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池塘里映着绿树和小洋房，村民们搬来了红蓝色塑料椅子，坐在自己家门口晒太阳。
他们都戴着口罩。不远处的河边，另一个自然村有人确诊了新型冠状肺炎，家人与他都被送到固定点隔离。
立春已过，该整地了。疫情席卷全国大半个月后，离武汉车程仅一个半小时，位于鄂豫两省边际的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七里坪镇郑必高村，正默默等待春天的真正降临。
冷清的郑必高村。图/受访者提供
冷清
2月4日，小郑早上7点就起床了。她13岁、初中二年级在读的弟弟今天要开始上网课。
这不是学校的规定。父母不想纵容弟弟每天看电视，于是积极响应教育部“停课不停学”的号召，让他提早复习初二下学期要进行中考的生物和地理。小郑上网找到教学视频，通过电视投屏，在一旁陪听，但直打瞌睡。在家宅过了一个春节，现在大家都要睡到上午9点多10点才起床。
她打开手机，屏幕里全是关于疫情的消息，或实或虚。《黄冈日报》制作的一条长图显示，截至2020年2月3日24时，黄冈全市新增确诊176例，累计确诊1422例，其中红安县145例。
小郑是北京某高校的研三学生，郑必高村人。大年初一吃过年饭后，他们一家四口回到了镇上的新家。
七里坪镇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镇上有长胜街遗址群、红四方面军诞生地、天台山森林公园等景点。“以前游客挺多的，总有学校组织中小学生来进行红色教育，但现在景点都关门了。”小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街上冷冷清清的，路上没有车辆和行人，店铺都关了门。小郑家楼下设立了一个关卡，写着“民政救灾”字样的蓝色帐篷里，坐着拦路的政府工作人员。
冷寂背后，是无形的重压。
黄冈紧邻武汉东北部，是湖北省人口第二大市，也是武汉市周边返乡目的地人口最多的城市。数据显示，疫情暴发后，黄冈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总报告病例总体仅次于武汉。
小郑说，当地出去工作的人大多都去武汉，一个家庭至少有一人。郑必高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郑国应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该村一共1476人，“在武汉做生意、打工的一共200人左右”。
这些平时代表着经济收入，换回家里自建洋房和小车的数据，在疫情之下便成了隐忧。除去十几家滞留武汉未返回的，郑必高村返乡外出务工人员中，有95人在武汉务工，17人疫情期间在武汉住过酒店。
这些人回家后多自我隔离。
小郑从北京返家前也中途在武汉逗留了3个小时，回家后每天守在电脑前写毕业论文，“我现在屁股都坐起包了”。她的姑妈家一共有3个人在武汉工作，回家后更是从未出过门。
小郑的母亲在镇上开了一间小服装店，年前进了很多厚衣服，原本计划在春节前几天务工人员返乡后售卖，但如今愿望落空。“家里堆了好多衣服，光棉袄就‘亏损’了几百件，值几万块钱！”小郑说。
年初四那天母亲想开店挽回些损失，小郑拉不住，在家族群里开了视频聊天，亲戚们齐力劝阻才得以成功。“我妈觉得无聊，拉着我弟和他打牌，我弟老输，她觉得没意思。她以前老在店里忙活，现在变成了一个贤妻良母，天天洗衣服做饭。”
路上随处可见的关卡。图/受访者提供
惊慌
只有小郑的父亲例外。他是郑必高村的村组成员，每天早出晚归。
1月25日，郑必高村封村了。
惊慌不久前才蔓延到这个小村庄。起初，大家不以为意，家里的年轻人劝说长辈们戴口罩，却引发争吵。直到1月24日零点，挨着武汉的后脚，黄冈也封城了。
犹如狂风过境，热闹荡然无存。第二天，原本繁闹的大年三十，七里坪镇街上无人，连农民的菜摊也不见踪影。
小郑下楼给家人买口罩，发现全都涨价了。“像纸片和白色塑料袋一样的口罩也要一块五一个，N95要20块一个，后来全都买不到了。”镇上有5家药房，后来全都关了门。小郑家楼下就是药店，天天有人敲她家的门要买口罩。
这样的反应是必要的。
郑必高村有一位50岁的村民在武汉当建筑工人，1月18日回来后，次日觉得身体不舒服，跑到村里医务室打了2针。但仍不得缓解，20日赶往红安县人民医院，最后在临近的新华乡医院观察并确诊新冠肺炎。
为他打针的村医，他的5个家人包括一个怀有9个月身孕的孕妇都被隔离。转移期间，孕妇因为紧张出现不适，后被送到县医院妇产科的单独病房。
