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听到阿甘的故事是在朋友刘的嘴里，晚上吃两个人送来的产后，谈论出国，谈论一个人出去入侵的勇气。
小刘讲起，他认得一个人，“一个女人，四十几岁奥，一句日语也不会的，就这么一个人去日本了。”
“四十几岁了为啥还要出去啊？出去做啥？语言不通，这么出去一个人不怕吗？”
小刘摇摇头，关于故事的细节他也知道得不多，下趟带侬一道去问问伊呀。
由此，有了我跟阿健头一趟见面。在她上海一套刚刚挂牌出售的房子里面，后来我晓得，她这趟回来就是来卖掉这套房子的。
房子在六楼，我们爬楼梯爬得气喘，刚爬到五楼，就听到楼上有了开门声音，到了五楼半，就有了女人声音，“你们来啦！天气闷奥，爬楼梯吃力死了奥。来来来，里厢坐。”
一室一厅的房子不大，但收拾得清清爽爽，没啥多余的东西。卧房桌上摆了她年轻时候的艺术照，黑白条纹的衣服，半边头发披下来遮住了一只眼睛。阿健在小阳台摆了桌凳，从冰箱拿出了切好的西瓜，让我们坐，一会儿又起身拿了两只小碗让我们吃西瓜吐籽用。
我们的采访
采访 | 刘蕴奕 钱芝谷
摄影、剪辑 | 刘蕴奕
小视频及老照片提供 | 阿健
撰稿 | 钱芝谷
阿健那天穿了身简简单单的白T恤、牛仔裤，头发扎起来放在脑后，画了淡淡的口红同眼影，坐在那里朝你微微一笑，教人猜不准年纪。
“我个几十年人生路走过来，看也看过，走也走过，笑也笑过，怨也怨过。不过讲真，回头看看，也没啥好后悔的，人生路全是靠自己一步步走出来的。”
阿健近照（摄影：刘蕴奕）
一、 “没人真的靠得牢，女人还是要靠自己”
阿健跟我讲起的故事，起点在1981年。
那年她顶替了姆妈到里弄生产组里去上班，同是双胞胎的阿弟却顶替阿爸去了有奖金、有福利的贸易公司。阿健心里气不平，不过也没办法，爸妈心里总归偏向儿子，她也不是头一次晓得。到后来虽然她也常常想要是当初自己同阿弟的工作调个头，可能自己的人生就完全不一样了，或许她会遇到不一样的人，或许她对上海、对日本也会有一番新的态度；不过每趟一想远，她就会马上收拢心思，年纪大一些了，她也更少想这些，因为明白了这种遐想的遥远和不切实际。
“人也有命数吧，写好了该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没你份的也不会到你手边来。”
阿健回忆里，头一个后悔遇到的人，就是她前夫“小广东”。
在嫁去日本之前，阿健在上海有过段不长的婚姻。
两个人是在生产组认得的。阿健顶替了姆妈去上班，生产组里小青年不多，慢慢说说讲讲，阿健就同“小广东”走在了一起。两个人谈恋爱分分合合谈了八年多，屋里厢人却始终不同意。阿健姆妈耳朵边听得多关于“小广东坐了麻将台上不下来”的传说，态度坚决地要阿健同伊断掉。
两人分分合合，阿健还是同伊断不了，一面是因为“小广东”对伊的好，另一面则是心里还存了点侥幸，觉着男人总是会变的，等有了婚姻、有了小人总归会收心吧。她也常用这个理由劝姆妈、劝阿爸、劝自己。
不过还有桩伊没同姆妈讲出口的事体。
两人已经发生过关系了。
“我迭个辰光，年纪轻，真的戆。觉着好像同伊做过事体了，就是要一心一意跟牢伊了。好好坏坏总归是伊了，女人好像就要寻个依靠，我就也靠牢伊了。虽然有辰光看看伊迭副样子，但心想想结了婚总归会好的。”
90年年头，阿健发觉自己肚皮里厢有了小人。趁肚皮还没大出来，就匆匆领了证、办了酒席。匆匆忙忙，还有点尴尴尬尬，姆妈板了个面孔，阿爹面孔上也没啥笑影。阿健穿好红颜色的敬酒服，一双薄纱手套捏牢高脚杯，轮流同一桌桌的亲戚朋友敬好酒。
她出嫁了。
“结婚跟谈恋爱真的完全两副样子”
天气闷，一会儿晴天打起雷来。屋里厢，讲起老早的事体，阿健也低了头，过了一晌讲，“你们以后拣对象，真的自己心里厢还是要有分数，眼睛要看看清楚。”
阿健觉着她看错了“小广东”，谈恋爱时的甜言蜜语到了结婚后全变了。没变的，只有“小广东”对麻将的热情。日里夜里，但凡寻着空档他就要去“打两圈”，这头发好工资，转头也全搁在了麻将台上。
阿健当初‘想用婚姻叫伊收心’的愿望也终于在一天天的实践中，明明白白地显示出落了空。
