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民部为了维权，建设了“市政府”，任命了几名“人民代表”，制作了“公章”，向社会征集了“公务员”，几名大学生发来了简历。
甚至现在她刑满释放，有时村民来找她维权，他们仍然相信“张海信中央人”、“印章有用”，认为她坐牢是冤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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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信在她的“办公室”写资料。新京报记者唐爱琳的照片
48岁的农民部张海信的出租屋位于河南省邓州市的巷子里。
这是一个约40平方米的门房，满是油污的热水壶和电饭锅随便放在废弃的冰柜里。剥落的墙壁呈现出水渍般的灰色黄色。墙上挂着因陈旧而变黄的河南省地图。
这里是张海信一家五口人的住处，也是她的糖、干果批发生意店。
同样，三年前，土地纠纷上访几年的张海信宣布成立“邓州市人民政府”，下面暂时设置了三个乡镇“政府”，分别刻有“公章”，并填写、下发了印有“邓州市人民政府印度”的文件、公文、公文。
“政府”服务的对象都是像张海信一样因土地问题上访的农民。
“山寨人民政府”存在了数月，为了社会招聘，公开招聘了“公务员”，几个大学生发了简历。
向开发商出具《停业公函》被后者识破的张海信等人于2013年11月被邓州市公安局拘留，此后因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张海信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
张海信于2015年11月28日出狱。
在重获自由的半年里，她继续就失地农民的土地纠纷问题进行资料上传。她承认了所有被指控的事实，但拒绝认罪。张海信认为，伪造公文是保护农民耕地不受侵犯的无奈措施。
这皮肤是黑胖的农妇，总是激动，声音自觉提高。经常把“代表”、“人民”等词挂在嘴边。在说“贪官”、“腐败”的时候，要么骂人，要么生气，说不出话来。
从辩护人高承宰的角度来看，张海信坚信法律，坚信“只知道法律的一部分”。
这是农民张海信自己承认的武器，也是她的悲剧源泉。
世界，变了
服刑两年后，长海的新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
服刑那天，大儿子欧阳承担了照顾10岁弟弟的任务，因此和恋爱两年的女朋友关系变得不好。大一的女儿吴南在经济压力下辍学回家了，他说：“家人好像丢了魂。”
"什么都没有。"张海信觉得让家人陷入了困境。小学四年级辍学的张海信一直希望子女能上大学。
张海信租赁房间里的东西摆放得乱七八糟，这也是她的“办公室”所在。新京报记者唐爱琳的照片
被判刑，在村民中减少了她的威信。很多村民与张海信保持距离，开始怀疑她的中央是否真的有人。他们认为她只是用材料往上送，什么事都没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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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月前，村民们找到她反映问题，她召开了出狱以来第一次“长江集体经济组织”会议，只有20多人出席——，这是出席人数最少的一次。她以前任命的五名代表只有两人出席。
“长江集体经济组织”是张海信入狱前成立的以土地确权为目的的“组织”。
张海信的忠实追随者、因同一事件而入狱的马香兰抱怨张海信“一点威信都没有”。
张海信并不感到失落，认为这是“农民的法律意识淡薄”。
与张海信有债务纠纷的原村支书吴镇德提到张海信，说：“她不是自己建立了政府吗？”不屑地说。都被判刑了，谁会相信她？" "
吴振德认为张海信的“神经有问题”。
现在偶尔也有长江6组村民来找张海信帮忙维权，他们仍然相信“张海信中央人”、“印章有用”，认为她被监禁是冤枉的。
他们大多是上访多年或不熟悉上访程序的农民。
