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序言
从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佛教开始逐步复兴的大背景下，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有着比较大的发展时期。从早期的杨文会创立金陵角经处到《频伽藏》编辑出版、支那内学院《藏要》编辑出版，中国佛教大藏经研究日趋活跃。1930年陕西开元寺、卧龙寺《碛砂藏》被重新发现，1934年陕西赵成贤广胜寺发现了古代失传的《金藏》，发现了新发现的古代版大藏经，佛教大藏经研究达到了新的高潮。当时，叶公、欧阳、武武、余清、周淑家、张有心等著名专家学者撰写了质量极高的佛教大藏经研究论，奠定了大藏经研究的学术基础。确立这些学者在中国佛教大藏经学术研究史上的地位。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林继儒老师编辑的《中华大藏经（汉文版）》为封面，当代大藏经的调查和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群学者系统地调查了国内藏经的情况，撰写了高质量的论文。
另外，从此各地图书馆、博物馆、考古单位、寺院等收藏单位对佛教古籍进行了系统整理，90年代以后古籍拍卖市场开放，大量个人藏品曝光，海外藏品陆续流入，发现了过去学术界不为人知的大藏经，大大丰富了佛教大藏经的品种和数量。过去发现的大藏经以更丰富、更全面的资料的发现弥补了许多传统史料的不足。新队长的发现纠正了过去的错误认识，极大地促进了大藏经及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为佛教大藏经研究提出了可以进一步深入发展的新课题。
本文仅介绍了近30年来新发现的佛教大藏经一个，并稍微说明了其学术价值。
第二，最近30年新发现的大藏经
1、打开宝物。
根据国内外各公馆收藏机关公布的资料和笔者的眼睛考察，目前确认的《开宝藏》件有11件。
(1)、中国国家图书馆《阿惟越致遮经》册(“草”字)；
(2)、中国国家图书馆《杂阿含经》(残叶结)
附件《佛说圣法印经》；
(3)、陕西省博物馆馆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266(“秋”字)；
(4)、高平市文博物馆《大云经请雨品》第64个(“大”字)；
(5)、高平市文博藏书《妙法莲华经》卷第7卷(无千字文号)；
(6)、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图书馆《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册581册(“里”字)；
(7)、上海图书馆《大方等大集经》册43册(“是”字)；
(8)、日本京都南禅寺《佛本行集经》卷第19卷(“命令”字)；
(9)、日本西赌博物管《十诵尼律》册第46卷(“浙江”字)；
(10)、美国哈佛大学塞克勒美术馆《御制秘藏诠》册第13册(无千字文号)；
(11)、中国国家图书馆2007年底收购《大宝积经》册111册。
另外，根据传统语录，《中论》册第二残叶(“补”字)还有一个，目前下落不明。
据说，日本兴圣寺收藏品中开设了宝物原件，经过调查后确认为日本古代抄本。日本的许多古代抄本保存着《开宝藏》号(《开宝藏》或《开宝藏》号)。据报道，广西自治区博物馆收藏了第19卷《开宝藏佛本行集经》册，被确认为日本近代仿造印刷品。
2005年，日本西赌博物管公布了该馆所有中村无折藏品，包括宝物本《十诵律》，并通过彩色复印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便利[1]。
2007年10月，山西民间收藏家转让了111本宝物本《大宝积经》册，被中国国家图书馆收买。本文件是黄皮纸，卷发有点残忍，从“第八章”到“第三十三章”结束，共25版。各版比国立图书馆收藏的《阿惟越致遮经》略窄，上下各窄约1厘米。本文件为标准《开宝藏》格式，每版23行，行14个字，无偿贺兰与警戒，判断小字间敬明权，千字文号，纸(版)序号。爱护石介宝题记残字，只骑着“世峰”字的残笔，留下了宝物卷轴标签“宋介宝某年某封刻刻”的残留痕迹。卷轴封底：”.3月14日，这部经典进入金刚肚子。孔德周顺害怕五色伪装停滞，等待执行，祈求福气。”
本文件除了卷轴第一部分破损外，其余部分质量优良，纸张均匀，纸张比较耐用，纸张经过色泽等工序的特殊处理，纸张似乎不会老化。这本经典，字体整齐清晰，每一个字墨水均匀，字清晰，完全没有繁杂的现象，确实有“墨水像点画一样”的效果。作为早期印刷本，与上述各项相比，印刷时间更接近雕版时间。
本在佛教门
献学上，亦有重要价值。开宝藏本《大宝积经》卷一百一十一早佚，惟宝积寺本及高丽藏本尚存，以此两本复校新发现之开宝藏本，得到许多收获：第一，再次证明《金藏》、《丽藏》确为《开宝藏》之覆刻本，三者之间许多经文的版刻风格非常相似，甚至很多地方难以区别。这种现象说明了《金藏》、《丽藏》覆刻《开宝》的基本方式，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何以《金藏》中保留有《开宝藏》的题记。
第二，学术界过去有《开宝藏》严格遵守宋代避讳制度的说法。本件经文中之“竟”字，或有缺末笔的现象，但是并不严格，“敬”字不避。北宋以太祖祖父名敬，故避讳敬、镜、竟、境等字。但是，宋初对镜等字，尚不避讳，即便有时用缺笔，但亦未严格执行。
第三，以《金藏》、《丽藏》与《开宝藏》本经文对照，罕有可供校勘之处，如：《金藏》本“弥勒复有九法离诸恶道……一者远离……”，《开宝》本作“弥勒复有九法离诸恶道……一者速离……”。最重要的差别在“弥勒颂”中，《开宝》本“众生虽垢重，诸佛不厌舍。愿以大慈悲，□□□□□（小字注：诸藏皆少一句）。”这缺少的一句，《金藏》、《丽藏》都补为“度脱生死海”，日本古本《圣语藏》作“哀湣常摄护”。查敦煌遗书，未见《大宝积经》本卷。中国国家图书馆BD06634号为残卷，前后4纸，抄写两段经文，前段抄《不空罥索神变真言经》13行，卷面有墨书大大的“兑”字，表示未抄写完毕即作废。后段卷端题“大宝积经第九十卷云礼三十五佛法……”，乃依据《大宝积经》卷九十礼三十五佛仪轨编纂而成的为敦煌当地僧人作某种法事使用的仪轨，故拟名《礼三十五佛文》[2]。《礼三十五佛文》又分两个部分，前42行为依据卷九十制定的“礼三十五佛法”，后32行为卷一百十一弥勒所颂之“归命礼”。这段“归命礼”正可以作为《开宝藏》本的校勘本，校勘结果是，敦煌遗书本也缺本卷所缺一句。由此可见，早在九至十世纪的唐末，社会上流传的本子，就已经缺少“度脱生死海”一句。至北宋初年，在四川开雕《开宝藏》的时候，本经所缺一句，竟然在四川寻觅不到校勘本，无本可补。到《金藏》、《丽藏》编辑开雕的时候，两藏经过校勘，并补上“度脱生死海”一句。
二十世纪初，随著中国西北地方考古研究的发现，中国新疆等地，发现了属于古代高昌国时代的《开宝藏》残片，这方面的研究，近年以来，新成果不断。
（1）、2005年，旅顺博物馆同日本龙谷大学共同整理该博物馆收藏的大谷探险队收集品，其中有上千枚刻本佛教经典残片需要鉴定，之后，召开了“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国际学术会议”，并以会议相同的名称，出版了会议论文集。日本学者竺沙雅章先生从大量刻本残片中比定出一件开宝藏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博物馆编号为LM20_1487_03_03[3]。
