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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相信的人会说，有槟榔等一级致癌物质砷、苏丹红。
不愿意相信的人则会反驳，红肉和腌菜也是一级致癌啊，不是照样天天吃。自从2003年世界卫生组织把槟榔列成了一级致癌物后，嚼槟榔到底会不会导致口腔癌这事，就成了被反复争夺的话语。1
槟榔，一种热带植物，世界上吃槟榔最多的国家集中在东南亚。与炎热气候类似，槟榔的食用自带生猛。切开青果，撒上贝壳粉或石灰膏，在树叶的包裹下丢进嘴里。槟榔果的绿色汁液因为化学反应而变成血样的红色，随之而来的是一阵类似于上头的晕眩感。很少有人在第一次食用它的时候用好吃来形容。
在中国，吃槟榔最多的省份是湖南与海南。湖南街头，熟人见面，掏出这个玩意儿，问句“恰个槟榔不咯”，成为一种社交礼仪。人们在行走坐卧之间活动着他们的咬肌，咀嚼这块坚硬难咬的食物。婴孩时期，热爱于食用槟榔的母亲，撕下一小块纤维放进幼儿口中，婴儿们在努力吮吸的同时，也开始了这一生的槟榔之旅。与这一温馨场景相对的则是，牙齿变黑，因为咀嚼槟榔而脸部变形的人们，乃至患上口腔癌，躺在病床上被割去舌头、面颊、或牙床的患者。蒋灿华是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口腔颌面外科的主任，“医院的口腔癌患者，45个里面，44个爱嚼槟榔。”
一则关于戒嚼槟榔的宣传广告
如果在湖南或海南想要劝阻人吃槟榔，遇见友善的人，他会陪笑。如果再多劝一句，调侃一些的人会回复：“活着开心就行啦”，如果你还要强行多说几句，得到的答复就会变成，“我们当地人就好这个。” 这话一点不错，对于当地人而言，槟榔永远不止是一种食物。
当某地相较于其他地方，更多地存在某种事物时，这种事物往往就会在这地被赋予越来越多的礼俗意义。槟榔在它的种植地海南，和由于运输而导致的集散地湖南，成为了贯穿当地人一生重大事件的符号。《琼州府志》里记录，婚礼媒妁时男方要向女方家送槟榔当作定礼。因而嫁给某人，在当地也被叫做吃某人的槟榔。由于槟榔有“宾郎”的谐音，丧葬事宜或岁时节令都必要设槟榔宴请，以示对客尊重。在黎族，槟榔甚至成为解决邻里之间纠纷的符号。时代发展后，许多传统习俗没能继续延续。但这种上千年的文化基因仍旧流淌在人们的价值观里，乃至于海南曾经在一个介绍年俗的电视节目上，专门讲了槟榔，接受采访的游先生说，一颗槟榔，把两代人一下子连了起来。
《阿婆的槟榔》剧照
历史对于槟榔的记载最早是在两汉。由于吃槟榔工艺繁琐复杂，而且当时交通运输不便，除了原产地的人以外，普通民众较少接触，因而在古代，槟榔最早流行于上流社会。但随着食用普及和价格的下降，以及外来文化的影响，现在，槟榔逐渐被上层抛弃。也许是因为吃槟榔的整个动作过于不雅，它需要牵动大量的肌肉组织，脸部变形也会严重影响美观，也许是因为红色的汁液让人想起茹毛饮血的原始过去，总之，它与精致、讲究的上层想象不符，槟榔开始沦为底层的符号象征。蒋灿华的感性经验也证实了这点，他说在湖南，好像知识层次水平越高的人，嚼槟榔的越少。
《阿婆的槟榔》剧照
自从爸爸得了口腔癌之后，小敏开始立志戒槟榔。他家以前开小卖部，小学时，和同学经常偷自家店里的槟榔吃，自此养成了习惯。小卖部不挣钱后，小敏的父亲做过建筑工地的工人。当过厨子。口腔癌对于这个家庭来讲，是多种不幸里面的一种。小贾是跑大货的司机，大货和出租车司机是嚼槟榔的主要群体。这东西能刺激神经，把他们从昏沉的路途中解救出来。嚼槟榔也逐渐成为男人的象征，它冲动，迅猛，粗糙。在街边，把槟榔渣子吐在地上就好比是潇洒地吐掉了生活中的苦闷。吃槟榔的人和槟榔文化相互塑造融合，混合为了一种新的符号内涵。
