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去的时候是三类水，流出来成了一类水。”
“我一直向朋友们呼吁，不要再吃野生鱼了，让长江喘一口气。而且，野生鱼会富集自然环境中的一些有毒有害物质，安全性上反而不如养殖鱼。”拥有600多万微博粉丝的科普“大V”周卓诚说。
上岸后，渔民的生计怎么办？
过去几年，为了推进十年禁渔工作，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马毅长期奔波在长江沿线。
“大家可能不知道，我曾是最先反对十年禁渔的人。”马毅笑着告诉记者，2006年，曹文宣院士写信向原农业部建议十年禁渔后，他第一时间登门拜访，向曹院士解释情况、做工作。
“一是渔民退下来怎么办？我们现在建档立卡的渔民是23.1万人，但当时的渔民人数远不止这个数字，他们上岸之后的安置很成问题。二是这么大的江面，当时渔政执法机关的力量很薄弱，根本管不住。”那时候，在马毅看来，十年禁渔虽然很有必要，但条件还不成熟，人们的观念也普遍跟不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长江的生态保护迎来了转折。随着许多重要举措落实落地，实施长江十年禁渔的物质基础和认识基础也越来越完备。”马毅感慨道。
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召开的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为长江治理开出了治本良方，提出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率先在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实现全面禁捕”；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建立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补偿制度”；2019年，长江流域的332个水生生物保护区退捕；2021年1月1日，十年禁渔终成现实。
为了保障退捕渔民生计，截至2021年1月31日，禁捕退捕补偿补助资金251.67亿元已全部落实到位；重点水域已落实转产转业129743人（占需转产转业基数的99.76%），落实社会保障171626人，退捕渔民社会保障任务全面完成。
在曹文宣看来，十年禁渔不光是保护鱼，也是在帮助渔民改变生产生活方式。“长江‘无鱼’，形象一点讲，就是渔民用合法的大网眼渔网捕不到鱼了，只有用‘绝户网’、‘迷魂阵’、电鱼等非法手段才能捕到一点小鱼。这样，长江捕捞业就像走进了‘死胡同’。”
宋彬是土生土长的重庆江北区人。十多年来，他一边捕鱼，一边经营江上的餐饮船。随着餐饮船越开越多，宋彬感觉长江变了，“江面上不时漂浮着一次性餐具，鱼不仅越捕越少，还带着一股‘柴油’味。”
2018年，宋彬响应政府号召，带头拆解了餐饮船，靠补偿款在岸上不远处开了一家老宋家鱼馆。如今，鱼馆的生意不仅越来越红火，4名和宋彬一样的退捕渔民也加入鱼馆工作，在岸上过起了安稳的好日子。
长江全面禁渔后，仍有一群渔民选择留在了江上。
2021年2月5日，天刚蒙蒙亮，在江西省湖口县的鄱阳湖水面，伴随着“突突突”的马达声，舒银安和同事们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一边监测长江江豚的数量，一边劝阻岸边使用“四锚钩”的垂钓者。“这种‘四锚钩’有4道锋利的钩尖，不用鱼咬饵，直接就能钩穿大鱼身体，对渔业资源的破坏性很大。”舒银安告诉记者。
2017年，在渔船上出生、捕了40多年鱼的舒银安收起渔网，报名参加了刚刚组建的湖口协助巡护队。“这几十年，眼看着长江鲥鱼、河鲀鱼都没了，捕捞上来的鱼个头也越来越小。要是将来鱼都没了，哪里还会有渔民？”
随着鄱阳湖里的“迷魂阵”被清理干净，电鱼者受到法律制裁，舒银安看到了长江可喜的变化。“今天上午巡护20公里，十几次看到江豚跃出水面，以前它们根本不敢靠岸这么近。中午巡护回来，又看到‘长江江豚被提升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新闻。太好了，长江的未来一定会更好！”舒银安兴奋极了。
十年后，长江会重现昔日生机吗？
调查中，也有网友提问：“十年禁渔后长江能恢复到什么程度？”“鱼类数量是否会超出自然承载能力？”
“如果说长江‘病’了的话，那么十年禁渔只能说是对母亲河的一次‘抢救’。”曹文宣指出，十年禁渔只是我们在长江大保护上迈出的一小步，“这不是一劳永逸的，拯救长江水生生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曹文宣估计，十年休养生息后，长江“四大家鱼”的产卵量能回升到200亿到300亿尾左右，最多达到20世纪60年代30%的水平，而许多濒危物种的恢复则更为困难。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危起伟介绍，在2017年到2019年的长江渔业资源与环境调查中，他们发现有130种历史上分布的鱼类未能采集到样本——更严峻的是，中华鲟、长江鲟、胭脂鱼、川陕哲罗鲑等珍稀鱼类都没有自然繁殖活动发生。
“长江鲥鱼消失得太快，我们都没能来得及攻克人工繁殖方法；此外，白鱀豚和白鲟也相继宣告功能性灭绝。”危起伟认为，十年后长江的生物资源量会有所提升，生态系统的活力会有所复苏，但有些物种可能将永远地离开我们。
“禁渔保障了中华鲟人工放流幼体的成活率，但是由于拦河筑坝等物理性变化，中华鲟无法产卵的问题亟待科研攻关。作为江海洄游鱼类，中华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海洋，而这方面的保护还存在空缺。”如何不让中华鲟重蹈白鲟覆辙，是危起伟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显然，“光靠禁渔还救不了所有鱼”。
在中华鲟的种群保护仍面临严峻考验时，长江另一旗舰物种长江江豚则传来了好消息。
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钱正义博士回忆，在中科院水生所读书期间，他解剖过六七十头死亡江豚，其中约半数的江豚胃里空空如也，或是身体表现有其他饥饿症状，“它们饥肠辘辘，在偌大的长江中竟然找不到鱼吃。”
随着近几年长江禁渔工作的有序推进，长江江豚在鄱阳湖、宜昌、镇江、南京等江段嬉戏的画面频频登上热搜。“全面禁渔降低了非法渔具伤害江豚的风险，它们的食物来源大大增加。相信在未来几年内，它们的种群数量会得到一定恢复。”钱正义对此很有信心。
2017年博士毕业后，钱正义专职投入到长江江豚的保护工作中，加入了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基金会在农业农村部长江办的指导下与渔政部门合作，共同创建了协助巡护模式，吸收转业渔民从事巡查监督工作。“渔民最熟悉长江，也对长江最有感情。让他们从‘捕鱼达人’成为‘护鱼达人’，既可以解决转产转业需求，又让长江江豚有了‘专属保镖’。”钱正义打趣地说。
传来好消息的不只有江豚。前不久，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在长江宜昌段发现了一尾鳤鱼。鳤鱼曾是长江流域重要的经济鱼类，由于过度捕捞、江湖阻隔及栖息地生境退化等原因，鳤鱼在多个历史分布区绝迹，先后被湖北、湖南等地列为省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
“鳤鱼销声匿迹20多年后，在2017年发现一尾，时隔三年的2020年又发现一尾，出现的时间间隔缩短，这标志着鳤鱼种群开始逐渐恢复。”危起伟相信，随着十年禁渔工作的持续开展，长江常见鱼类种群的规模将明显增大，部分受威胁鱼类的种群也将有所恢复。
《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27日09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