到了十二月里，北风呼呼吹。她躺在候产房的床上，肚皮一阵阵痛。看人家个个一家人来陪，自己身边就姆妈一个人，“小广东”已经好几天不见人影了。医生过来讲，看情况怕是“巨大儿”，准备剖腹产，要她老公过来签字。
阿健躺在床上，听姆妈一遍遍给他打电话，没人接、挂掉、没人接。嘟嘟忙音，最后变了姆妈喉咙头，一口苏北上海话的怨，“侬看看，个男人阿是靠不牢的啦，跟侬讲讲讲都么得用场。要侬嫁嫁嫁，自家吃伊一世苦。”
要换了平常，她肯定要争两句。
不晓得产前的阵痛，还是对即将来到的剖肚皮的恐惧，教她变得柔弱。
头一趟，阿健觉得，姆妈的说话兴许是对的。
“到了生小人的关键辰光还不出现，我还好期待伊做啥？真的觉着好像一点也靠不牢。”离婚的念头，第一次出现在她脑海里，此时距离那场婚宴才过了半年。
再过了一阵，生产组效益越来越差，两人都停薪留职出去闯。
阿健去了四川路的百货立柜台，而“小广东”开始同朋友搭伙做起“跑会”的生意。
刚改革开放起来，各地都开始有了各式各样的展销会，卖羊毛衫啦、精钢锅子啦、丝绵围巾啦啥都有。本也是条赚钞票的路子，“小广东”脚力也勤，跑云南、跑甘肃、跑新疆，角角落落地寻着生意跑。只不过他们“跑会圈”也是个“麻将圈”。日里销货，夜里就拉起场子打麻将，去新疆在新疆打，到云南就在云南打，没桌凳了，拿了纸头麻将也好打上几圈。“小广东”白天赚了钱，晚上就吐在了麻将台子上。一趟下来，只有出账没进账。回了上海，有辰光摸摸口袋，连香烟钞票也摸不出，还要去她皮夹子偷偷摸两张现钞走。
如此下来，阿健慢慢也看清了。
结婚、没用，生小人，也没用。
把自己的一切寄托在一种虚茫的改变中，能得到的也只是一场空。
“小广东”日日在外头跑，只剩她一人领小人，几个月也不打电话来，音讯全无。慢慢她也发现“小广东”好像同“跑会圈子”的一个女人“有了路”，对屋里厢更加不闻不问。
阿健挣扎着还想用最后一回尝试，期待着会有点改变。
又吵了几回相骂，“小广东”拍着桌子让她滚，阿健也终于在一回回的失望中伤了心、绝了望。
孩子不到三岁，阿健就提了离婚。
离婚波波折折，弄了两三年，她出完眼泪水、又出了血，从成都南路到四川北路，再到瑞金医院，吵到从协议离婚到法院判，再到上诉再判。
到了95年，阿健终于结束了这段婚姻。
“兜兜转转、奔奔弄弄还不是要靠我一个人，去领小人，去奔去走讨生活。那么多年小人抚养费他一分也没给我过，我也不想问他要，不想再跟这个男人搭界。我忖明白，总归还是要靠我自己的。”
二、 “不是不想待，真是没地方好留”
其实，在还没离婚前，阿健也常会娘家住。跟“小广东”一道的房子在成都南路，是石库门的老房子。11个平方的房子，要一家人吃、穿、困，又要给婴儿汏浴、晒尿布，中间还要给“小广东”支张麻将台子。
“正宗是摆脚的地方也没”
“小广东”不搭把手，阿健一人带儿子也着实吃力。
后来姆妈同她提出来，要不把小人放在她那里带吧。
于是阿健也抱着小孩一道住到了娘家。阿健晓得爹娘欢喜外甥背后是原因的，隔壁小房间住着的阿哥两夫妻，结婚十多年了也没养出个小人。所以看到这个第三代是宝贝得来不得了。
只不过阿哥看伊就开始有点厌气，没事体就跑过来寻她事体，“还不回你屋里去啊，打算娘家住一世啊。”
等阿健跟“小广东”分了居、离了婚，彻彻底底搬到娘家住。阿哥的面色更是一日比一日难看。阿哥媳妇后来好容易怀孕生了小人，结果生下来却是个脑瘫，他媳妇心里承受不住，在产房里就不吃不喝，过了一个月也去了。
“你想想我们就两室户，底楼的房子，我爸爸妈妈、我阿哥，我跟我儿子，还有个脑瘫小孩。这要怎么住啊？家里每天都是忙忙乱乱得不得了。我阿哥在隔壁头房间，我们就拉了沙发，在沙发上头困觉。
正好后来90年代刚刚开始可以货币买房，家里凑了一万多把这两室户的房子买了下来。叫我阿哥去付的，阿哥存了私心，把房产证改了自己名字，没我阿爸名字了。
我离婚住了那里，他就要来跟我吵了呀，觉得我跟我小人在此地，妨碍他，抢他房子了。他觉得这个继承权是他的，房产证上面也是他的名字。就一回回，跟我吵吵吵、闹闹闹，想叫我搬出去。”