（2）、2007年9月，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的“大藏经”研讨会上，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梶浦晋介绍了静嘉堂书库收藏的有关资料，他说：“静嘉堂文库还藏有一件令人瞩目的资料，那就是题为《西域出现古经断片帖》贴交帖（将各种档裱在一起的册页）。这是将在吐鲁番一带所采集的典籍?文书断片粘贴在衬纸上的册页，有出自梁素文之手的题签。附有梁素文题签的册页收藏在书道博物馆、京都国立博物馆、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等处，所贴的资料大部分为写本。七帖之中，题为《晋宋以来印版藏经》《高昌出土刻经残纸》的两帖，是有许多刊经断片粘贴而成的。从版式字样来看，可以推定这些断简大部分是契丹藏或者契丹藏系统的经典，但其中也有开宝藏或者开宝藏系的经典。我们现在正在鉴定这些断片所属经典及其版种，并与Berlin-Brandenburg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柏林布兰登贝格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院）所藏的同类断片进行比较。”他们至少鉴定出一件属于《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八十九的残片。[4]
（3）、王丁在《初论<开宝藏>向西域的流传》的论文中，介绍了他比定的几件收藏在海外的《开宝藏》残片，其中包括俄藏Дх.12128R《大般若波罗蜜经》卷第八十一、俄藏Дх.12087R《大般若波罗蜜经》卷第八十一、柏林藏Ch/U7362v《大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二百七十八、日本四天王寺A45《苏悉地羯罗供养法》卷下，该卷的另一半在德国，编号柏林藏Ch/U7494r，柏林收藏的另一件编号为Ch/U6412＋Ch/U8098r，同样为《苏悉地羯罗供养法》卷下。这些收藏品，大多为不足10行的残片，几乎全部来源于中国吐鲁番地区，发现的时间大约在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5]。
吐鲁番发现的《开宝藏》残片，充分说明北宋与高昌地区来往极为密切，是刻本大藏经传到西域的实物证据。
2、契丹藏
当代学术界根据史料记述，基本同意这样的认识，即《契丹藏》分为“大字本”与“小字本”。1974年，山西省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俗称木塔）发现辽大字本《契丹藏》，八十年代开始，由山西省文物局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共同组织人员进行了整理，1991年由文物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大型图册《应县木塔辽代秘藏》，给予全面揭示。整理人员在木塔中清理出辽代文献共九十二件，其中刻本佛经四十七件，包括被认为是《契丹藏》的经卷十二件；其他印刷品八件，写本佛经三十件，佛像七幅[6]。据图录介绍，十二卷《契丹藏》如下：
（1）、东晋佛陀跋陀罗译六十卷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四十七，“垂”字型大小；
（2）、唐实叉难陀译八十卷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二十四，“爱”字型大小；
（3）、唐实叉难陀译八十卷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二十六，“爱”字型大小；
（4）、唐实叉难陀译八十卷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二五十一，“首”字型大小；
（5）、后秦鸠摩罗什译八卷本《妙法莲华经》卷第二，“在”字型大小；
（6）、唐玄奘译《称赞大功德经》一卷，“女”字型大小；
（7）、隋阇那崛多译《大法炬陀罗尼经》卷第十三，“靡”字型大小；
（8）、失译七卷本《大方便佛报恩经》卷第一，“欲”字型大小；
（9）、东晋僧伽提婆译《中阿含经》卷第三十六，“清”字型大小；
（10）、唐玄奘译《阿毗达磨发智论》卷第十三，“弟”字型大小；
（11）、宋法天译《佛说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经》一卷，“刻”字型大小；
（12）、辽德云集《一切佛菩萨名集》卷第六，“勿”字型大小。
经过学者研究，基本认定这十二件中，有7件，即1、7、8、9、10、11、12属于辽刻《契丹藏》，2、3、4、5、6号应该是单刻零本[7]。
据日本《东文选》卷一百一十二载高丽僧宓庵《丹本大藏庆赞疏》一文记载，《契丹藏》还存在一种小字本系统：“念兹大宝，来自异邦，帙简部轻，函未盈于二百，纸薄字密，册不满于一千，殆非人功所成，似借神工而就。”1987年河北省丰润县天宫寺塔维修，发现十余种佛典，其中有几种经典刊有千字文编号[8]：
（1）、《佛说炽圣光消灾经》，“卿”字型大小；
（2）、《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壁”字型大小；
（3）、《大方广佛花严经》，从“平”至“伏”字型大小。
《佛说炽圣光消灾经》历史上有两译，一为唐不空译，名《佛说炽盛光大威德消灾吉祥陀罗尼经》，在房山石经中，它的名称为《佛说最胜无比大威德金轮佛顶炽盛光消灾吉祥陀罗尼经》；另一种为唐代失译本，全名《佛说大威德金轮佛顶炽盛光如来消除一切灾难陀罗尼经》。这两部经都收在房山石经中的金代刻经中，千字文号都为“槐”，与“卿”为前后，相差一个字，金代刻石的底本应是辽刻《契丹藏》，为什么措开了一个字，还要研究。朱子方先生认为，这部经是根据《契丹藏》刻成，“小字，本头亦小……应是坊间刻印本”。
《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壁”字型大小，与房山金代天会十五年（1137）刻石的千字文号正相同。
《大方广佛花严经》八十卷，一函八册，千字文号从“平”至“伏”字，是《契丹藏》本或与之有关系的单刻本。
小字本《契丹藏》的数量甚少，所有资讯都应该重视。
2005年，竺沙雅章先生在“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国际学术会议”中，公布了一批由他鉴定的辽代刻本佛经，其中数个带有千字文编号，该编号与房山石经中的辽金刻石相同，他认为，这批风格明显的残片，都是辽刻《契丹藏》[9]。
2003年，竺沙雅章先生在《汲古》杂志上发现论文《黑水城出土の辽刊本について》，对上海古迹出版社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几种被认为是西夏刊本的《契丹藏》残片作乐研究，指认出其中的部分残片属于《契丹藏》，部分残片可能属于《契丹藏》的覆刻本[10]。
通过上述学者的研究，《契丹藏》的基本风貌及版式初步揭示了出来，极大地丰富了《契丹藏》的资料，为深入研究《契丹藏》奠定了基础。
3、金藏
