王闿运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张晶萍：
杨度跟王闿运学帝王学对吧，那学帝王学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得找到一个你认为值得辅佐的人，就是这个人，有能力，你信赖他，你觉得他能帮你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杨度锁定的辅佐对象就是袁世凯。
1909年，在袁世凯最落魄的时候，
杨度就表现出惊人的洞察力。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张晶萍：
1909年初，摄政王载沣执政之后，把这个袁世凯打发回老家了嘛，打发回老家的时候，一般人一看你这个袁世凯失势了，赶紧就划清界线。所以那个袁府从门庭若市一下子转变为门可罗雀，据说当年袁世凯仓皇离京之际前来送行的只有那么两三个人，其中一个是杨度，一个是他的亲家严修，那落难之中见真情。
武昌起义爆发之后，袁世凯再度出山，
这验证了杨度的先见之明。
经此考验，杨度赢得了袁世凯的绝对信任。
革命之后，
袁世凯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一支政治力量。
辛亥革命后的袁世凯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历史系教授吴仰湘：
当时袁世凯在晚清以来的政治表现，还是这个迷住了一大批人的，特别是民国初期，整个中国还是很混乱，南北分裂的这种情况，还是很明显的，所以大家都觉得一定要找到一个核心的，就像我们今天讲的要找到一个精神领袖，同时他又强有力的这么一个人物，通过这样一个人物能够统一中国，能够让中国真正地独立。
对于梁启超来说，武昌起义的爆发为其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梁启超分析革命派并无“统一中国”的能力，认为孙中山与黄兴就有矛盾，孙中山与黎元洪也各不相让，而各省革命都靠煽动军队起义来完成，各地军队又各有所拥戴，所以革命派无法形成统一步调，破裂是早晚的事。
梁启超明白，要想重新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必须跨过与袁世凯的历史积怨，摒弃前嫌，展开合作。
而就在此时，袁世凯也意识到了梁启超不可替代的价值，在杨度的促成下，他率先向梁启超伸出了橄榄枝。
湖南文史馆馆员梁小进：
袁世凯向清朝廷提出来这个要求，而且提出要开国会，成立这个责任内阁，这个上面武昌起事的有关人员开放党禁，这一系列要求都是非常开明的，这个消息很快到日本，梁启超很感兴趣。
在经历了近一年的观察后，1912年9月，流亡日本十四年的梁启超登上了开往天津的轮船。
争锋
1915年的春天，身处天津已经决心躲开江湖纷扰的梁启超接到袁世凯公子袁克定和杨度的邀请，前往北京小汤山赴宴。
回国两年多来，眼看袁世凯一步步走向集权，但没想到他居然要复辟。他不知道，这幕戏剧的导演者正是杨度。
杨
洪宪复辟中的杨度
度
对于政党政治，
杨度从来就认为不适合中国，
他信奉的是强人政治。
政党政治的破产给了杨度新的机会，
也令他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更重要的是，他从袁世凯与政党政治的斗争中，看到了大总统面临的真实困境。
民国初年突然到来的民主政治
打乱了社会原有的秩序，皇帝一倒，
社会分崩离析，全国各自为政，
一盘散沙，袁世凯强化中央集权
就是希望全国统一政令，重回威权时代。
梁启超
历史学者羽戈：
共和制兴起之后，他一度说他愿意要放弃这种君主立宪，但事实上在他心底君主立宪依然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市场。
为什么最开始杨度要拉梁启超下水，因为他知道梁启超内心对君主立宪的态度还是有一定的亲近，就是没有忘怀。
1915年初，由袁克定出面邀约，杨度与梁启超、袁克定三人在北京小汤山密会。在得知袁、杨二人的真实意图后，梁启超表示了明确反对。
梁启超认为，无论是共和还是君宪，核心在于要实行宪政，如果不实行宪政，共和与君宪都不过是徒有其表。如今，共和已成事实，就应在共和的基础上共谋立宪，不能将立宪不成的责任推到共和身上。国体乃天下重器，可静而不可动，推翻共和，谁敢担保国体一变宪政即可实行呢？
梁启超的另一层顾虑在袁世凯本人，从日本回国之前，他曾对袁世凯寄予厚望，期待能够通过袁世凯的强权带领中国实现宪政，然而，袁世凯却在个人权力欲望的支配下，一步步破坏了共和，毁掉了来之不易的宪政基础。经历两年的政治合作，梁启超已对袁世凯完全失望。
湖南文史馆馆员梁小进：
袁世凯当皇帝也可能实现君主立宪，但是下面搞个国会，搞责任内阁，搞虚君制也是可以的，但是从梁启超的感觉来说，他感觉倒不是要搞君主立宪。
因为他在搞洪宪帝制之前，袁世凯实际就权力而言已经是皇帝了，连袁世凯自己都这样讲，他对冯国璋讲，我现在等于已经是个皇帝了，他可以把国会解散，可以把国民党解散，他的这种作为达不到梁启超的政治理想，这是一个他不接受。
曾经的立宪理想在袁世凯身上破灭，现在袁世凯竟然要以立宪为借口而恢复帝制，梁启超担心此举将使中国重新陷入革命，带来万劫不复的大灾难。梁启超预感到将来可能会出事，立即将家从北京搬迁到天津去了。
天津饮冰室 梁启超故居
在游说梁启超无果之后，
杨度感到急不可待，必须果断下手，
先行制造舆论。
1915年4月，杨度写出《君宪救国论》一文，
转呈大总统袁世凯。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张晶萍：
杨度这里他完全就是从国家的兴衰，国家的治乱的层面来讲，让你觉得好像还确实是这么回事。就是因为他说的那个学理依据非常扎实，超脱了那种普通层面的那种私心杂念，把他放到一个很高的位置。
袁世凯阅后大喜过望，当下提笔写“旷代逸才”四个大字，做成匾额，送到杨度府上。
杨度受到鼓励，心花怒放，决意扩大舆论宣传战线。1915年8月，杨度联络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六人发表联合通电，宣告筹安会成立，打着“学术团体”的招牌，实则伪造民意，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制造舆论。
1916年8月22日，梁启超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雄文，明确表达对袁世凯称帝的反对：“就令全国四万万人中三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皆赞成，而梁某一人断不能赞成也。”这篇文章成为全国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号角。
梁启超 《饮冰室全集》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发表令袁世凯和杨度极为震惊。为了说和，杨度派出两位代表专程前往天津拜会梁启超，希望梁别把话说绝。梁启超当即写了一封信给杨度，称：“吾人政见不同，今后不妨各行其是，既不敢以私废公，但亦不必以公害私。”
杨度得到此信后，又找到自己的老朋友，也是梁最信任的弟子蔡锷，请他出面前往天津劝说梁启超，想替袁世凯打个圆场。
对梁启超的想法蔡锷早已知情。但碍于私交，他还是决定接受杨度请托前往天津拜访老师。
正是这次访问，成为了梁启超和蔡锷共商如何策划反袁起义的重要会晤。一场秘密的反袁运动就此酝酿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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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大视野
《我独怜才 —— 杨度与梁启超》
编辑：苏珍妮、晓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