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却因其诚实而更赏识之，赐名拱辰，仕途平顺。庆历二年（1042），辽国屡次派使者来挑衅，王拱辰旁征博引，据理力争，令对方放弃非分的领土要求，恍如北宋版的李太白醉草吓蛮书。宋仁宗赞曰：“非拱辰深练故实，殆难答也。”
有意思的是，晏殊等文坛大咖奖掖后进，欧阳修等青年俊彦脱颖而出，茁壮成长。而等到欧阳修自己做了主考官，他也无疑是一位慧眼识才、胸怀宽广的前辈宗师——
嘉祐二年（1057）正月，欧阳修金榜题名27年后，来自四川眉山的苏轼、苏辙兄弟参加了在礼部举行的科举考试，这一科的主考官是翰林学士欧阳修及其好友、蓍名诗人梅尧臣，考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欧阳修和梅尧臣都是北宋现实主义文风的倡导者和代表人物，提倡古文复兴，反对“西昆体”的形式主义，自幼熟读先秦两汉古文，尊崇韩柳、李杜的苏氏兄弟躬逢其盛，正是欧、梅二考官所需要的现实主义大将，兄弟俩的榜上有名也就成为必然。
据说，苏轼本来不仅榜上有名，还可以稳拿第一的！但却为什么只是第二呢？这里有个小插曲——
苏轼在考卷上以历史上讲究“仁”的尧和讲究“义”的皋陶为例，说明英明的君主当以“仁”治天下。文章虽仅六百余字，但梅尧臣读了此卷，拍案叫绝。他感到该生逻辑严密、文笔精练，所阐述的又是正统儒家思想，其文颇有孟子之风，在这科考生中无疑拔了头筹，且也非常符合他和欧阳修等考官心中所定的取士标准，于是，赶紧推荐给主考欧阳修。欧阳修看了这份卷子，非常欣赏，想取为头名，又觉得此文风格流畅自然、汪洋恣肆，非常像自己的学生曾巩，而曾巩也正参加了这一科的考试。为了避嫌，欧阳修最终忍痛割爱，将苏轼的卷子判为第二名。
这年的四月八日，22岁的苏轼又通过殿试，于四月十四日成为新科进士，且在近四百名考生中名列前茅。
仁宗朝的文星璀璨，或许得益于文坛宗师们提携后进的传统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文学史将永远记住嘉祐二年的春天。三个不世出的文章奇才，苏轼、苏辙和他们的父亲苏洵，突然出现在北宋王朝的文坛上，引发轰动。其实，不仅仅是文坛，这一科可谓群星灿烂，诞生了多位未来的各界名流。正如吴钩先生在其新著《宋仁宗：共治时代》中所言：“嘉祐二年的进士科状元叫章衡，名气不大，但同榜进士中却诞生了多位未来的政治文化精英，如：苏轼、苏辙兄弟，与苏家兄弟同列‘唐宋八大家’的曾巩，文武双全的王韶，理学家张载、吕大钧，未来熙丰变法的骨干吕惠卿、邓绾、张璪、林希、曾布、蒋之奇，保守派名臣朱光庭、梁焘，等等。熙丰变法的另一员骨干章惇，是状元章衡之叔，也参加了嘉祐二年进士科考试，但因名次在侄儿章衡之下，深以为耻，放弃殿试成绩，‘委敕而出’，两年后，即嘉祐四年，再参加礼部试，高中甲科……中国自隋唐始实行科举取士，至清末废除科举制，历时一千余年，论取士之盛，没有一届科举考试可与嘉祐二年贡举相比拟。”尤其是苏轼，他天才的光辉灿烂四射。有些人，尤其是文风浮靡而此科落第的士子们十分嫉妒他，嘲弄戾骂，无所不用其极。不过，迎接苏轼的更多的是热情的扶持和欣赏，尤其是欧阳修，他在苏轼身上看到了自己事业前进的希望——
欧阳修在20多年前——那时苏轼还未出生——就开始与以“西昆体”为代表的形式主义文风顽强斗争，多年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现在是他广罗人才，培养后继者的时候了。好在天遂人愿，欧阳修门下有了王安石，有了曾巩，又有了苏轼！欧阳修兴奋地对梅尧臣说：“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此话反映了苏轼之才华卓绝，更反映了欧阳修识人之明、让贤之量。