1934年在山西省赵城县广胜寺发现的《金藏》，又名《赵城金藏》，由于随后即来的战争环境，不少经卷散佚，中国国家图书馆现存4813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西藏萨迦寺发现550余件《金藏》，属于元北京大宝积寺收藏品，又称“宝积寺本”。任继愈先生主编之《中华大藏经（汉文本）》即以这两部分为主体做底本，校勘编辑。
《赵城金藏》散佚本国内不少单位有收藏。而海外收藏品的情况长期不明。2007年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学者梶浦晋先生公布了在日本收藏的情况。各单位收藏品目录如下：
（1）、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卷第四百十七
妙臂菩萨所问经 四卷
佛说大自在天子因地经 一卷
佛说如意摩尼陀罗经 一卷
杂阿毗昙心论 卷第十一
阿毗昙甘露味论 二卷
随相论 一卷
（2）、京都大学文学部
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 卷第一百四十一卷第一百四十七至第一百五十
尊婆须蜜菩萨所集论 卷第八至第十
（3）、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圆觉道场修证广文 卷第十二
（4）、庆应义塾大学
深密解脱经 卷第四
（5）、龙谷大学大宫图书馆
佛说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三昧大教王经 卷第七 首阙
（6）、佛教大学图书馆
（7）、天理大学天理图书馆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卷第一百十五
阿毗达磨发智论 卷第九
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 卷第一
（8）、逸翁美术馆
大方广菩萨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 卷第十三
（9）、药师寺
杂阿毗昙心论 卷第八
大方广菩萨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 卷第三第四第十一第十二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八
广大莲华藏庄严曼拏罗陀罗尼经一卷
佛说宝生陀罗尼经一卷
佛说莲华眼陀罗尼经一卷
佛说观想佛母般若波罗蜜多菩萨经一卷
佛说圣宝藏神仪轨经 二卷
大金刚妙高山楼阁陀罗尼 一卷
佛说普贤菩萨陀罗尼经 一卷
佛说宝藏神大明曼拏罗仪轨经 卷上
（10）、个人收藏
大方广菩萨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 卷第十七[11]
自蒋唯心撰写的《金藏雕印始末考》发表以来，为《金藏》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有关该藏的不少问题尚未解决，其原因即在于金代记载崔法珍刊雕《金藏》的原碑已经没有了，从明代修《永乐大典》以来，收录在《永乐大典》中的有关文字都比较简略，比如《析津志》、《永乐大典·顺天府》、《金史纪事本末》等，都仅仅是原碑文的摘抄或转抄，而原金章宗明昌四年（1193年）由秘书丞兼翰林修撰赵沨书写、翰林侍学士党怀英篆额的记载崔法珍刊雕《金藏》情况的碑文《敕赐弘教大师雕藏经板院记》在明代中期已毁。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笔者在整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品中，发现了这条佚失已久的碑文，它保存在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明代补刊《碛砂藏》本中间。明永乐九年，杭州惠因寺僧人补刊《碛沙藏》，感慨整理补刊经板之不易，想到当年崔法珍募缘刊雕《金藏》之艰难，遂将赵沨碑文全文录在《大宝积经》卷第二十九（千字文编号“火九”）和卷第一百五（千字文编号“文五”）的经卷尾题后：
“最初敕赐弘教大师雕藏经板院记：
潞州长子县崔进之女，名法珍，自幼好道，年十三岁断臂出家。尝发誓愿雕造藏经，垂三十年，方克有成。大定十有八年（1178年），始印经一藏进于朝。奉敕旨，令左右街十大寺僧，香花迎经，于大圣安寺安置。既而宣法珍，见于宫中尼寺，赐坐设斋。法珍奏言：“臣所印藏经，已蒙圣恩，安置名刹。所造经板，亦愿上进。庶得流布圣教，仰报国恩。”奉诏许之，乃命圣安寺为法珍建坛，落发受具，为比丘尼。仍赐钱千万，洎内合五百万，起运经板。至二十一年（1181年）进到京师，其所进经板凡一十六万八千一百一十三，计陆千九百八十为卷。上命有司选通经沙门导遵等五人校正。至二十三（1183年）年，赐法珍紫衣，号弘教大师。其导遵等，亦赐紫衣德号。其同心协力雕经板杨惠温等七十二人，并给戒牒，许礼弘教大师为师。仍置经板于大昊天寺，遂流通焉。韪哉！眷遇之隆，古未有也。自昔释迦如来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灵山演法，各随众生根器利钝方便，分别大小乘教，为世津梁，后人因之。识心达本，悟无为法者，不可以数计矣。然教法之兴，虽系于人，亦由其时。自汉明帝，历晋魏以来，虽有释氏经典，所传由未广也。其后，玄奘、义净二大士跋涉轇海，至天竺国，不惮艰苦，磨以岁月，得经教焉。自是震旦佛法备矣。是以城邑山林、精蓝塔庙，或建宝藏，或为转轮，安置经典，为世福田。若缁若素，书写受持，顶戴奉行者，无处无之。盖如来本愿，欲使众生见闻而获福也。然今弘教大师借修苦行，以刊镂藏板为本愿。于是协力助缘刘法善等五十余人，亦皆断臂，燃臂燃指，刳眼割肝。至有舍家产、鬻男女者，助修经板胜事，始终三十年之久，方得成就。呜呼，可谓难也哉。己门人慧仁等，具言刊经本末，谒文于东平赵沨述记，时岁次已丑。
仙林讲寺袛殿鲍善恢为是本寺藏典缺少，当往碛砂、妙严二刹印补，见彼经板多有朽烂欠缺，发心备板，化募众缘，命工刊补，幸获完备。今善恢自思，刊补小缘，经久岁月，率难成就。想当时弘教大师自幼出家，断臂设誓，刊刻藏板，始终三十年方得成就，实为世间第一稀有功德，而复遇金世宗皇帝敕赐钱及号记焉。善哉！得非有是道，复有是人，有是人复遇是时，此其所以成难成之功，庶不负如来付嘱之意。鸣呼，前哲之功，于斯盛矣，惧夫久而泯其所由无传于世，因而刊之，使后贤观其所由，遂不昧弘教大师之功也耶！
时永乐九年岁辛卯孟冬望日杭州仙林万善戒坛袛殿善恢谨题。”
该碑文为今天了解《金藏》的细节，提供了重要资料，比如，碑文正式的名称、崔法珍募缘刊雕《金藏》的过程、《金藏》的卷数和经板数量、《金藏》运送中都得过程及金章宗的态度、《金藏》输中都后的校勘补雕问题等等，为深入研究《赵城金藏》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间，敦煌研究院组织人员对莫高窟北区进行了考古挖掘。相关考古发掘报告，已经编辑为《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一卷），由文物出版社出版[12]。
该报告揭示了一件在北区编号为B53窟内发现的纸质刻本文献，为唐实叉难陀译八十卷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十《华藏世界品第五之三》之局部，该件为经折装本，共存4个半叶，第一个半页为残存扉画，并与后部脱离；后面三个半页共存经文18行，版端有小字“华严经第……”（下残）。经过笔者比定，本件与《赵城金藏》本卷完全相同，是《赵城金藏》本传到敦煌的实物证明[13]，同时证实在卷轴装以外，《金藏》又曾以经折装本流传。