“房改”之前住得紧张，上海人常常一份人家要挤只几平米的亭子间，“螺丝壳里做道场”也是无奈下生活智慧。
到了可以“货币买房”之后，房价腾腾往上涨，手里能握住的几个平方更显得珍贵。谁也说不准往后这几个平方能值多少钱？
两居室里的火药味也越来越重。
“我阿哥那时候在小饭店里吃饭，认得了个安徽过来的‘外来妹’就跟她好了。那时候我大嫂已经去了几年了，脑瘫小人还在家里。我们屋里厢就变了五个大人，两个小人。我阿弟那时候结好婚已经搬出去了，我阿哥么眼睛就盯牢了迭个房子来寻我麻烦。没寻‘外来妹’之前嘛，他就讲像他这样的情况，上有爸爸妈妈，下有脑瘫小孩，当中还有姑娘和外甥，哪个上海人会要他啊？等于我们妨碍他正常婚姻生活了。等有了外来妹，也来跟我搞，我买点床、橱啥家什，他就跑来跟我吵‘侬是要跟我抢房子的节奏嘛’。他早满心当这个房子是他的了，户主明明还是我阿爸好伐？爸爸妈妈总归也偏心儿子，回回就讲算了算了。”
阿健白天在南京路上立柜台，下了班，回家又要对着随时会争起来的空气，让她觉得很压抑。
离婚之后，阿健也谈了一个男朋友，叫小曹，没小孩的。
有了上一回的经验，阿健这回谨慎得多，谈了几年，却始终没有踏出结婚的步子。
在娘家这样一住就是七八年，后头连外来妹肚皮也大起来有了小人。就算是搭了房子出来也住得紧巴巴。
阿健又要养儿子，又要给姆妈补贴家用，一个月手里也积不起多少钱。虽然心里想着买房子，但总也买不起，只好还是在迭个两室户的小房间里住。
有一回，寻相骂寻到110来，阿健才真正下了决心搬出去住。
“那个时候何英，就是‘外来妹’，又为了房子的事体跟我寻相骂。她那时候小人已经生下来了，觉着自己就是女主人了，就过来赶我跑。那天我正好在烧只鸡，白斩鸡，拿了刀斩鸡。我们两个人吵吵吵，老大就在旁边冷眼看着，说是一个老婆一个阿妹，一个也不帮。其实心里也忖着把我赶出去。两个人吵到后来，打起来了。隔壁邻所叫了110，何英跑过去讲我拿菜刀斩她。有也没有的事情，阿哥就旁边看着，也不说一声。后来公安局的人说，‘我就看见你们两个对牢伊一个’嘛。那时候心想想真的，心酸，亲人奥，在利益面前全是假的。一点办法也没，我也觉得再也待不下去了。”
阿健立柜台的工作也有了新挑战。
立柜员的柜员形象总归是头一位的，往往过了三十五岁，人家就要叫侬回去了。
而阿健的年龄早已快逼近四十。
工作、房子还有在职高的儿子，桩桩件件都让她心烦胸闷，身体也越来越不好，三年里面两趟胃出血。
“格辰光等于不出国根本不能改变生活状态的，真的是万不得已的。再说我儿子读书也不好，总归也让他有条出路吧。一方面想帮儿子铺路，另一方面在那个屋檐下真的已经没有办法再待下去了。有时候想想人生也蛮辛苦。不是真想走，而是此地没处留。”
阿健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一步步落到了谷底，必须要寻点改变，她要出去。
阿健年轻时的艺术照（摄影：刘蕴奕）
三、“这大概是我唯一一条可以改变人生的路吧”
出去这个念头早在她刚离婚的头两年就冒出来过。
那时候有小姐妹去了日本，约她一道出去‘扒分’，讲外国钞票好赚，赚一个月抵上在上海干死干活一年的工资了。
阿健虽然也心动，但一来积蓄有限，办出去的手续也要上一大笔钱；再加上还没逼上绝境，总有借口安慰自己再看一看、等一等。
“为了出去，被骗掉半年工资”
“我那个小姐妹去了两年回来，跟我说蛮好啊。正好那时候也过得压抑，就拼命动脑筋开始找这个方面的路头了。因为我迭个小姐妹是商务签证出去的嘛。我也想学伊，就托人去办、这里托、那里问，托朋友，再托朋友的朋友。七拖八拖，拖了一年多，啥结果也没，结果还被骗掉五千块钱，基本上是我当时快半年的工资啊。一记一记，又拖到快2000年，拖了另外一个朋友办，结果也没办出来。”
90年代上海涌起一潮“出国热”，出去的人带来了当时还要凭票买的“三大件”和一个一个在外淘金的传说。唤起了不少人出去闯荡的心，也给一些失意者遥远的慰藉。异国成了他们困顿生活中的一点光亮，一条新路，为了这条新路试一试、闯闯，付出一些代价也在所不惜。
“五千块被骗掉，我就想，到了外国这些钞票我很快就能赚回来的。只要能出去。”
