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拥有绵长的大陆海岸线，北起辽宁丹东的鸭绿江口，南至广西东兴的北仑河口，长达1.8万公里。20世纪40年代以来，自然岸线大幅减少，从最初的占比74%，降至2014年的33%。取而代之的是围垦、填海筑起的人工“海上长城”，大量滨海湿地在此70年间消失殆尽。
滨海湿地的丧失，对于东亚-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上的水鸟而言，不啻为灭顶之灾。这条路线上的受胁鸟类种量之多，几乎是全球其他8条路线的总和。然而，不管是海岸线人工化，还是规模庞大的围填海造陆，目前都没有减速的趋势。
围填海造陆，难以遏制的土地需求
1992年，中国正式加入《湿地公约》，并在随后的1995-2003年进行了第一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2009-2013年，第二次湿地资源调查展开。前后对比显示，十年间，被围垦和基建威胁的湿地面积由1276平方公里增加到12928平方公里，增幅接近10倍。
以上海为例，十年间，湿地面积减少了505平方公里，滨海湿地的丧失尤为严重，从下图中崇明东滩的变化便可窥见一二。就自然因素而言，海平面上升、海岸侵蚀都会影响海岸线的变化。但几十年来，人工因素显著超越了自然侵蚀，我国总体呈现出自然湿地减少、陆地面积增加的态势。
图片来源：NASA Earth Observatory
韩国的新万金海堤是填海造陆的“标杆”工程。在此之前，新万金地区一直是候鸟迁徙的重要栖息地。“新万金计划”动工于1991年，耗时19年，全长33.9公里的海堤围起了409平方公里的海面。近20年的施工让候鸟消失大半，其中，勺嘴鹬（yù）已从2000年的1000对下降至目前的200多对，极度濒危。工程最初目的是打造农业基地，但随着韩国粮食问题缓解，它在2005年前后被扭转为综合经济开发区。
图片来源：Google Earth
和耗时19年、中途因环评停工3年的“新万金计划”相比，我国沿海地块的开发显得更为迅速。和其他途径相比，围填海造陆可以说是“性价比”很高的发展利器，围填目的也已从传统的盐田和养殖发展转变为工业、城市居民用地。例如，天津滨海新区近10年间的围填面积达307平方公里，其中近一半工程量都是在2010-2014年间完成。
康奈尔大学鸟类学实验室估测了重要滨海湿地50年来的变化，划出了原有的湿地范围（蓝色区域）。
图片来源：康奈尔大学鸟类学实验室，蓝色区域为50年前的滨海湿地范围。
剩下来的湿地：我们还来得及保护吗？
虽然没有“耕地红线”的知名度高，政策上的“湿地红线”也是存在的：2014年，国家林业局划定“到2020年全国湿地面积不少于8亿亩”的湿地保护红线。但这方面的法律至今空白。今年两会，20多位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呼吁国家尽快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
存留下来的湿地面临着地方经济开发与生态保护的严峻博弈。据保尔森基金会湿地项目的不完全统计，到2020年，中国沿海地区的发展还有超过5780平方公里的围填海需求。照此速度计算，“8亿亩湿地红线”将被提前突破。
对于鸟种存亡来说，某些地块的保护显得极为紧迫。鸟类研究者划出了中国沿海的11处滨海水鸟栖息地，它们处于保护空缺状态。
图片来源：康奈尔大学鸟类学实验室
从北到南，这11处亟需保护的湿地面临的问题十分相似：不在保护范围内、围填海争地、海域污染和外来物种入侵。而如果要实打实地捍卫“湿地红线”，需被纳入保护范围的远不止这11处。目前，沿海仅有34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3个省级保护区，却有61处水鸟栖息地、12处软体动物栖息地、28处海草床、6处红树林面临威胁。
我们保护湿地，只是为了保护候鸟吗？
在丹东泥滩，挖蛤是当地居民的重要收入来源。海南和广东的红树林，则构成了抵御、减缓台风的重要屏障。江湖连通的湖北四湖地区，如今只剩下长湖和洪湖，本有的排洪蓄洪能力大大降低。
过去的50年里，中国已经损失了53%的温带滨海湿地、73%的红树林和80%的珊瑚礁。截至2010年，建有海堤而被人工硬化的海岸线长达1.1万公里，造成大量水鸟在涨潮时无处停歇觅食。
湿地消失带来的影响在短期内看不见也摸不着。我们习惯于把生物链比作金字塔，听上去似乎稳固无比，实则在人类活动的影响下已经越来越脆弱。渡渡鸟、大海雀、旅鸽等，它们不是灭绝清单上的名词，而是自然界消失的一股股力量。物种灭绝就像抽取金字塔内部的一块块砖石、且不可修复，长此以往，整个系统摇摇欲坠，或许终有坍塌的一刻。
相关信息：
- 保尔森基金会，“中国滨海湿地保护管理战略研究项目”成果：
- 《中国鸟类观察》 ，“沿海水鸟调查这8年”：
- 《中国科学》杂志社，《20世纪40年代初以来中国大陆海岸线变化特征》：
- Nature期刊，《滨鸟因何而亡？》：
- 康奈尔大学鸟类学实验室 ( Cornell Lab of Ornithology )，“消失的黄海湿地”：you
- 中国国家地理网：《中国的滨海湿地——尚未保护，已将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