2005年，笔者在参加整理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刻本残片过程中，在该馆千余枚刻本佛经残片中，比定出多枚《金藏》残片，说明《金藏》曾经流传到我国新疆地区[14]。
4、思溪藏
大藏经史上有所谓《思溪圆觉藏》和《思溪资福藏》之分，中日学术界曾经在很长时间内对上述两藏有争论，核心问题是，《圆觉藏》与《资福藏》究竟是一副板片还是两副板片。1997年12月，世界宗教所研究员何梅女士曾撰文《南宋<圆觉藏>、<思溪藏>探究》，从两藏的版式、目录等方面入手，认为两藏是前后补版的关系[15]。
2001年至2003年，有韩国收藏家从境外携来思溪资福藏版《大般若波罗蜜经》数百卷（册），由于是分为多次入境拆散零卖，故原收藏数量有多少卷尚不得知，原收藏单位亦被卖主有意掩饰。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购到357册，包括卷首第1卷。用该部与日本增上寺本对照，每卷刻工相同，知道该部零本是《思溪资福藏》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原收藏有圆觉藏本《大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一百三十一，卷端及卷尾天头有墨记“圆觉藏司自纸板”，是为圆觉藏典型版本。本次新购本中又有《大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一百三十一，与国图原藏同卷，两本对照，发现新购者曾经大量补版，典型的是第7版，圆觉藏本该版刻工为“海”，而补版后的刻工是“秀”。刻工不同，补版的字体风格也差距极大。由此证明，《思溪资福藏》确为《思溪圆觉藏》的补版，两藏原本一版，只是时间交替，寺院更名，经版亦经过多次补刊，然而整体只有原来的一副经版[16]。
《思溪藏》国内罕见，清末杨守敬从日本够回一部，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其余零本，各图书馆、博物馆、寺院亦罕有收藏。日本目前尚有多部，根据日本学者的调查，日本收藏单位如下：
（1）、增上寺（和版与钞本补配），5356册
（2）、最胜王寺5535册
（3）、喜多院（与碛砂版、普宁寺版混藏）4687册
（4）、岩屋寺5157册
（5）、长泷寺3752册
（6）、唐招提寺（与碛砂版、和版混藏）4794册
（7）、兴福寺（与碛砂版等混藏）4354册
（8）、长谷寺（开元寺版、和版、写本）2222册
（9）、大谷大学图书馆3374册
（10）、御茶之水图书馆成篑堂文库317册
（11）、西大寺（仅有《大般若波罗蜜多经》）599册
5、碛砂藏
自1930年开始，陕西收藏的《碛砂藏》得到公布，至今该藏研究依然备受学术界的关注，重要的原因是该藏零本在不少单位有所收藏，更广泛的研究者能够接触到原件。还有，由于该藏的扉画异常精美，海内外研究元代美术史者，无不高度重视。诚然，该藏吸引人的另一个地方，就如吕澄先生曾经说过的：“在宋、元各种大藏经刻板中再没有像碛砂版这样关系复杂的了。[17]”正由于这样的复杂性，研究该藏充满了挑战。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人在山西调查过收藏在崇善寺和五台山的《碛砂藏》[18]，他们的调查比较原始，所做研究大体上在统计该藏的保存数量和目录结构。当代的重要研究成果，有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研究员何梅所著有关论文[19]。
1997年笔者公布了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碛砂藏》的调查研究。国家图书馆这部碛砂藏发现于1966年，长期以来搁置书库，没有整理。九十年代经笔者初步整理与研究，对这部碛砂藏的特点有了初步认识：
（1）、国家图书馆这部碛砂藏虽然只残存两千数百册，约为总数的一半，然而其基本框架尚可以清楚地看出。起首为“玄”字一号《大般若经》卷二十一，止于“烦”字七号《天目中峰和尚广录》卷二十七之上。其中“武”至“遵”号由管主八主持刊雕的二十八函秘密经部分，缺失“实”、“宁”、“晋”、“楚”、“困”、“横”、“假”、“途”、“虢”、“遵”十个字头的藏经。
（2）、该部《碛砂藏》为明代永乐年代补刊，宣德七年（1432）由北京居民董福成请印。
（3）、明代补刊时，有多种版本配入其中，比如已经广为学界所知的元代妙严寺版，学界鲜有了解的天龙山版。
（4）、这部经过明初补刊的《碛砂藏》中，保留了许多珍贵的史料，比如涉及《金藏》的赵沨碑，涉及《武林藏》的题记等等，对研究佛教大藏经史和文献学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1998年4月25日，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所属杏雨书屋，为纪念杏雨书屋开馆二十周年，编辑了《开馆20周年纪念——杏雨书屋图录》。《图录》公布了该处所藏《碛砂藏》的来源及数量，学术界始知，该处所藏《碛砂藏》来源于对马宗氏旧藏，该部大藏起于“天”字型大小《大般若经》，终于“感”字型大小《宗镜录》，现存4548册。
学术界知道，《碛砂藏》在南宋间开板，到宝佑六年（1258），碛砂延圣寺发生火灾，包括《大般若经》、《华严经》等大部经典在内的部分经板被烧毁，刻经事业暂停。咸淳（1266—1274）初，恢复刻经。1279年南宋灭亡，延圣院刊经活动暂停。大德元年（1297）以后刊经活动才断续恢复，到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全藏完工。后来传到各地的《碛砂藏》，其中之《大般若经》等部分，大部分是用距离碛砂延圣寺较近的妙严寺本之《大般若经》配补的，而原版宋刊《大般若经》部分只存零星残本。
1992年和1995年，奈良县教育委员会事务局文化财保存科、奈良县教育委员会编辑出版了《奈良县大般若经调查报告书》一、二，公布了奈良西大寺和法华寺收藏的宋版碛砂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情况。该调查报告书首次披露了《碛砂藏》刊始于南宋宁宗赵扩嘉定九年（1216）的新资料。随后，笔者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也发现了宋版《碛砂藏》。这样，长久佚失的宋版碛砂藏《大般若经》部分，始重现真貌。
关于《碛砂藏》的调查研究，近年来，随著全国古籍普查和保护专案的展开，又有不少新得发现，我们期待新成果陆续公布，更有力地推进大藏经学术史的研究。
6、普宁藏
《普宁藏》最大的发现在全藏最后二十八函“秘密经”。
元代杭州南山大普宁寺版大藏经，雕版工作始于至元14年（1277），到至元二十七年（1290）全部经板调毕，前后用工14年时间。但是，“（该藏）未及广布而数遭小劫，版与寺俱毁。[20]”正藏刊毕，宣授松江府僧录管主八又发心补雕诸秘密经板，配入各地的《普宁藏》中。《大宗地玄文本论》卷第三题记道：“（管主八）近见平江路碛砂延圣寺大藏经板未完，遂于大德十年闰正月为始，施财募缘，节续雕刊已及一千余卷。又见江南闽浙教藏经板比直北教藏缺少秘密经律论数百余卷，管主八发心，敬于大都弘法寺取到经本，就于杭州路立局，命工刊雕圆备，装印补足直北、腹里、关西、四川大藏教典，悉令圆满。[21]”这是说刊雕完毕的秘密经板，配补直北、腹里、关西、四川等地。由于《普宁藏》未及广布即遭祝融，故海内外收藏的《普宁藏》皆少。
