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因母丧回家守制时，接到圣旨墨絰出山，操练团勇以保护地方安宁，防止太平军对湖南的践踏。当时他未必想到能成为剿灭洪杨的第一“中兴大臣”，仅仅是出于卫孔孟之道、护卫桑梓的士大夫责任感出来做事。
因此，他出山练勇最初的目的是防御性的，旨在安靖地方。所以他在练勇早期以“维稳”为主，用所谓的霹雳手段来对付湖南各地的会匪，以防这些人与洪杨势力勾连，从而不可收拾。在此期间，他在长沙设立审案局，施行战时政策，以天子授予的专杀之权，确实杀了一些人，其中难免有类似呼戈、聂树斌那样的冤魂。由此他有了“曾剃头”之恶名，地方一些绅士对其不无非议。后来曾国藩带兵与太平军鏖战，彼此战场上杀来杀去，死伤再多，那是战争的必然，算不上“剃头”。
那么让其博得“剃头”恶谥的，显然只能指他在省城设审案局时，下令所杀的“犯法莠民”。这究竟有多少人呢？
按黎庶昌所编的《曾文正公年谱》，曾自咸丰三年正月赴长沙督办街团，设审案局，到八月二十七日，因与巡抚衙门、绿营等多有冲突，移驻衡州。在长沙一共呆了不到九个月，“剃头”也主要在这个期间。
他在这八个多月中，经审案局处决了多少人呢？在咸丰三年九月初六他写给会试座师、时任湖广总督吴文镕的信中有详细的交待：
今练或择人而举，团则宜遍地兴办。总以清查本境土匪，以绝勾引为先务。遂设一审案局，与湘人约：凡捆送会匪、教匪、抢犯来者，立予正法。前后杀戮二百余人，强半皆绅耆擒拿。国藩因博武健之名，而地方颇收安静之效。
算了一下，基本上是平均一天杀了一个人，现在看来确实严酷。其中冤杀者恐怕多是“绅耆擒拿”的，因为地方一些绅士，善于利用朝廷的“严打运动”报复自己的敌人。此类事例，中国各个时代都很多。我认为曾国藩这个数字是靠谱的，他不会对自己的恩师兼上司撒谎。“因博武健之名”像是一种自嘲，他应该听到自己被叫做“曾剃头”。
对于为什么要搞此类“严打”运动，他在咸丰三年二月给宝庆知府魁联（荫亭）的信中做过解释：
国藩以前月下旬，于寓中设审案局，十日内已戮五人。世风既薄，人人各挟不靖之志，平居造作谣言，幸四方有事而欲为乱，稍待之以宽仁，愈嚣然自肆，白昼劫掠都市，视官长蔑如也。不治以严刑峻法，则鼠子纷起，将来无复措手之处。是以壹意残忍，冀回颓风于万一。书生岂解好杀，要以时势所迫，非是则无以锄强暴而安我孱弱之民。盖与阁下为政夙心，颇相契合也。
曾国藩与魁联颇为投机，都主张乱世用重典。这魁联在宝庆当知府时，对湘军兵源输送有大贡献，湘军中的宝勇是骨干力量之一，即来自宝庆府所辖的邵阳、新化、新宁等县。而宝庆诸县和与宝庆交界的湘乡（包括今天的双峰）、安化等县，自古民风强悍，治安不靖，多有不安分的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依然如此。看来魁联在宝庆当知府，采取的也是严刑峻法。——在邻境广西洪、杨起事并涌入湖南的大背景下，这种做法似乎可以理解。
邵阳是我的故乡，上世纪八十年末，我正在读高中，当时邵阳的治安令人谈之色变。后来主管政法的中央领导批示“严打”，各县被杀者，绝对不亚于曾国藩主持“审案局”所杀的人数。其中当然有不该杀而被杀者。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湘中地区为政者亦是如此，那么怎能以现在的人权、法治等概念去苛求160多年前的曾国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