“为了出去，美国人、德国人、台湾人我都去相过”
90年代出国政策松松紧紧时有变化，虽然大步调是放松的，但一些商务签证、留学签证却是有阴有晴，阿健前前后后七八年错过了不少机会。
眼看着出去的小姐妹，回来满面春风，买房买车，阿健心里越来越急。有个出去的小姐妹给她出主意，“侬结婚出去好了嘛。跟外国人结婚出去方便呀！”
头一个是68岁的美国人，宁国路的隔壁邻所介绍的。阿健当时还不到40，却被介绍给年近古稀的老伯伯，心里不愿意。她姆妈、阿爸全劝她去看一看，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儿子考虑。
“我当时心想想也蛮苦的，我四十岁也不到，只有三十八岁。你给我介绍六十八岁的，比我阿爸年纪还大。阿拉老娘也佬现实的，讲我拖牢个儿子，有人要就不错了，没办法拣了。我那时候心里厢真的佬委屈，不过也没没办法，还好人家也没看上我。”
第二个介绍给阿健的是个四十几岁的美籍台湾人，经人介绍，网上聊了几回天，对方还从旧金山飞到上海来望她。可惜最后还是黄了。
“他是台湾美国人，语言也通，看看我卖相觉着也蛮好。飞到上海特意跟我碰头，但看看我儿子还噶小，人家又不要了。他本身也有个儿子的，他可能觉着这么一来两个儿子负担重吧。”
第三个朋友介绍给阿健的是个德国人。那时候圈子里有小姐妹去了德国，回来讲“寻个德国人倒也蛮好，德国男人守信用，对女人也好”，阿健也动了心。
“格辰光就问我小姐妹哪能去法子，伊帮我上了个外国的征婚网站，在里厢帮我寻的。那个网站全是英文，我看也看不懂。后来就去问我侄女英文，对着词典学英文。格辰光阿拉全是用Hotmail、MSN聊天的呀，一来一去老慢的，为了迭桩事体我还买了台电脑。2000年都还不到吧，九几年家里装电脑还比较少，宽带还要少，上网也老价钿了嘛，不过弄了两趟视频之后，语言还是老吃力，最后就散掉了。”
身边同事、邻居、小姐妹甚至还有来买东西的客人，都热心帮着阿健介绍过外国对象，阿健怀着希望试了一回又一回，她想抓住每一次可能的机会。
可惜可能缘分还未到，一个个最后都没能跟她携手。
“华亭宾馆，四、五十个人里伊看上了我”
日子一年一年地过去，阿健也越来越急，她觉得留给她的机会和时间不多了。
“改变命运的路对我来讲，就这么一条，不管啥机会我都要试试看。后来我朋友就给我介绍了涉外婚姻的中介。
伊同我讲，伊身边也有朋友是这么出来的，也蛮好。
再讲不管好不好，总是条路，先出来再讲，出来了反正有配偶签证了就不是黑户了。
格辰光其实迭点涉外婚姻介绍所全是不合法的，国家不许的。不过想出去的人多，大家全暗络络地托中介弄。价钿也不便宜的，我中介费出了四万，还被中介里厢的人骗掉两万三千块。但那时候一门心思要出去啊，也不管这些了。想想总归做个几个月就好赚回来的吧。”
阿健这回运气不差，交了中介费、填好会员资料后的一个月，中介就给她们安排了相亲见面会，地点在华亭宾馆。
“中介安排我们相亲，日本人来了六个，我们这边有四五十个人给他们拣。各种类型都有。所有人就在华亭宾馆一个老大的客房。几个日本人呆在旁边的一间间标间里，中介一个个把把中国人领进去，聊聊天，问问侬家庭背景啥的。阿拉每个人要带张纸头，上头像简历一样写好，啥出生年月啦、工作情况、学历、过往婚史全在上头。后来么，猩猩对我比较满意，问了我两句，又讲了伊拉屋里的情况，问我愿不愿意接受。那我心里想，基本上是被看中了，稳了。就那么一次，我就被伊看中了。”
接下来的事情都由中介陪着完成，猩猩也从日本飞了好几趟到上海来见女方家长、完成在中国的一系列婚姻手续和仪式。
“一切都老快的。就他相中我以后，中介那边手续就帮你办起来了。从认得伊到开结婚证书、办仪式应该三个月也不到。其实对猩猩，完全是零，我也是一点也不了解伊的。伊是哪能样子的人，平常生活习惯是哪能样子的，我一点也不晓得。当时就觉着好像碰着有人相中我了，好跑出去了，总算好不在此地老压抑地生活了，就觉得非常非常开心了。”
于是，2005年，阿健第二趟穿上了敬酒服和婚纱，跟各桌亲友敬了酒，伊身边的新郎官一句说话也不讲，就对牢每个人不停地笑。