由于气候与历史原因，台湾人也喜欢吃槟榔，为了迎合司机，台湾的公路边有很多穿着暴露的卖槟榔女郎，人们称她们槟榔西施。薛贤坚导演的同名片子《槟榔西施》中，就将槟榔作为了一个底层的强烈符号象征，讲述了同为底层的卡车司机与槟榔女郎的现实残酷。小敏的父亲为看口腔癌花去了很多钱，现在他家只靠母亲一天100多的收入维持，与小敏类似，很多因嚼槟榔而导致口腔癌的患者，都缺钱。
《槟榔西施》剧照
企业宣传营销很乐于利用这一群体的心理。在营销时，槟榔企业开发了槟榔奖票的形式，可能对于挣钱不多的人而言，贪点便宜就好像是博弈中的胜利。甚至于为了迎合他们追求身份标志的动机，槟榔企业将槟榔分为了严格的三六九等，便宜的一包5块钱，贵的号称工艺繁琐，包装讲究，能卖68块一盒。对于占据文化资源相对较少的暴发户而言，这是一种最好的身份标志。这就好比将65块一包的软中华拍在桌上，兄弟会感慨你真是大哥。但如果从兜里掏出一瓶82年的红酒，小弟们只会说，这酸不拉唧的算什么味儿啊。
潮流的广告和冠名也试图在打造槟榔新的文化形象，拓展更为年轻的用户群体。这会营造一种氛围，“世界上这么欲仙欲死的东西，身为一个勇于挑战的年轻人，你竟然没有尝试？”
面对着强大的符号意义，与历史文化承载，这也使得我们在说槟榔有害健康的时候，显得格外势单力薄。一种形成了的文化定势难于改变。就好像冯骥才在说自己吸烟一样，吸烟真能提神醒脑吗，他不觉得，但是半夜起来抽上一根，在烟雾缭绕中创作的心灵快乐是确确实实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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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简单的科学事实遭遇到复杂的现实世界时，似乎很多地方都会变得艰难起来。比起软性的文化符号来讲，如果遭遇的到的是政治或经济的因素，它就会变得更加寸步难行。
湖南是全国槟榔企业最多的城市，2017年，槟榔企业给湖南带来的年产值就超过200亿。而且槟榔加工厂是极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选子、点卤水都靠的是人手。不过槟榔加工的工资很低，在其中做工的人与嚼槟榔的人一样，都穷。在湖南，槟榔厂能够解决近30万人的就业。也因此，2013年，由于一篇《槟榔王国中的割脸人》，以及央视对槟榔可能会致癌的讨论，使得这场席卷湖南、海南的槟榔致癌风波直接导致两省经济损失超过30亿元。湖南全省有2到3万槟榔工人处于歇业状态。当时的湖南省槟榔食品行业协会会长只能要求企业，无论如何要给工人开出最低生活费。甚至于产业工人声称要联合起来，“找中央电视台讨个说法。”
翦新春是中国第一位发现槟榔与口腔癌关联的学者，他1983年就开始关注槟榔，甚至被冠上了“医学斗士”的标签。此次电话联系翦新春时，他以过于忙碌为由拒绝了。《武汉晚报》曾报道，翦新春在宣传槟榔有害时遭到了威胁，曾收到短信说对方要花80万买他的人头。远在北京的同行似乎也都能感受到湖南医生遭受的压力。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王佃灿教授说，他们同行交流时，湖南的医生都会暗暗请求他们多帮忙宣传一点，因为在当地宣传风险比较大，在北京，天高地远，那些槟榔企业还够不着。