欧阳修的赏识令苏轼十分感动，多年以后，苏轼还记得当时欧阳修特地派门生晁美叔去苏氏兄弟暂寓的兴国浴室拜访他们。晁美叔告诉苏轼，他在欧阳修门下时间已经很长了，老师命他来和苏轼交个朋友，因为欧阳修认为苏轼将来必定大有成就，名扬天下，就是老夫子本人也要让苏轼一头地呢！欧阳修还说，在我身后，不会有人谈论我，人们谈论的将是苏轼。欧阳修的这些话将由历史一一应验。不过，当时人们还只是十分惊喜地看到文坛发生了这样的奇迹：年仅22岁的苏轼从藉藉无名的普通书生一跃而为文坛祭酒欧阳修的麾下干将和诗文革新运动的主力。苏轼的文章思接千古，志向高远，滔滔不绝，这种风格样式成为文坛的时尚迅速流传开来。后来，欧阳修在给苏洵写的《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里这样叙述“三苏”初到京都带来的冲击：“书既出，而公卿士大夫争传之。其二子举进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学称于世。眉山在西南数千里外，一日父子隐然名动京师，而苏氏文章遂擅天下。”诚然，苏文一出擅天下，此时此刻，苏轼本人正踌躇满志，欲大展宏图，而欧阳修的提携之功，他始终铭记。
若干年后，苏轼作为文坛宗师，也提携了多名后进，著名的苏门四学士是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又和陈师道、李廌合称苏门六学士，其中，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开山鼻祖，与苏轼一样也长于书法，是“苏黄米蔡”书坛四大家的前二位——“蔡”即蔡襄，也是《清平乐》剧中人，而秦观就是著名的传说故事《苏小妹三难新郎》中的那位新郎秦少游。苏门后四学士则是李格非、廖正一、李禧和董荣，其中，李格非就是不世出的大才女李清照的父亲。
而老百姓更熟悉的包拯包大人，早在天圣五年（1027）便已登进士第，戏曲舞台上的《铡美案》等经典剧目让他的铁面无私形象深入人心。有一次，宋仁宗准备任命最心爱的张贵妃（《清平乐》剧中的张妼晗）的伯父张尧佐为宣徽史，但群臣皆以为不妥，其中包拯态度立场最为分明，据理抗辩，慷慨陈词，唾沫星子喷了官家一脸。赵祯回到后宫，悻悻然回复爱妃说你只知道宣徽史，不知道朕的前朝有个包拯御史吗？
宋代女性改嫁颇为常见，甚至几位皇后都是“二婚”
《苏小妹三难新郎》的故事出自明代话本《醒世恒言》，流传甚广，说的是苏轼的妹妹腹笥甚宽，新婚之夜以一句“闭门推出窗前月”难倒新郎倌，还好大舅子暗中启发，秦少游才终于过关。其实，不仅秦观的妻子并非姓苏，而且苏轼也没有妹妹。那么，苏小妹的原型是哪位呢？
仁宗景祐三年（1037），农历年底的十二月十九日，四川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市）纱彀行里的苏宅喜庆弄璋。这家的主人，已经不是第一次做父亲的苏洵欣喜异常——夫人程氏前面所生的子女大都夭亡，只剩一个女儿乳名八娘，这时才两岁。而这个新生的男婴苏轼事实上成了他的长子。八娘和两个弟弟一样聪明好学，下笔有神，性格也俊朗有气度，没有一般小女子的俗气。苏洵夫妇爱如掌上明珠，对她的婚事也操了不少心。富贵人家来求亲，苏家怕八娘受委屈，不肯答允。程家，即八娘的舅父程濬家来为其儿子，即苏轼姐弟的表兄程正辅提亲，苏家起先也不想答应，可按当时眉州的风俗，攀婚姻讲究姑舅结亲，这门婚事就被违心地定了下来。仁宗皇祐二年（1050），就是越剧《血手印》里的王千金悲戚戚地法场祭夫的那一年，18岁的八娘嫁到程家做了媳妇。程家行事不讲伦理道德，八娘颇看不惯，与公婆叔嫂格格不入。她遵从父命独善其身，遭到程家人的歧视和迫害。婚后一年，八娘诞下孩子，但自己染上重病，夫家却不予医治。苏洵夫妇只好把女儿接回来治病调养。可程家还不放过她，在八娘渐渐好转时又夺走她新生的婴儿，这一下打击太大，八娘病又转沉，三天后含恨而逝。八娘之死引起苏家人巨大的悲愤，也引起眉州百姓的公愤。事后，苏、程两家断绝了来往，苏轼和程正辅表兄弟之间关系十分紧张，直到40多年后才略有缓和。