婚宴上的合影（老照片提供：阿健）
四、不会讲日本话的中国媳妇
“孤身到异国，我一点也不害怕”
2005年一张机票，阿健告别了上海的亲人和此地的生活，跟着猩猩一道东渡扶桑，到了日本。去日本之前，阿健对日本的印象还停留在《血疑》、《追铺》这样的日本电视剧里，而对于日语她更是一窍不通。之前借着中介翻译，她才能跟猩猩聊上几句。现在就孤身一人去了个陌生的国家，不慌吗？
“我一点也不害怕，因为我在上海生活得的很辛苦，人都要崩溃了，房子又没有，工作又有压力，还离婚带一个小孩，非常辛苦。所以已经到没路的地步了，出去也觉得没啥。”
“伊先头还想让我去种地，中介让伊忖忖上海有没有田”
猩猩日本的家在千叶县，一个相邻东京的小地方。
猩猩认识阿健的时候，已经四十八岁，没有娶过妻子。
家里是务农的自营业者，种菜种米，自种自卖。同时还兼了另一个农业公司的工作，卖稻种米，家境也还算小康。但在遇见阿健前，对中国，他也完全不了解，他没去过那个地方，也听不懂那里的话，也不知道那里的女人是什么样。
促使他去找个“中国新娘”，全是因为隔壁邻居有人通过中介寻了个“中国新娘”觉得蛮好。
他便也掏了两百三十万日币（大约二十几万人民币）去中介所报道了。
一切顺利，他也很快带着阿健回了家。
“刚刚到日本我连一两三四也不会得讲，路上的字有些像汉字我看得懂。但他们说的什么我全部不晓得。就到他们社区学堂里去上课，他们有专门开给外国人的语言课。
上好两天课，猩猩突然过来跟我讲，要我第二天跟伊一道到田里去。我心想种地我又不会的，再说我到日本也不是来给伊拉种地的。我帮伊讲我是上海人，我做不来的。后来猩猩就拉我到日本婚介所去，问人家，‘为啥你们给我介绍的女人不跟阿拉一道去种地’。伊拉婚介所的人跟他讲，‘侬去过上海伐？上海看到过伐？上海有地伐啦？人家养出来就不是种地的人。怎么可能帮你种地呢？’
伊可能自己忖忖也对，就没有话了。”
“我出去就是为了赚钞票，哪里会管辛苦不辛苦”
“我到日本就是想赚钞票啊，我出来以前，为了儿子买了套小房子，一共廿六万，贷款贷了十五万。所以我心里天天想着怎么把房子贷款还掉。来日本就是想赚点钞票。但刚刚过来的辰光，猩猩伊拉全不让我出去打工。我心里也有点落差，一方面说担心我出去语言不通，一个人有危险；另外一方面其实主要担心，我每天在外面打工，家还顾得牢伐？
伊拉把侬讨回来做媳妇，媳妇在日本就是家庭主妇，家里的家务事体就全要侬做的了。侬不在屋里厢，屋里厢的事体就没有人做了，他们外面出去上班，回来想吃口热饭，也没。还要靠伊拉自己烧饭，他们就觉着讨侬回来没意义了。
但我心里想，我一定是要出去打工的。我不打工，房贷哪能办？我儿子在国内的生活哪能办？
所以我要斗争的呀，我就讲我不上班哪能晓得迭个语言呢？我总归要接触人才能会说会用，会进步吧。但也不能直接让伊拉晓得我就是为了赚钞票来日本的，不然人家就直接跟侬反面孔、休了侬呀。
虽然到了日本，猩猩也一直在给我钞票。但我觉着不好就靠伊给我钞票的。
不然不是像乞丐一样吗，我总归还是要靠自己赚钞票的。
格辰光我在日本的中国朋友就给我介绍了个短工，就是夜里上班的，那也不影响屋里厢烧饭、汏衣裳。夜里厢，天又冷、又落雨、又落雪，鞋子全湿光了，还是要做呀。一个人在六本木一条街上发传单，冻是冻得来倘伐牢。但假使侬一天没发完，那相当于就是白板，白辛苦了。就不停地在外头走啊走、走啊走，叫人家来啊来、来啊来。人家进去我才有营业额，才好有分成，有工资。
格辰光多少辛苦啊，就想着把房贷早点还掉。这时候刚刚出去很节约的，一瓶水在日本要十块。一百五十日币，人民币要十块多了，所以都是家里带好水出去的，在外面一口水都不舍得吃，吃的都是最最便宜的东西。真得非常不容易，都很辛苦的。
就迭副样子吧，我头一年就赚了快十万，一年多点就把房贷还掉了。”
“伊不晓得节育环是啥，晓得之后叫我回中国拿掉”
“猩猩他们屋里厢讨媳妇，总归希望想讨个人帮伊拉做家务、生小人的。再加上，猩猩其实是伊拉屋里的大儿子，要是没第三代，阿婆阿公心里厢总归有想法。所以我刚刚跑到日本的时候，他们也隐隐约约地讲起过。