1984年陕西扶凤县法门寺塔遭雷雨，塔半垮塌，塔内原装《普宁藏》在风雨中飘散一镇，后经文物部门抢救，得以收回部分残叶，包括该藏最后二十八函秘密经的部分残叶。利用这些残片，部分学者根据管主八在《大宗地玄文本论》卷第三题中的题记，推测了后二十八函配入《普宁藏》的过程。更有学者由此推测，《普宁藏》的二十八函秘密经与《碛砂藏》最后二十八函秘密经理论上应该是同一副经板[22]，可惜的是缺乏实物证明。
1997年在国家图书馆收藏的《碛砂藏》中，发现了属于二十八函秘密经的部分经册。2006年，笔者与方广锠先生一起，考察了日本奈良西大寺收藏的《普宁藏》，我们以国家图书馆收藏之《碛砂藏》本秘密经与该寺《普宁藏》本秘密经同版对照，发现两本完全相同，第一次用实物对比证实了两本的关系。由此，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给予定论，两部大藏的最后二十八函秘密经为同版。
7、元官藏
《元官藏》是一个版本认定较晚、定名更晚的大藏经新种类。
1927年，小野玄妙首次发现[23]。1984年，《文物》第十二期刊登了童玮、方广锠、金志良撰《元代官刻大藏经的发现》，首次认定云南省图书馆收藏的32余册大藏经，与小野氏所述相同，系同一种藏经。三位学者详细介绍了这32册《元官藏》的状况，论文附有录文和照片。三位学者根据该藏经的性质，将之命名为《元官藏》。1986年，三位学者在《世界宗教研究》第3期上又发表了《元代官刻大藏经考证》，对有关版本问题做了考证研究。方广锠在《文史》第二十九辑上撰写了《元史考证两篇》，对元代官版大藏经的历史背影等相关问题作了考辨。对云南图书馆收藏品的公布和研究，至少在下述方面促进了《元官藏》研究：（一）、云南图书馆于乃义先生将之“暂定名为《弘法藏》”，上述文章从文物实证角度，认定这批云南收藏品本共一批两部为元代官方刊印的大藏经。（二）、第一次在学术界提出并命名为《元官藏》。这部大藏的发现，填补了大藏经史的空白。（三）、首次确认《元官藏》一版七半叶、半叶六行十七字、上下双边栏的标准版式。（四）、根据太皇太后发愿文及刊经衔名、又参考历史文献，对《元官藏》的刊刻缘起作了探讨，对《元官藏》的刊刻时间做了探讨，提出其“雕造上线定在文宗天历三年（1330）”，“雕造下限不会迟至至元五年（1345）年”，可能“在至元二年（1336）”。（五）、首先在弘法藏依据《元官藏》的结构特点，在做了推论。
2003年，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了李富华、何梅著《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其第八章第三节《元官版大藏经》，在上述资料和研究的基础上，做了新的探讨，作者提出“《元官藏》是一部据元《至元录》编目的刻本大藏经。[24]”
近年随著古籍拍卖市场的活跃，在民间出现过二十余册（卷）《元官藏》。以下逐册介绍：
（1）、《大智度论》卷第三十二释初品中四缘义第四十九
1998年，北京海王村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收到。本件残缺严重，帙号佚失。经折装，纸张棕褐色，纸质坚韧粗厚，首尾残，上下边被裁剪，已看不出原开本状况，但从版式尚可辨为《元官藏》。归属未详。
（2）、《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七十六
2003年，私人持询国图，一卷。2006年春季，嘉德拍卖公司上拍。2007年德宝拍卖公司再次上拍。本件原为经折装，后改装成卷轴。从卷端所标帙号“体”可以推知，此经为“臣伏戎羌遐迩壹体”八字。卷首配明本扉画佛说法图，卷尾有明代补抄。纸色黄褐，纸质薄脆。
（3）、《菩提场所说一字顶轮王经》卷五
2005年夏，北京海王村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收藏到，千字文号“父五”，经折装，首尾完整，白皮纸，未染潢，纸张厚薄均匀，颇有韧性，书品亦好，每版接纸，首尾加装橘红色厚纸封皮。藏书家韦力先生收藏。
（4）、《菩提场所说一字顶轮王经》卷四
2005年秋，北京海王村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售出一册，千字文号“父四”。经折装，白皮纸，版式特点、纸张风格皆与上述同，书品状况稍好，当为同一批物。归属不详。
（5）、《佛说除盖障菩萨所问经》卷第二
2006年秋，北京海王村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一册，千字文号“圣二”。本册保存完整，白皮纸印刷，上下装橘红色夹板，当为原装。与上述同批。归属不详。
（6）、《菩提场所说一字顶轮王经》卷三
2006年秋，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上拍一册，千字文号“父三”，版式、纸张、装潢与上述者全同，当为同一批物。上海龙华古寺收购。
（7）、《佛说顶生王因缘经》卷第一
2006年12月4日，上海敬华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一册，千字文“作肆”。该件纸张、字体、版式风格、装潢等均同上述五件，上海龙华古寺收购。
（8）、《广大宝楼阁善住秘密陀罗尼经》卷上
《佛说尊那经》、《佛说布施经》、《佛说大方广未曾有经善巧方便品》（三经合卷）
2007年9月15日，北京中安太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上拍。《广大宝楼阁善住秘密陀罗尼经》卷上帙号“宝一”，卷首有至元二年太皇太后发愿文，卷尾存刊经官员和僧人衔名。本件发愿文及衔名，与云南图书馆藏品、小野玄妙公布品相同，与国图稍异。《佛说尊那经》、《佛说布施经》、《佛说大方广未曾有经善巧方便品》（三经合卷），帙号“念四”。两册纸张、版式、装潢一同上述。
（9）、佛说一髻尊陀罗尼经、不空罥索毗卢遮那大灌顶光真言一卷（两经合卷）
2008年秋，北京德宝拍卖有限公司拍出。
（10）、九册
2006年3月，国家图书馆收购：
1、念一大法鼓经卷上刘宋求那跋陀罗译
2、念五宝授菩萨菩提行经宋法贤译
3、作伍佛说顶生王因缘经卷第二宋施护等译
4、作六佛说顶生王因缘经卷第三宋施护等译
5、作柒佛说顶生王因缘经卷第四宋施护等译
6、作八佛说顶生王因缘经卷第五宋施护等译
7、作玖佛说顶生王因缘经卷第六宋施护等译
8、宝六一字佛顶轮王经卷第三唐菩提流志译
9、君三大方广菩萨藏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卷第三宋天息灾奉译
上述十批二十册，除1998年海王村拍卖公司所出《大智度论》卷第三十二释初品中四缘义第四十九和2003年私人所属《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七十六两件以外，近年陆续面世的其他十八册《元官藏》，纸张形态一样，版式风格相同，装潢一致，我们可以认定，它们的来源相同，应为同一批发现者。
国家图书馆的收藏品中，保留了一份太皇太后发愿文及组织刊雕大藏经的官员和僧人衔名，《佛说顶生王因缘经》卷六还保留了该经的宋代译场列位。