也许，后世文人不仅极爱苏轼的旷达高才，也同情才女八娘的遇人不淑，希望她像李清照一样得嫁檀郎，夫妇和谐，所以才编出苏小妹三难新郎这个脍炙人口，一直活跃于红氍毹上和银幕、荧屏的故事来。
《清平乐》剧中的众闺秀，婚姻自然都也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宋人有“榜下捉婿”之风，新科进士往往大登科后小登科，迅速成为朝中各大佬的娇客，如天圣八年，参知政事薛奎就想让王拱辰和欧阳修都成为自己的女婿，可惜欧阳修已与胥偃之女有了婚约，后来胥氏夫人病逝，欧阳修续弦，终究还是与王拱辰成了连襟。而王拱辰则因续娶亡妻的五妹，从三女婿变成五女婿，作为四女婿的欧阳修就调侃他是“旧女婿为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
很多观众注意到了，剧中的夏竦宠妾灭妻，家务事闹到了上达天听的地步，脸上带着悍妻指印的他只得愧颜认错。但赵祯进了后宫却对夏竦青梅竹马的女人贾教习，就是张娘子身边的那个婆婆说，既然是当年我父皇赐婚拆散了你们，造成夏竦夫妇不睦，那我也以一纸诏书让他们和离吧，令贾婆子感激涕零。虽然这并非完全与史实相符，但夏竦私德不修，以致母亲和岳母互相诟詈闹上公堂，他自己也被贬谪，却也是实情。
而仁宗之所以如此善解人意，不仅因为宠爱张妣晗，也是由己度人将心比心之故——他第一次立郭后，是大娘娘选自己降得住的儿媳，第二次立曹后则是大臣们为国选母仪天下的后宫之主。婚姻由不得他自己，仁宗贵为天子却不得不数次将心爱的女人送出宫去——先是送走尚、杨二美人；废郭后选新皇后时，因心仪的女子陈氏出身商贾之家，又出自小娘娘杨太妃门下，大臣们均以为不妥，他被迫与众臣子交口赞誉的曹氏大婚。
值得一提的是，曹后（1016—1079）竟是二婚。据宋人笔记《甲申杂记》记载，其第一任丈夫李植“自少年好道，不乐婚宦”，婚礼当日“逾垣而走，曹氏复归”，而李植“自放田野，往来关中、洛阳、汝州，人以为有道之士也”，这些剧中基本都有叙述。
不过，该剧不曾提及的是，其实大娘娘刘娥也是二婚女。刘娥（969—1033）出生不久便父母双亡，被寄养在母亲庞氏的娘家，长大后成了歌女。当时，指挥使张耆将刘娥推荐给宋太宗第三个儿子赵恒。赵恒即位后，景德元年（1004）刘娥被封为美人，后晋升修仪、德妃。她因娘家无人，遂认前夫龚美为兄，龚美改姓刘。大中祥符五年（1012），被册封为皇后。乾兴元年（1022），宋真宗赵恒驾崩，赵祯尚在冲龄，刘娥成为宋代第一个临朝称制的女主。她崩逝时，赵祯才知自己的生母其实是刘娥的宫人李氏。宋以后，刘娥与仁宗、李氏间的恩怨纠葛迅速被艺术化，元代杂剧《金水桥陈琳抱妆盒》、明代昆曲《金丸记》演的便是后世广为流传的狸猫换太子故事，清代石玉昆的长篇侠义公案小说《三侠五义》也将此事加以演绎，后被改编成京剧《遇皇后》和《打龙袍》（合称《遇后龙袍》），成为著名的包公戏，于是，刘娥奸妃的形象在国人心中被定格，与史实相去甚远。电视剧《清平乐》中的大娘娘刘娥的形象则接近历史上真实的刘太后。
宋徽宗的皇后韦氏也是二婚女，她与姐姐都是宰相苏颂的婢妾，据说因患有尿遗之症而被苏颂认为有富贵相，将她送入京城，后被宋哲宗赐给端王。端王继承大宝，便是徽宗。韦氏与徽宗的儿子赵构就是高宗。靖康之变中，韦氏随徽宗被掳北上，高宗即位后，遥尊她为“宣和皇后”。
宋代的改嫁女可以母仪天下，民间女子改嫁则更为平常。范仲淹的母亲谢氏就曾带着范仲淹改嫁，他因此曾改名朱说，而王安石也曾做主让儿媳庞氏改嫁。宋人丘濬《孙氏记》记载孙氏初嫁一轻狂少年，再嫁老秀才张复，三嫁官员周默而成为朝廷命妇。但李清照在赵明诚殁后改嫁张汝舟一事，却成了后世一桩著名的公案，恐怕除了史料似乎存疑之外，明清时期的妇女贞操观与宋人不同，亦可能是争议的一个起因。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