但我们在国内，养好小人的女人，格辰光全要带节育环的。伊同我住了一段辰光，想想哪能还没小人呢？就带了我跑去看医生，那时候我也跟伊语言不通。我也不晓得他想帮我看的是迭个，就当是看看妇科毛病。结果到了医院，医生讲我身体蛮好，没毛病，就是我里厢带了一个环。日本人就问我了，为啥要带一个环，迭个是啥物什？伊在日本没看见过的。我讲阿拉中国计划生育都要带的。那他也没话讲。所以我刚到日本半年就叫我回上海去。陪了我去医院把环拿掉。
拿掉环，伊想好养小人了。但我是决心下落，不养小人的。
因为一方面我已经有个儿子了，我还顾不及，现在年龄上去了再养个小人不是还要负担嘛；另外一方面我格辰光也没忖过长期留在日本，养了小人反而变牵绊了，出去打工也不好打，样样不方便了。
所以我也跟伊拉屋里厢的人斗争，跟猩猩、跟阿婆、阿公做思想工作。
正好呢，猩猩烟酒吃得结棍，一日天要抽掉两包，酒也是日日吃，吃得还多。我就跟伊拉讲，像猩猩迭副样子，烟酒不戒的身体，再加上阿拉两人年纪已经大了呀，格万一养出了小人不好哪能办啊？那不是害了伊伐？万一再来个脑瘫小人我吓也吓死掉了。猩猩戒烟酒也戒不掉，后来年纪慢慢再上去了。
伊拉后来也想通了。就我阿婆心里还有点放不下。”
婚宴上的新郎（老照片提供：阿健）
五、“我颗心还是留在上海哇”：儿子和小曹
“有辰光想想还是回上海吧，但天不让我走”
对阿健而言，在日本生活最辛苦的并不是“风里雨里打零工”，而是跟日本丈夫一开始的无法磨合，这让攒下了一点钱的她开始萌生回国的念头。
“刚刚过去我也不太适应这种生活状态，因为伊烟抽得多，老酒喝得多，也不是老要清爽的人。有时候吃好老酒回来就一动也不想动，面也不想擦，澡也不想洗，最好就一记头困在床上，有辰光鞋袜也不脱的。我看牢伊格辰光真得觉着老难过的，老早谈朋友没碰到过迭副样子的人啊。就想算了算了，还是回来吧，还是再回来寻个上海人算了，不要跟伊待在一道了。
所以就又跟我老早的男朋友，小曹去搭界了。小曹迭个人，别的不说，人还是弄得老清爽的，家里擦擦弄弄，也会收拾得很干净的。我本来去日本以前就已经跟伊分手了，觉着伊人靠不牢嘛。伊先头还不晓得我去日本，后来晓得以后就帮我讲，要是出去有啥困难可以跟伊讲。后来在日本一个人也蛮难过的，就又想到伊了。格辰光就想，算了算了，拿好签证就回来吧。
但是天不给我走啊。格辰光其实已经五年了，我申请了两趟（回国），全没批给我。前前后后三趟，我也去朋友那里问，去托人，但还是不成功，等于老天爷不让我回来了。格样子前前后后申请也有了两年。
也是在格两三年里厢，我发觉小曹迭个人实在靠伐牢。想想猩猩虽然香烟、老酒多、不要清爽，但人还是靠得牢的，比上海人靠得牢。伊至少是同侬一心一意的吧，上海人就反而日日此地动脑子，那里动脑子。脑子活络，心意不真。像日本人就是既然已经结了婚，我就要对侬负责任，不管你能呢样子，我会得去接受侬的。后来我想想其实婚姻就是这样子的，也应该是这样子的。”
“我早不相信爱情这套东西了，爱不爱不是嘴巴讲讲”
“我同小曹也彻彻底底地结束了。原先我待在日本的时候，伊讲房子动迁，在过渡阶段，没地方住，我就把我出去之前买的小房子借给伊住。伊在我此地住了两三年，真的阿是靠伐牢，两三年伊就出了花头。
伊格辰光就住在我此地，租金也不给我的，自家屋里厢的房子借出去收租金。自来水费、电费全等我一年回来两趟的辰光去缴，阿是蛮过分的啊。后来么伊外头也有花头了，我也真不想再同伊搭界了，我就喊伊‘走走走’，不要再待在我地方了。
侬有辰光跟一个人辰光长了，你觉着啥地方有点不对头，实际上第六感很准的。小曹‘外出花’，其实我自己也猜到了，不需要说啥的。
觉着两个人在一道，味道不对了，语言不对了，动作不对了，肯定已经有问题了。
算了算了，就分开吧。
还好老天爷那时候不给我签证，给我签证后续我已经回来了。
刚刚帮小曹再搭上格辰光，虽然一个在上海，一个在日本，但还是每天都要视频，要想牢伊的。就打过去视频问问伊今朝在做啥，吃了伐，就像一家人一样的，也像人家正常谈恋爱一样的。伊好像是侬身上的一部分，侬每天做好自己的事体，总归要牵记伊，盼牢同伊打电话的。天天这样子沟通了，偶尔一次、两次、三次开始不是迭副样子了，打破正常规律了，侬心里总归慢慢有想法了。到后来侬打过去，伊挂掉，讲侬烦啥烦格辰光，侬就晓得伊人已经变掉了。