张海信刑满获释后，村民们向她抱怨。“没有你，没有人管理维权。别人不会说，不会写。”
7月27日晚上，邓州长江六朝村民陈富智来到了张海信的出租屋。她家花生五亩被征用，与村里交涉无果，请张海信帮忙维权。
听了陈富智的诉苦，张海信的语气坚定地说。"我已经向中央报告了。"
事实上，张海信只是把陈富智的信访资料寄到北京。
陈富智说：“那我们就等着吧。单击
代表
在伪造国家机关公文之前，张海信只是普通的农村女性。
她出生在邓州市张庄村，是7个身高女子中最小的，家里穷得只有几张床。
年到头都没吃过细粮。因为交不起学杂费，张海新在小学四年级辍学。
1987年，张海新和丈夫吴振田结婚，他们先后开过小磨油作坊、饭店。1996年，丈夫南下广东打工，近20年来，都很少回家。
在村民和女儿看来，张海新好强、泼辣。丈夫南下后，张海新一个人在村边开了一家饭店，经营胡辣汤、油条、包子、家常菜等。饭店在249省道边，她一个人进货、下厨、接待来自各地的司机。
当时的村委会去吃饭，经常赊账。
张海新找村支书吴振德讨债，讨不来。于是，在村里修路修到她家门口时，她拦着工人不许动工，要求“先还饭钱再修路”。
这件事情，让村民觉得张海新“不畏权势”。
▲张海新经常看书学习。新京报记者唐爱琳 摄
2007年9月，为了督促在邓州城区读书的女儿学习，张海新关掉饭店，举家搬到邓州市，在一个胡同中找到一间出租屋，开始摆摊卖糖干果。
村里的一场土地纠纷，改变了张海新的命运。
张海新所在的蒋庄村六组有8亩土地，原来是养猪场，村里在2009年分给五组一吴姓村民建厂房以偿还村委会的外债。
六组村民认为这8亩地是本组集体土地，只是借给村里养猪，而村委会则坚称是村集体土地，现在给吴家建厂房没问题。双方争执不下。
六组村民希望找一个带他们告状的人，他们很快想到了“有能力”、且在城里住的本组村民张海新。
2009年春天的一个下午，蒋庄村6组的村民来到县城找张海新求助。
那个下午，张海新同意当代表和村委会“死磕到底”。送走村民，她转身去新华书店买了本《信访条例》开始自学。
从2009年4月开始，她带领6组村民们先后到邓州、郑州以及北京等地上访。
村民陈付芝说，每次去北京上访，车票钱、食宿费用都是张海新出。为此，张海新家债台高筑，入狱前已欠债20多万元。
上访之后，8亩养猪场土地始终没有动工，张海新在六组村民中树立了威信。村民觉得张海新很厉害——能言善辩、泼辣、嗓门大，能在北京找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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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
此后，不光是养猪场的事儿，有其他土地纠纷的村民也来找她，甚至还有些家长里短的琐事。
张海新来者不拒，她逐渐不再做家务、卖糖干果；那些年，邓州胡同中的那间出租屋门庭若市，最多时，一天要接待十几个人，“一天都没停过”。
蒋庄距离邓州约20公里，全村4000余人，男人多半出去打工，妇女留在村里，承担着种地、照顾老小等劳动。她们多半没上过几年学，遇到土地纠纷，她们大都不知如何处理，不少人连上访的地方都不知在哪。
2011年9月，张海新在蒋庄村有争议的那8亩地上，召开了村民小组会议，提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蒋集体经济组织”。
这是一个以土地确权为目的的“组织”，因上访程序只允许5个人做代表，“组织”设立5名代表。村民选她为“组长”，在“组织”内，实行一票否决制，开会一事一议。
张海新回忆，当年，这个”组织“很壮大，成员大约有50-60人，多数为六组妇女，年龄大都在40-70岁之间。
按照张海新的说法，她意图通过该组织绕过蒋庄村委会，好进行土地确权。
土地确权需要乡、县、市级等各部门盖章审批。他们多年信访，都没能盖上章。
2011年10月的一天，从北京上访回来的张海新带回一个印章，上面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蒋集体经济组织专用章”。