（11）、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七十九
2007年11月，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出。该本与第（2）号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卷第七十六相同，首配明本扉画佛说法图，纸色黄褐，纸质薄脆。
目前，国内收藏的《元官藏》约有近六十件，千字文编号大体分布均匀，由此可以对该藏经的目录结构做初步探讨。笔者经过研究认为，《元官藏》的目录结构，受到《至元录》的深刻影响，并依照其框架组织《元官藏》的目录结构。在各部经典的具体组织上，《元官藏》并非严格按照《至元录》的次序组织入藏目录，而是有调整，甚至在部分部类有重大调整。《元官藏》的经典来源，除传统大藏经收录者以外，也受到《至元录》的深刻影，特别是宋元以后新译经典，《元官藏》给予了高度重视。《元官藏》也受到《金藏》的影响，不少经典，可能甚至直接来源于《金藏》。另外，《元官藏》可能吸收了部分辽代译经和北方地区流传的经典[25]。
9、毗陵藏
2007年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的国际佛教大藏经研讨会上，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方广锠先生做了报告《<毗陵藏>初探》，介绍了新发现的《毗陵藏》。笔者在辽宁省图书馆也见到了几册《毗陵藏》，卷尾题记中有“江苏毗陵居士盛宣怀施洋六百”字样。方先生从下面几个方面揭示了该藏的基本情况：
（1）、《毗陵藏》为方册线装，该藏的刊刻地点在常州天宁寺，主持僧人为清镕，主要工作由惟宽显彻等人承担。
（2）、《毗陵藏》刊经应该起于清代末年，详细说应该开始于1904年到1911年之间，不超过1927年。
（3）、《毗陵藏》的目录依据，以《武进天宁寺志》卷四所附“天宁寺佛经流通处已刻书目（以下简称《书目》）”与《清龙藏目录》（以《昭和法宝总目录》第二卷所载《大清三藏圣教目录》为依据）比较，两者的相同之处如下：
（一）、虽然《书目》仅逐部著录佛典，没有标示它们的结构与分类，但如与《清龙藏》对照，可以发现《书目》诸佛典安全按照《清龙藏》结构组合，与《清龙藏》分类完全一致。
（二）、虽然《书目》没有标注千字文函号，但是，如与《清龙藏》对照，可以发现，如果按照《清龙藏》给号法，对《书目》中的佛典一一加上千字文函号，则两个目录诸佛典的函号完全相同。
（三）、《书目》中佛典加上千字文函号后，大部分函内佛典具足，也有部分函内佛典不具足。但无论具足还是不具足，除了两个特例外，所收佛典、每种佛典的分卷、不同佛典的合卷等等，均皆相同。
《书目》与实物相结合考察说明，该藏目录依据《清龙藏》组织，并在《清龙藏》的基础上略有增加。千字文祑号与《清龙藏》全同，经文曾据《永乐南藏》做过校勘，共刻成佛典978部，3016卷。
冶开成立毗陵刻经处刊刻大藏经的最初宗旨，原本是襄赞金陵刻经处，共同完成刊刻大藏经的伟业。但后来两者的合作产生问题，便转而改为独立刻藏。后因客观形势变化而停顿，全藏未能最终完成[26]。
三、新资料与新问题
（1）、“武林藏”问题
“武林藏”一词，最早出现在《嘉兴藏·刻藏缘起》道开所撰《募刻大藏文》：“……太祖高皇帝既刻全藏于金陵，太宗文皇帝复镂善梓于北平，盖圣人弘法之愿惟期于普。故大藏行世之刻，不厌于再也。后浙之武林仰承风德，更造方册。历岁即久，其刻遂湮。”这是关于“武林藏”最早最原始的论述，也是传统判断“武林藏”的基本依据。
1988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有“武林藏”辞条[27]，认为1982年北京市文物局在修缮某寺庙的时候，发现残存9种17卷明永乐末年在杭州刻印的大藏经，千字文编次，折装本。版式为每版30行，折为5个半叶，每半叶6行，每行17字。其中两卷卷末刻有韦陀像，右下角镌有“永乐二十年六月”小字一行；一卷还附粘“释迦说法图”扉画一幅，近似南宋刻本《碛砂藏》所附扉画。卷末还印有“杭州在城大街众安桥北杨家经坊印行”长方形牌子。此外，有12卷的卷末，盖有宣德已酉岁（1429）北京居民王真全家施经一藏奉福安寺传供的6行112字愿文。另外，《大宝积经》卷101，系补刊本，字体较为草率，无补刊年代；但在全卷18版中，有8版的中缝都施刊人姓名，大都冠以“杭州施主”字样。 该辞条认为，此前曾有方册武林本的雕造之说，因未见有流传的印本，所谓方册，可能即此折装本。
笔者在整理了国家图书馆收藏《碛砂藏》的时候，发现国图碛砂藏本《大般若波罗蜜经》卷四百六十经尾保留有与上述辞条完全相同的愿文：
“佛道以慈悲为本，利济为心，凡有皈依，无不如意。/大明国北京在城居住奉佛信士王真同室周氏/妙圆家眷等，印造大藏尊经一藏，奉福安寺永远/传供。仰惟天地盖载、父母恩深，无由达报，愿慈/父王道真、母杨氏妙娟超生善果。上报四恩，下资三有，家门清静，吉祥如意。/宣德已酉岁吉月日/。”
这条愿文与辞条所举例证的发愿者、发愿时间、施舍供养地点、发愿文的行数、字数悉皆相应，也是钤印在经尾的牌记中，由此可证两者实际来源于同一部大藏经，这个大藏经就是《碛砂藏》。
笔者认为，“武林藏”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应该回到道开所说的“定义”上，即首先是方册本，其次是在杭州雕造。这两个基本特点恐怕还不能否定[28]。“武林藏”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尚有待新材料的发现。
（2）、智化寺本及“延佑藏”
1987年，北京市文物局工作人员许惠利先后发表了两篇文章，介绍了北京智化寺文管所在清理该寺如来殿大佛脏的时候，发现几种刻本卷轴佛经，其中包括三种元代藏经：《大金色孔雀王咒经》一卷，《付法藏因缘经》卷第一，《陀罗尼集经》[29]。其中《大金色孔雀王咒经》卷首保存了半个牌记和一幅尚能看出完整形象的释迦牟尼供养图。该牌记上有“大元延佑丙辰三月日”字样。
许惠利以三经《赵城金藏》对照，认为有很大不同：（1）经名不同。（2）千字文编号不同。（3）、版式也有差异。再与《至元法宝堪同总录》对照，千字文也不同。许惠利从《大金色孔雀王咒经》卷尾牌记推测，此藏应该开雕于至元二十六年后，竣工于延佑丙辰之后、文宗临朝之前，约在公元1316年至1328年之间。在他看来，这几卷应该属于《弘法藏》的元官版大藏经。
2005年何梅撰文《北京智化寺<延佑藏>本考》，何梅以《金藏》相关经典做比较，认识到“现存智化寺的《大金色孔雀王咒经》一卷，尽管首尾完好，但却是由两部经拼接而成的，即同在‘积字号’，同为‘失译人名今附秦录’的《大金色孔雀王咒经》第一至三纸与《佛说大金色孔雀王咒经》第四至十二纸连接而成。因此前经尚缺第四至六纸经文，后经尚缺第一至三纸经文。”
何梅还注意到，《陀罗尼集经》第十六纸首行小字注文，竟然遗留了《金藏》原版的千字文函号“效”字未及修改，却在此行上方另刻《延佑藏》新编之千字文函号“福”字，由此说明：“元延佑三年(1316)仁宗皇帝敕命刊印的大藏经，使用了金大定十八年(1178)刊竣的《金藏》经板，并改动了原板的千字文函号，从而以一部新的官版大藏经的面目流传于世。”
由此，研究者进一步对保存了实物的元代官刻本在大都收藏单位地作乐推测：“今已明确智化寺存《延佑藏》本，用了《金藏》经板，可能用后经板仍存放在弘法寺内。”而“法藏寺之大藏经板的现存印本应该是云南图书馆存元官藏本，不是北京智化寺存元官藏本。[30]”