我过了差不多两年才发觉，说不定老早就有花头了。男人也很怪的，好像有了钞票心就歪出去了。伊房子的钞票（拆迁款）到了手了，伊就要出去白相了呀。外头斗地主啦，唱歌啦，总归要出去跑，伊拉圈子里的人还要叫小姐，侬不叫嘛人家要讲侬，叫嘛，三弄俩弄心思也就歪出去，不在我此地了。
我每天牵记伊变了桩烦伊的事体了。做啥啦，又要打电话过来了？每天打电话烦不烦啊？侬自家还十八岁啊，我都迭个年龄了哪能会出去混呢？伊就每趟跟侬迭副样子讲，其实我心里也晓得阿拉两个人也好散了。
我现在也不相信爱情迭个东西了。啥叫爱呢？嘴巴讲讲就算爱吗？爱是要讲责任和实际行动的。没实际行动空口讲讲，就是在瞎讲了。
我有个小姐妹在日本出去得早，嫁了个日本人，养了个日本小人，也没啥感情的，伊国内还有个男朋友。虽然也十几年了，两个人也没断，我小姐妹也忖好以后等小人大了就回国内同迭个男朋友结婚的。
不过靠得牢、靠伐牢的也难讲。
迭个女的在男的身上投资了交交关关了，帮伊买车子、又帮伊买房子。伊好像就是缺迭份爱，在日本一个人，没感情的，有辰光也老寂寞，伊就要去寻自家的一份爱。就算日本男人对伊好，伊不爱他的，格有啥办法呢？
伊日本男人也不晓得伊国内有男朋友的，他们都听不懂上海话的呀，就像我老早同小曹在房间里视频，猩猩就坐在旁边，伊也不晓得我在讲点啥。一般我一年两趟回国内，伊手上厢有事体也不会陪我回来的。我的小姐妹也是，那么多年了在这个男的身上投资了多多少少。
其实这个人也是个无所事事的人，像阿拉迭种老早经历过这种事的人，就觉着这种人是不能同他好的。一是异地恋，不在一起不信任；还有一点，连自己都养不起自己的人，还要靠女人这么辛苦的钱，每天上班开了一个饭店，来养活他。
侬讲这样的人可靠伐？但伊投资了这么多下去，实在投资得太多了，丢不掉了。丢掉就等于老早的全白做了。
像阿拉迭种异国恋，总归是有点担惊受怕的，侬也不晓得国内的男人到底啥心向。现在的爱情全是经不起考验的，什么地方来爱呢？我认为不在一起的话，爱是根本经不起考验的，时间是一个最好的验证感情的方式吧。如果经不起考验，这爱也根本不存在了。
阿健收拾得清清爽爽的厨房（摄影：刘蕴奕）
“伊讲日本有啥好，还是要回国内”
阿健90年出生的儿子，在她出国那年就已经十五岁了，在上海一所职高读书。
学校风气不好，儿子高一跟人打相架，牙齿被打掉，学校监护不当、不负责任；阿健跟学校打了官司，打得筋疲力尽。
她想，不好再让儿子这样下去了，书读不好，以后要在社会上立足，总归还要再给他寻条出路。
于是，阿健的远嫁日本，也带了给儿子铺路的期望，希望能等她在日本安顿下来接儿子过去读书，或是正正经经地学点东西。
“我儿子是十七岁，跟着我出去的，大概就隔了一年多一点，他高中还没有毕业我就把他接出去了。格辰光小嘛，觉着要去日本了，好去外国了，就老开心的。
我跟猩猩相亲的辰光其实没讲我有儿子的，我怕又因为迭个看不中我嘛。因为之前碰到交交关关的人，看到我带一个儿子都头大了，上海人都是这样，如果你带一个女儿还好一点，如果带一个儿子的话，就困难了。特别加上后来房子的问题，要货币买房了，人家更加接受不了这个小孩的问题。这个社会是很现实的。
我怕日本人也是这样的，我就写了‘单身离异’，后来到了日本就慢慢透点口风出来，其实我也不算骗，伊没问我也就没讲。后来讲了给伊听，猩猩还蛮开心的。伊因为自家没小人嘛，对我儿子也蛮好的。但像阿婆啦啥的，上一辈就觉着不是伊拉屋里厢的人，而且大了，养不熟了，对我儿子就不是很好。
我出去之前也跟我儿子讲，出去不比得自家屋里，要守规矩，要尊重人家。
我儿子到日本，我先叫伊到正规的语言学堂去读书，因为伊也是一句日文也不会就过来的。我想这总归不行的，伊年纪轻，还要在这个社会跑，总要好好学学日文的，有点学历，以后走到社会人家也看得起伊。
但伊不是这么想的，伊看到人家打工啥，一天打了两个钟头，就有蛮多零用钱了。结果打工打打打，钞票赚得多了，他就也没有读书的心思了，就跑去上班了。
