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丧葬讲究事死如生，用以陪葬的器物用品繁复多样。根据现有文献和出土材料来看，上古时期的殉葬品，除了常见的金银玉器、车马兵器、日用器物、植物草本以外，还有水果和干果。
中国传统重视孝道，《论语》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0] 生养死葬是孝的表现。孟子以办理丧事为大事，提出要尤其认真对待。儒家所谓五礼，凶礼即为其一。古人崇尚隆丧厚葬，与祭礼和葬礼相关的记载相当多，今本《仪礼》十七篇，其中谈及丧葬礼仪的就有好几篇，如〈丧服〉、〈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归根究柢，古人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亲人谢世，子孙以神明奉之，以生人器物陪葬，仍然担心「竹不成用，瓦不成味」。[1] 有能力者，则务求「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2] 古人虽然不以阳界与阴间为同等的空间概念，但往往以人间的认知投射到死后世界，希望往生者得到生前的所享所用，是故殉葬之「衣衾必多，文绣必繁」。[3] 在这种观念下，以食用的果类陪葬，便不以为奇了。
以果品殉葬的做法，与使用果品祭祀的文化息息相关。古人很早便认识到果类的益处。《素问·藏气法时论》论膳食配搭，曰︰「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4] 提到五谷、五果、五畜、五菜各有其用，宜当和合其气味来食用。其中的五果，唐代王冰说是桃、李、杏、栗、枣五种果实。早于春秋战国，人们便有以果品祭祀先王祖上的习俗。王充《论衡》引《礼》佚文说︰「侍食于君，君使之祭，然后饮食之。」[5] 古人饮食之前，先给祖先上供，然后才会食用。
根据记载，上古有专门负责祭祀食品的职司，其所掌食品就包括果类。《周礼·天官冢宰》载︰「笾人一职，掌四笾之实。」笾是竹器，四笾是四种盛有荐献食物的竹器，分别是朝事之笾、馈食之笾、加笾和羞笾，其中馈食之笾，「其实枣、栗、桃、干橑、榛实」，郑玄注曰︰「馈食，荐孰也。今吉礼存者，《特牲》、《少牢》，诸侯之大夫士祭礼也。不祼、不荐血腥，而自荐孰始，是以皆云馈食之礼。」[6] 馈食是献纳熟食的祭礼，所荐食品都是果类，其中干橑是干梅，榛实是榛子的果仁。《仪礼·特牲馈食礼》载︰「祝赞笾祭。」郑注曰︰「笾祭，枣栗之祭也，其祭之亦于豆祭。」[7] 也提到枣栗用于祭祀之礼。此外又有甸师，「掌帅其属而耕耨王借，以时入之，以共齍盛」，[8] 其职乃率领下属耕作王田，按时进献黍稷粮食，以供祭祀。祭祀所用者，「共萧茅，共野果蓏之荐」，[9] 即香蒿茅草和野生的瓜果。
《韩非子》与《孔子家语》有一段关于孔子论桃祭的故事。鲁哀公赐孔子桃子和黍饭，孔子先吃黍饭，再吃桃子，旁边的人看见了都笑他，孔子说︰「夫黍者，五谷之长也，祭先王为上盛。果蓏有六，而桃为下，祭先王不得入庙。丘之闻也，君子以贱雪贵，不闻以贵雪贱。」[10] 「果蓏」就是瓜果，孔子所谓「果蓏有六」，具体指哪六种瓜果，暂不可知。孔子这里的意思，不是说桃子不能用于祭祀，只是桃子最为下等，不能用来祭祀先王，一般的祭祀，还是用得上（上文所谈馈食之祭就包括桃子）。孔子对饮食和祭祀特别讲究。王充曾经评论这段故事，以为孔子「可谓得食序矣」。[11]
古代又有所谓瓜祭。《诗经·小雅·信南山》︰「中田有庐，疆场有瓜。是剥是菹，献之皇祖。曾孙寿考，受天之祜。」记载了以瓜祭祀先祖的习俗。郑笺云︰「献瓜菹于先祖者，顺孝子之心也，孝子则获福。」「瓜菹」，孔颖达说是「剥削淹渍以为菹」，也就是腌制过的酸瓜。郑玄认为献瓜予先祖是孝的表现，子孙也能因此得到庇佑。[12] 《礼记·玉藻》说：「瓜祭上环，食中，弃所操。」孔颖达云︰「瓜祭上环，食瓜亦祭先也。」[13] 在瓜中间横切，切面如环。古人以瓜的上半端，也就是瓜蒂的部分来祭祀，食用则取其中端，所谓「弃所操」，意思是瓜果下端的脱花处弃掉不吃。《论语·乡党》有「虽疏食菜羹瓜祭，必齐如也」的记载，也提到瓜祭，不过这个「瓜祭」，有些版本作「必祭」，有学者以为当以「必祭」为是。[14] 姑勿论《论语》的文本问题，古代的确奉行瓜祭，而且方法甚为讲究。
果品施于祭祀，不但见于文献记载，出土标本的发现，也印证了这种葬俗。1956年至1958年间，河南信阳市北长台关发现两座汉墓，出土物品中有大量植物和果品残留物，包括花椒、松塔、柿核、栗子、树叶、杏核、枣核、葫芦子、小米、梅核，其中栗子、杏核和梅核尤其多，达一百多至数百颗不等。[15] 裴明相从果品的成熟季节推断，信阳楚墓的下窆时间当在秋季，而果品的使用正与礼制有关。[16] 1965年冬，湖北荆州漳河水库修建渠道，发现大中小型墓葬五十五座，省文物部门组织队伍，重点发掘望山一至四号墓，以及沙冢一至四号墓。这些墓的年代不一，大抵属于战国中晚期墓葬。其中望山楚墓出土大量植物标本，经科学鉴定，确定有九种果核和果皮，包括花椒、毛桃、芸豆、枣、板栗、梅、李、橙。鉴定人员无法断定此批果类到底全由人工种植，还是有部分属于野生，但从该些标本可知，楚国贵族在战国时期已经食用水果，也应该掌握了果品的种植方法。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指出，望山楚墓的植物标本反映了当时农业、种植业的发达程度。[17]