新增、确诊、死亡……数据连日上升，举国难安。临近武汉的大别山南麓村镇更为惊慌，因为厄运就发生在眼皮底下。
红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最红安”发文显示，截至2020年2月5日24时，红安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确诊数为190，除了城关镇和非红安户籍的64例，其余皆散布在各个村庄。其中，七里坪镇共有10例，皆是一村一例。
红安县下辖12个乡镇场。除了面积最小的火连畈茶场，其他11个乡镇均有新型肺炎确诊病例。
封村成了普遍举措。
郑必高村的3个路口都用卡车拦着，无必需理由不让村民进出。每个卡点6个人两班倒，值夜班的人都睡在卡车里。而此前，红安县早已封路，外地车辆不允许进入。
确诊病人所在的“湾子里”一共有86人，封得更为严实：村民彻底不让出村。
原村医被隔离后，镇医院派来一位医生，每天对武汉返乡人员早9点晚6点量2次体温。他们都居家隔离了，量体温时双方都站在家门口。“建了一个台账，隔离的多少人，哪个组的，什么名字这些都登记好。每天下午5点前上报给防控指挥部，有发热的也要上报。”郑国应说。
村子里每天消毒2次。八四消毒液和消毒剂由镇政府下发，村里每2天领一次。除了一台大机器对公共道路消毒，6个村小组成员还要挨家挨户入户消毒。
郑国应坐在摩托车后座上，举着小喇叭绕村喊，“不要出门，不要聚餐，多通风，勤洗手……”最近政府又下了新指令，“聚众打牌、聚餐的，党员党内严重警告甚至是开除，干部就地免职。村民打牌的送公安机关拘留所拘留！”
村民也警觉起来。小郑的外婆几天前病逝，80多岁，喜丧。葬礼很简单，只有不到30个家属和帮忙的人去了，全都戴着口罩。直接送葬，没有任何逗留聚集，连饭也没吃。而当年小郑外公去世时，家里光客人就有20多桌。
村里对公共道路进行消毒。图/受访者提供
平静
疫情暴发后，黄冈并非全在公众聚焦之外。
前有黄冈市卫健委主任唐志红“一问三不知”，后有父亲被隔离6天后，黄冈市红安县华家河镇17岁脑瘫少年不幸离世，几天内引来无数口水。但当地人并不在意这些。小郑称，大家的情绪不受影响，他们更关心菜价，以及何时能复工返校。
他们都觉得，最猛烈的风暴已经过去了。
14天最长潜伏期已过，小郑的身体并未出现任何症状。她并不恐慌，并表示做好防护措施，注意卫生，在家吃好睡好，调节好心情便可。她最担心的是毕业在即，春季招聘会赶不上，她找不到工作。
“现在防疫程序基本上捋顺了。”郑国应说。
村里立起的警示牌子。图/受访者提供
郑必高村在确诊病人所在“湾子里”附近的河边写了个牌子，划了警戒线。疫情小组成员摇身一变成外卖骑手，将村民微信群里的“下单”消息变成自己手里的生活必需品送到警戒线边上，“下单”的村民自行来取。
疫情突发，村组的16个工作人员应付不过来。封村后，在一个从大连返乡的小老板带领下，村里涌来了12个志愿者。这些都是40岁左右的返乡人员，自发的，不要报酬。
在一线工作20年，郑国应突然过上了城市白领一般的“打卡”生活：每天6：30起床，洗头洗脸，8点准时上班，12点在卡点上吃泡面或回家吃热饭，40分钟后回来，继续工作，直到下午6点下班。
但全国普遍存在的防护物资紧缺问题，这里也有。
镇上给村里发了5套防护衣，村组成员送确诊病人去隔离时穿了2套。其余3套留着不敢穿，以备紧急情况出现。
口罩是最紧要的。郑必高村常住人口500多人，多是留守老人和小孩。老人信息闭塞，等反应过来时已经买不到口罩了，只有少数年轻人提前购买。“两天前政府送了1000个口罩过来，就都发给老百姓了。”
郑国应称，他们防疫小组也缺口罩。初一到初七，他们每个人只有5个口罩。初七那天他跑到镇医院要了100个口罩，但能撑到什么时候他不知道。这些都是一次性医用口罩，因为每天要接触武汉返乡人员，“不敢重复利用”。
村民热心，除了“出人”还出钱。有人陆续在微信群里捐款，至今一共捐了3万块钱，由村里的财务收管。
但有钱也买不来口罩。郑国应给外地朋友打了好多电话，想买2000个口罩，未能如愿。非正规渠道的假冒产品，他不敢买。
确诊病人在做出院检查，被隔离的6人这几天就可以回来。他很乐观，“一开始有点担心，但现在看过了农历十五应该就可以了。疫情应该会影响去外地工作的，整地迟一点也没事。”
村里60岁以上的村民都在家里种田，种一季水稻。立春过后要整田整地，到了清明谷雨下秧。待翠绿的秧苗在微风中翻滚时，春天就到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