最开始是给人家送货，做物流，给人家开车子。也不算吃力，一天好赚八千块日币，相当于一千块人民币，那他赚赚也觉着蛮开心，袋袋里厢觉着有票子用了嘛。不过伊过去是新人，伊也不懂那里的规矩，新人、又是中国人，里厢的日本人就有点排挤伊。
三弄俩弄，伊被弄得恨死了，就不做了，出来了。
出来以后，朋友帮伊介绍了居酒屋里厢的工作，烧菜、做刺身，伊就在居酒屋里厢学了蛮多东西，打工打了好几年，后来做到店长，那点日本料理全都会做了。做下去本来也蛮好的，但是又碰到这样的问题，伊老板是蛮喜欢他的，但是老板的儿子看不惯他。其实他在这个饭店进进出出几次了。老板人倒是不错，他好好做的话，老板跟他承诺过了，这个饭店以后肯定给他做了。老板有三个分店，就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人一个分店，多出来一家店，想给他做的，他又年轻，又会做，生鱼片什么都会做了，烧烤什么都行。但是他和老板的儿子合不来。后来就也不弄了。
我想想他一个人也不容易吧。他觉得在日本劳动强度大，时间长，而且人很辛苦。现在日币低，比起国内好像钞票也不算多。伊想想算了，最后还是回国吧，回国比较好一些。干脆把日本的永久居留也放弃了，现在到国内，还不是回上海，跑去杭州做啥平面模特。
伊现在讲日本有啥好，当初刚刚跟伊讲去日本的辰光。
他一听是出国就开心的不得了。”
“股票股灾，闷包打进，上海又叫我伤心”
在日本工作生活逐渐稳定下来，阿健还清了房贷，手头上慢慢也有了点积蓄。正赶上股票兴旺，她托人开了股票账户，开始炒股票。
“我是06年开始炒股票的，格辰光买的全是上海的股票呀。觉着比较熟悉、企业听起来比较有亲切感嘛，觉着靠得牢。结果全输掉了呀。07、08年趟‘股灾’，我碰着了，15年又是趟‘股灾’，我又挨着。本来攒了想买房子的钞票全输掉了呀。后来想买买房子，钞票就拿不出了。讲起来上海真的让我伤心，待不下去，去了日本炒炒上海的股票，碰着一趟又一趟的股灾，赔掉几百万，全亏掉了。
此地真的是，侬投资在此地，都没回报，等于我辛辛苦苦去日本那么多年都白弄了，钞票全在股市里飞掉了。
格辰光买股票、炒股票也不想让猩猩伊拉晓得嘛。毕竟也是投资的事体，不想叫伊拉担心事，再加上用的也全是我自家攒起来的钞票。那也不想买日本股票，日本人做事体交关认真的，要炒股票、要投资，人家全会把资料给你寄到家里来，让你做参考的，那么一弄不是他们全部都晓得嘛。
所以我还是把钞票投了中国股市里厢，想想真是悔。最后也没办法，输就输掉了，也没地方讲，只好自家闷包打进。”
屋内一角（摄影：刘蕴奕）
六、“以后到底回上海还是留日本，我也说不清”
这趟阿健回上海是来把十几年前买的小房子卖掉的。
每趟回上海，伊都觉着此地的变化太大了，不像那边的千叶县年年似乎都一个样。
国内的很多事情也越来越来超出她的认知和理解，比方说‘拆迁富三代’的说法、再比方说‘跑去杭州做模特的儿子’。
但每趟回来，她都觉着有种越来越推远的感觉。
把自己和这个城市相连的人和事越来越少，她也越来越讲不清自己对上海的感觉。
还是十几年前‘待不下去’的感觉吗？还是‘想留不知如何留’的困惑？
我问了阿健好几趟将来的打算，她都给了我不同的回答，每一趟她都神情坚定、言之凿凿。头一趟她告诉我，要离开上海，留在日本养老，觉着上海这个地方让她伤心，这些的很多人和事都牵绊着算计和利益的纠葛，让她觉着心力交瘁。第二趟问起，她直言在日本没有朋友，没有亲近的人，还是怀念上海，想要回来。第三趟再问，她讲兴许会跟儿子在一道吧，儿子去哪里她也去哪里，老了老了，儿子也是唯一的亲人的吧。
这些回答可能都是她未来的打算，也可能不是。
跑出去十多年，远嫁东洋，现在回想起来这段经历对她意味着什么呢？
想去“日本扒分”愿望与想帮儿子“铺路”的期望，映照到今天，阿健只会别过头，同我讲：
“一切都不一样嘛，谁人晓得会变得噶快？”
“那侬后不后悔当年出去？”
“不后悔，当时这桩事体是不得不做的。”
屋内一角（摄影：刘蕴奕）
- 完 -
* 感谢阿健接受我们的采访以及出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