长沙马王堆汉墓亦是果品标本出土数量特多的一例。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工作开始，其一号墓出土了数量极多的农产品，据鉴定计有十七种，其中瓜果类就有甜瓜、枣、梨、梅、杨梅，单是枣果就出土了963颗。[18] 杨梅的发现尤其值得注意。迄今为止，杨梅不见于先秦文献。西汉陆贾撰有《南越行纪》一书，今已散佚，清人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辑有残文。辑本有云︰「罗浮山顶有胡杨梅，山桃绕其际。」[19] 这是今存最早关于杨梅的记录。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C14实验室测定，马王堆一号汉墓断代为公元前165±85年至公元前145±80年，即属于西汉前期的墓葬。[20] 若然以上资料年代不误，则杨梅最早的文献和实物支持都出现在汉初。
马王堆汉墓出土枣核。（图片引自《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动植物标本的研究》）
马王堆汉墓出土杨梅。（来源同上）
出土墓葬中，果品残留物屡见不鲜，如果把这些发现综合起来，当能加深我们对上古植物分布和种植地区的认知。以板栗为例，除上述望山楚墓和信阳汉墓外，板栗还见于西安理工大学汉墓群九号东汉墓、山东临沂金雀山汉墓、北京大葆台汉墓、安徽六安双墩一号汉墓、成都凤凰山西汉木椁墓、湖北光化五座坟西汉墓群、江陵凤凰山167号汉墓等。秦博、高博等学者根据华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广泛发现的板栗标本，指出这两个地区在汉代盛产板栗，是很科学的推断。[21] 除了板栗，结合现有的文本和出土材料，全面考察墓葬植物和果品，对了解上古的树种历史会有相当裨益。
[0] 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卷二，页16。
[1]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卷八，页265。
[2]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卷六，页353。
[3] 孙诒让︰《墨子闲诂》（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卷六，页156。
[4] 王冰注、林亿等校︰《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15年），卷七，页126。
[5] 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卷二十五，页1067。
[6]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卷五，页134-135。
[7] 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卷四十五，页865。
[8] 《周礼注疏》，卷四，页96。
[9] 《周礼注疏》，卷四，页97-98。
[10]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卷十二，页299。
[11] 《论衡校释》，卷三十，页1197。
[12] 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卷十三，页828。
[13] 《礼记正义》，卷三十，页918-919。
[14] 参程树德︰《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卷二十，页700-702。
[15] 参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信阳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页68、116。
[16] 裴明相︰〈果品与祭祀——从信阳楚墓出土植物种子遗骸谈起〉，载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研究论集》第2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 ，页164-166。
[17] 参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页344-347。
[18] 参湖南农学院、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动植物标本的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 1978年），9-16。
[19] 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收于《二十五史补编》第2册（上海︰开明书店，1937年），页1482。
[20]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73年），页156。
[21] 秦博、高博等︰〈随州周家寨汉墓M8出土植物遗存的研究〉，《南方文物》第3期（2017年），页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