那是一个直径如水杯底大小的圆章，红柄金字。张海新和村民说，“这是中央给的，备过案了，有了这个章，我们就能把土地确权到户。”
村民对这个金灿灿的印章充满敬畏。
张海新也对印章倍加珍惜：怕包里沉重的材料会压坏印章，张海新从不把印章放进包里；即便包了几层纸，坐车的时候，张海新也将印章拿在手里。“要是掉了一个字咋办。”
“千万不要做违法的事”，看到张海新拿出印章时，66岁的维权伙伴刘金兰对张海新说。
张海新向她保证：“我知道”。
▲出狱后，好友刘金兰对张海新说，“以后千万不要再做违法的事。”新京报记者唐爱琳 摄
时隔4年，张海新说，那个印章是在北京地摊刻制的，“备案”是指她将信访材料交到了中纪委信访办。“蒋”是“蒋庄”的缩写。
在张海新的指导下，2012年下半年到2013年夏天，“集体经济组织”的模式还复制到了另外两个乡镇，马香兰和王良双分别被“任命”为汲滩镇和高集乡的“人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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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张海新“中央有人”的消息在村子里不胫而走，甚至传言她能与联合国搭上线。
张海新曾召集六组村民开会。会议记录显示，2013年6月20日，他们在“养猪场东北角”开会，发言内容写道：把村里土地确权案发到了《联合国早报》，揭露腐败分子犯罪事实。
事实上，《联合国早报》为《联合早报》，她只是在《联合早报》网站举报栏里添了一些材料。
“《联合早报》与联合国当然有关系，不然怎么敢叫‘联合’呢？”
印章
一发不可收拾，从街头小广告摊位处，张海新陆续刻制了包括“邓州市人民政府印”在内的乡镇、市级印章十几枚。
2013年，张海新在她的出租屋里宣布成立“邓州市人民政府”。
“组织”很快给在养猪场上建房的吴家下达了停建通知——责令其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听候处理。
“组织”还给村里其他违规建房的村民下了停建通知。很多村民找张海新说情，甚至有人提着水果登门拜访。
在几个月的“办公”期间，她共受理了文渠乡、高集乡和汲滩镇共274户农民的承包证申请资料。
“政府相信章子，我也相信章子。”在张海新的意识里，“章子是一个单位的标记，意味着法律责任和规范。”
张海新对于印章重要作用的认识，可以回溯到2005年为女儿上户口时。
她的女儿是超生的孩子，没有派出所的印章就无法上户口，那是张海新第一次意识到公章的重要性：“管用”。
几年后，当张海新将填写完整的土地确权申请表拿到农业部信访办，再次被提醒：不盖乡、镇、市政府的印章则不受理。
张海新对于印章执着，在那本《河南省公务员录用考试专用教材公共基础知识》书中也有体现，她只做了关于“公章公文”的课后练习题。
在“公文公章”一节中，一道选择题为：
公文上可证实作者合法性、真实性以及公文效力的标识有：
A文头 B签发人 C印章 D签署
张海新以前做过这道题，记者再次询问时，她选择了签发人和印章。得知正确答案是印章和签署后，张海新问什么是“签署”，“我们只盖章，不签名”。
▲张海新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蒋集体经济组织专用章”。新京报记者唐爱琳 摄
2013年11月，她任命的“汲滩镇人民代表”马香兰给一个项目的开发商下发“停工公函”，被后者识破并报案。马香兰被抓。
三天后，张海新在出租屋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商讨营救马香兰的方案。执法人员赶到，带走了张海新和她任命的高集乡的“负责人”王良双，警方查缴了十几枚印章以及各种文件，装满了一辆面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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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刑