许惠利智化寺资料公布之后，日本学者梶浦晋先生立即注意到，《大金色孔雀王咒经》的扉画和题记，与日本《弘文庄待贾古书目》第三十三号卖品《妙吉祥平等瑜伽秘密观身成佛仪轨》一卷应是相同版本的大藏零卷。这件卖品，现存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
笔者认为，有关《金藏》在元代修版补刊的问题，还有许多问题未解决，尚待新资料的补充。
（3）、“天龙山藏经”问题
“天龙山藏经”一词，就笔者掌握的资料看，首先由胡适提出。1950年至1952年胡适在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东方书库担任库长期间，对该书库收藏的原北京大悲寺藏《碛砂版大藏经》进行了调查，发现配补的版本之中，“还有建文元年已卯刻的《天龙山藏经》。因为成祖要毁灭建文一代的事实，故建文两字都被挖去了，只剩元年已卯的纪年。这是很少见的史料。[31]”
笔者在整理国家图书馆收藏之柏林寺本《碛砂藏》的时候，发现八十卷本的《大方广佛华严经》由“天龙山藏经”配补，这一批配补的经本共有十二册，一册一卷，卷次分别是：卷一、卷二、卷四、卷五、卷七十二、卷七十四、卷七十五、卷七十六、卷七十八、卷七十九、卷八十。
这批“天龙山藏经”为磁青封面，黄色纸板封底，经折装。封面上经名笺条为四周双边，经名“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等八字为刻印，卷数为墨写。
每册卷首有一幅扉画。扉画一纸五个半页，为供养图。图书中间释迦牟尼高坐莲花宝座，双手微微平举，宝座前有二供养人。释迦牟尼左右各一人，手执如意，坐莲花台上，此或即台宗所立三身佛，两侧各有数名弟子及供养菩萨。人物线条细腻流畅，面目表情栩栩如生。扉画边框的右下部为墨钉，墨钉旁有云气纹；边框左下角刊雕画工姓名籍贯“鉴湖张敬书”。扉画为后装。扉画之次缀接半页纸，印有万岁龙牌，牌上楷书大字“皇帝万万岁”。
经文每纸五个半页，半页六行，上下单边。经本高30.1cm，上下边框宽24cm，半页纸宽11cm。版式大小与《碛砂藏》同。每版第二至第三个半页的版心，刊有经名卷次及版片号。经首武则天御制《华严经序》为半页五行。经文全部楷书，有圈点句逗。首题与尾题下刊千字文序号，经尾刊音释及助刊题记。卷一尾题后有牌记，莲花底座，上覆荷叶。
“天龙山藏经”的主持者为行满，见卷一牌记：
“谨募众缘，重刊大经全部，功德仰祝/皇图巩固，帝道遐昌，正教流通，众生饶益者。/元年已卯岁春，天龙禅寺主持比丘行满敬识/。”
牌记边框外右侧刊“板留杭州府城南天龙寺”，左侧刊“余姚夏伯坚刻”。
根据牌记知道，比丘行满是天龙禅寺的主持。释行满，历代僧史传记不载，其活动时期及刊经史事亦不详。从这些题记看，这部藏经的主持者就是这位杭州府城南西湖南山天龙禅寺的僧行满。元末明初著名学者徐一夔《始丰稿》有“天龙禅寺记”一篇，记述颇详：“寺在慈云岭之阳，后据龙山，前挹浙江，幽夐萧洒。唐真觉禅师卓锡于此，始建道场。……钱武肃王时，欲广禅舍，乃新兹寺以居镜清禅师……宋大中祥符三年，改寺额为感业……建炎三年毁于兵，惟木观音像在。绍兴十三年建圜坛，以净明寺为斋宫寺临净明，岁时侍从斋宿僧徒勿便，多散处它处，寺亦日久入于废。……泰定三年，迁寺于旧基之东若干步，即宋郊祀时侍从斋宿地也。……今住山行满既加涂墍，寺视旧益新。……”
“天龙山藏经”在刊刻过程中，得到了广大信众的支持。助缘刊经者，主要是本府钱塘县、仁和县信徒与寺户，也有其它地区的助缘百姓。助刊者还有寺院僧人，当时助刊的范围并不大，主要是杭州府附近的百姓。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次刊经活动的影响并不大。
“天龙山藏经”的开雕时间，根据卷一“元年已卯岁春”的提法，可以肯定在明代建文帝元年。这个年号还见见于七十二题记“元年已卯正月吉辰天龙住山行满题”，以及卷八十题记：“元年已卯春天龙住山行满题”等。至于《天龙山藏经》板片刊刻完毕时间，由于现有数据较少，没有明确记载，故尚难确定。
“天龙山藏经”最重要的史料价值在于它的刊雕年款，由于明代初年“靖难之变”，永乐皇帝为了消除建文的影响，凡是有关建文帝的资料，尽量销毁，凡是有建文年号字迹者，“建文”年号悉皆删去，只留下“元年已卯”纪年字样。这就是今天我们很难见到明初建文时代文物的因素。
有关《天龙山藏经》的资料还非常少，我们还不能知道该藏经的刊刻缘起，以及该藏经的详细结构。甚至该藏经的流传下落，也还完全是未知数。进一步的研究，尚有待新的资料[32]。
（4）、“龙龛法宝大藏”问题
1976年山西省图书馆整理馆藏古旧图书时发现经折装残叶一折对开，上下单边，从形制上看，似是某本经折装佛经的残存题记：
“（前残）一大教藏，随机演说，以无穷众生，若干种心，在处/流通而有赖为涅盘之剃蹬，作苦海之津梁。今有/福建平海道释教总统所经历唆南多朶鲁只，谨发诚心/，印造龙龛法宝一大藏，六千二十卷，施于/阿只吉大王位下大显圣寺，永充看转。恭祝仅伤皇帝圣寿万岁，皇太后、皇后同增睿算/，阿只吉大王福寿千春，国泰民安，法轮常转，更冀自身/，增添禄位以崇高，历劫亲缘而利乐，四恩三有，法界/含生，同乘法宝慈舟，共到菩提彼岸。/ 太岁戊戌大德二年月日印经沙门文完谨志/监寺僧门人广兴、孙武和/提点僧普开、宗觉，管勾僧文祥，正环/宣授太原大显圣寺大同天王上生等寺住持沙门雄辩大师完吉祥/。”
元代帝王崇佛，所刻藏经甚多，明代紫柏有“元版亦不下十余副”的说法，但至今学术界对元代藏经的了解，远不及此。根据本残叶所题，大德二年曾存在一部“龙龛法宝大藏”的大藏经，全藏六千二百卷，为学术界提供了全新的知识，也为今后进一步研究提出了课题。
注释：
[1] 矶部彰编《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文部科学省研究费特定领域研究总括班，东アシア善本丛刊第二集，2005年3月18日发行。
[2] 任继愈主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2006年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开始出版，预计2009年出齐。该书所有无名残片，均由方广锠先生定稿拟名。本件名称，即据方先生考订拟定。
[3] 竺沙雅章《西域出土の印刷佛典》，《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国际学术会议》，（旅顺博物馆藏トルフアソ出土汉文佛典研究论文集），2006年，旅顺博物馆、日本龙谷大学共同编辑，日本言行堂印刷。图版见《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第191页，旅顺博物馆、日本龙谷大学共编，2006年，日本法藏馆出版。
[4] 梶浦晋《日本的汉文大藏经的收藏及其特色》，载方广锠主编《藏外佛教文献》第二编，第十一辑，2008年7月，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5] 王丁《初论<开宝藏>向西域的流传》，《佛教文献と文学》，页67—96，2008年，国际佛教大学院大学 学术フロンテイア实行委员会、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1世纪COE实行委员会、台湾南华大学共同编辑。
有关四天王寺A45《苏悉地羯罗供养法》卷下有关研究，又见藤枝晃先生主编的《トルファソ出土佛典の研究——高昌残影释录》页255，图版503。
[6] 《应县木塔辽代秘藏》，山西省文物局、中国历史博物馆编辑，1991年，文物出版社出版。
[7] 罗照《〈契丹藏〉的雕印年代》，《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第五期，1983年。
罗照《有关〈契丹藏〉的几个问题》，载《文物》，1992年第11期。
竺沙雅章《新出资料よりみた辽代の佛教》，载《禅学研究》第72号，花园大学禅学研究会，1994年1月。
竺沙雅章《契丹大藏经小考》，载《内田吟风博士颂寿纪念东洋史论集》，1978年8月。
竺沙雅章《〈开宝藏〉と〈契丹藏〉》，载《古典研究会创立二十五周年纪念国书汉籍论集》，汲古书院，1991年8月。
方广锠《<辽大字藏>的定名与存本》，《中国学术》，商务印书馆，2004年2期，总第十八辑。
[8] 董宝莹、刘均合、陈少伟合撰《天宫寺塔修复中出土珍贵文物及标本》，载《丰润文史资料选辑》。这是一份发行很少的内部资料，笔者一份承著者赠阅，尚未见到原刊，亦未详发表年月。
陈国莹《丰润天宫寺塔保护工程及发现的重要辽代文物》，载《文物春秋》，1989年创刊号。
郑绍宗《丰润天宫寺发现的辽代刻经》，载《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1997年7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毕素娟在《辽代的雕版印刷品》一文末，附有“已知面世的辽代雕版印刷品一览表”，其中列表介绍了丰润的辽刻本。其他相关的论述，如罗照有关山西应县木塔所出《契丹藏》论文，对此亦有论述。
[9]《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第191页，旅顺博物馆、日本龙谷大学共编，2006年，日本法藏馆出版。
[10]竺沙雅章《黑水城出土の辽刊本について》，载《汲古》第43号，古典研究会编，2003年6月。
[11]梶浦晋《日本的汉文大藏经的收藏及其特色》，载方广锠主编《藏外佛教文献》第二编，第十一辑，2008年7月，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12].彭金章、王建军、敦煌研究所编《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一卷），文物出版社2000年7月。
[13]李际宁《敦煌莫高窟北区B53窟出土汉文《华严经》版本考》，2002年“中日敦煌佛教学术会议”论文；又载《戒幢佛学》第二卷，戒幢佛学研究所编辑，2002年，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14]李际宁《关于旅顺博物馆藏吐鲁番出土木刻本佛经残片的考察》，原载《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研究论文集》（旅顺博物馆藏トルフアソ出土汉文佛典研究论文集），旅顺博物馆 、龙谷大学共编，2006年，日本言行堂印刷。图版见《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第191页，旅顺博物馆、日本龙谷大学共编，2006年，日本法藏馆出版。
[15]何梅《南宋<圆觉藏>、<思溪藏>探究》，载《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12月，第4期。后编入李富华、何梅著《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2003年2月，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
[16]李际宁《国图新入藏思溪版<大般若波罗蜜经>的经过及其文物版本价值》，原载《文津流觞》2003年2月号（总第九期） 国家图书馆善本部主办，后收入李际宁著《佛教大藏经研究论稿》，2007年8月，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
[17]吕澄《碛砂版藏经》，《吕澄佛学论著选集》卷三，齐鲁书社，1991年7月第一版。
[18]吉井芳纯《太原崇善寺发见の碛砂版藏经に就ぃて》，《密教研究》第80号，1942年。
[19]李富华、何梅著《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2003年2月，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
[20]徐一夔《重刊中峰和尚广录序》，见《碛砂藏·天目中峰和尚广录》。又见徐一夔《始丰稿》。
[21]《碛砂藏·大宗地玄文本论》卷第三。
[22]童玮《扶风法门寺塔所藏普宁藏残本的版本价值》；柏明《法门寺佛经的收藏、发现及价值》；张新鹰《法门寺塔元刊经本题记所见管主八续补佛藏事略》；载《首届国际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1992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3]小野玄妙《至元二年刊元版大藏经の跋文に就て》，载《现代佛教》十一月号（第四十三号）。
[24]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12月。
[25]李际宁《关于近年发现的<元官藏>》，载东京《国际佛教大学院大学研究纪要》第十二号，2008年3月。
[26]方广锠《<毗陵藏>初探》，收入上海师范大学召开的《国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讨会论文集》。
[27]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第154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
[28]李际宁《‘武林藏’之我见》，载《佛学研究》第四期，1995年，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佛学研究》年刊编辑部主办。又收入拙著《佛教大藏经研究论稿》，2007年8月，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
[29]许惠利《北京智化寺发现元代藏经》，载《文物》，1987年第8期（总第375）。
许惠利《智化寺发现元官版藏经》，载《紫禁城》，1987年第5期。
[30]何梅《北京智化寺<延祐藏>本考》，载《世界宗教研究》，2005年第2期。
[31]胡适《记美国普林斯敦大学的葛思德东方书库藏的碛砂藏经原本》，见张曼涛主编《大藏经研究汇编》上，第281-290页。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年6月初版。
[32]李际宁《<天龙山藏经>浅谈》， 载《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论文集》第282——287页 1997年 中华书局出版。又见拙著《佛教大藏经研究论稿》，2007年8月，宗教翁化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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