庭审时，张海新承认所有事实，但不认罪。她认为，伪造公文是为了保护农民耕地不被侵占的无奈之举。“为人民服务，我有啥罪？”
在辩护律师高承才看来，张海新坚信法律，“却只懂法律的某一部分”。她扛着学到的“民主自主”“为人民服务”“权力来自人民”等旗帜，为自己“辩护”。
刘金兰也坐在下面，看到张海新戴着手铐，忍不住落泪：“大家都相信她、指望她，谁能想到她进去了。”刘金兰知道张海新平时看法律书籍，没想到她犯这样的“低级错误”。
因伪造公文罪，张海新被判2年，马香兰和王良双分别获刑10个月和8个月。
王良双回忆，庭审休息时，张海新曾感慨：要是不发停建通知，也许不会招惹这些是非。
监狱生活，成为张海新人生短暂的休止符，甚至成为她现在怀念的生活。
“要是早点来坐两年监狱多好。”对于张海新而言，监狱像是一所好的大学。那里的警官素质很高。他们兢兢业业，冬天下雪时拿防滑草甸子铺在路上，夏天浑身是汗还坚守执勤岗位；每有冲突时，警官都会耐心疏导。
在狱中，警官用网上的称呼打趣她“英雄”；监区区长给张海新过了一个生日，她见到了至今为止最大的蛋糕。400多名学员被召集到会议室，蛋糕上面写着“生日快乐”。
监区区长问张海新：今天你生日，快乐不快乐？
这让张海新非常感动，她愣了一下：快乐。
事后，张海新写了两篇文章怀念这个生日：《有意义的生日》《难忘的生日》。
七一建党节当天，监狱组织学员们看了一天央视新闻。张海新有些激动，她看到共产党“一心一意为人民”。
她把自己与新闻中的人物做了对比，曾经交过入党申请书的张海新开始有点失去信心，“出去没资格入党了。”
在监狱中，她还琢磨明白，不应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蒋集体经济组织专用章”的印章上，将蒋庄缩写为“蒋”，因为是“老蒋的蒋，加个‘庄’字比较好”。
▲张海新以“集体经济组织”名义发给蒋庄村民吴家敏的公函。图片来自网络
“疯狂的地步”
最近几天，女儿吴楠用绝食的方式向张海新表达抗议。吴楠曾经憧憬，母亲出狱后不再维权，一家人“好好过日子”。
为了维权，这个家庭已经欠债20余万元。他们拖欠了5年房租；因为复印材料，欠了复印店几万块钱。
但在张海新的设想里，“蒋庄集体经济组织”，将会一直存在下去。
一个月前，张海新向中央六部委寄出了申诉材料，要求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蒋集体经济组织专用章”、“文渠乡人民政府印”等5个印章“退还给人民”。她坚信，这些印章都是“真的、有用”。
不过这一次，她没有申请要回“邓州市人民政府印”，她打算只做乡镇一级的。
同时，她正在琢磨找一个“继任者”，她希望“继任者”是个男性，要有号召力，要会说会写、办事快、品性好，要经得住考验，最重要的是，这个人要“听我的，我领导他。”
让张海新充满信心还有一件事，出狱后，她拿到了那8亩养猪场土地的政府批复。这份文件名为《邓州市人民政府土地权属处理决定书》。
决定内容：争议土地（养猪场）的所有权归蒋庄六组村民集体所有。印章为“邓州市人民政府”。
这是张海新带领村民最初为之争取的批复，也是将张海新卷入纷争的原因。
“要是早点拿到，我也不至于坐牢。”她拿着这份文件，一路哭着回家。
但张海新说，村委会一直未执行该决定。她决定维权到底。
吴楠时不时会和母亲爆发激烈的争吵。“别告了，再告我给你把材料烧了。”她觉得母亲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
她和哥哥每天在家里轮流看着母亲，以免“再出乱子”。
争吵之余，吴楠会怀念逝去的2009年：母亲拉着架子车，在租住的胡同口摆摊卖糖干果。放学回家后，能吃到母亲准备的饭菜，生活“有奔头，有干劲”。
从张海新的出租屋出来，走过一条狭长的胡同，来到大路上，十字路口对角线的位置就是邓州市人民政府。它距离张海新的出租屋仅200米。
7月29日，张海新将记者送到路边，她指着政府大楼说：“那个，就是邓州市人民政府”。
新京报记者 唐爱琳 编辑 苏晓明 校对 郭利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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