3月7日，湖南槟榔食品行业协会下发了《关于停止广告宣传的通知》。称要求湖南所有的槟榔生产企业从即日起停止国内的全部广告宣传。消息出来后，引起了巨大的争议讨论。行业协会会长杨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拼命宣称，这并不是出于槟榔致癌的考虑。
医学界讨论槟榔有增加口腔癌的风险时，槟榔利益方给出的反驳则是，我们湖南的槟榔制作工艺不一样，我们不生吃，致癌是因为吃法不对。我们在处理过程中已经经过了蒸烤，里面的有害物质减轻了。对于这样的理由，蒋灿华感觉有些可笑，这就好比你抽烟，你说你这是烤烟型，焦油含量低于多少多少，但就问你这是不是烟吧，是烟就是有害。但当这个明确的反驳被提出后，如果想要真正在政策上限制槟榔的生产，就还得本着严谨的态度证明，湖南的槟榔与口腔癌确实具有相关性。蒋灿华坦言，自己的团队没有那么大的资金支持，如果要拿出极其可信的证据，需要大样本，大数据。长沙的5所医院曾经有过这样的数据统计，在2108名口腔癌患者中，其中共有1803名患者患癌原因是因为嚼槟榔。但如果你拿着这样的数据上去，别人依旧会说你样本不全，不具有代表性，无法证明强相关。
英国BBC曾经报道过巴布新几内亚的槟榔事件，相比于湖南和海南的产业，槟榔在巴布新几内亚的地位更加不可撼动。由于文化和历史因素，这个国家一半的人都嚼食槟榔。在接受BBC采访时，母亲说她的五个孩子从8岁到18岁，都在嚼槟榔。“槟榔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家族上上下下都在嚼槟榔。只要不嚼，我们就会变得很疲倦，很想睡觉。”根据2014年世界卫生组织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调查，这个国家有着全世界最高的口腔癌发生率。首都市长曾经为这种情况感到担忧，他在2013年要求首都全面禁止与售卖槟榔。然而千万穷人对此抗议。他们指责政府不顾人们死活。卫生部部长搞的“全国无槟榔日”只进行了一年，在第二年就因为该名部长的下台而终止。因而，在巴布新几内亚贸然制止槟榔，无异于“政治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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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再次回到这个问题的最本质之处，嚼槟榔到底会不会导致口腔癌呢？医生们的严谨回答是，槟榔是口腔癌的风险因素。不能抛开剂量谈危害，这就好比是吸烟，不是所有吸烟的人都会得肺癌，但是吸烟会加大得肺癌的几率。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副研究员钟凯曾在他的文章中使用了形象的比喻，嚼槟榔就像轮盘赌。轮盘赌是一种赌博游戏，在左轮手枪的六个弹槽中放入一颗或多颗子弹，任意旋转之后，关上转轮。游戏的参加者轮流把手枪对着自己的头，扣动板机，中枪者退出。
被打中的人当然是不幸的。嚼槟榔需要使用牙齿和口腔，由于槟榔纤维会对口腔造成物理性损失，经常咀嚼会导致牙齿颤动，磨损，甚至可能造成牙龈退缩，长期咀嚼还会导致频繁的口腔溃疡，进而导致粘膜下纤维化和口腔粘膜白斑。同时，槟榔中含有具有毒性槟榔碱，也会加大口腔的病变。大量的人因为口腔病变而变得无法讲话、进食；无法控制流口水。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的王佃灿教授从事口腔癌治疗很久，与患者的常年沟通使得他对他们的心理有更为细致的把握。
2019年3月11日，一名市民站在长沙一家槟榔店铺门前。（图 | 视觉中国）
“口腔癌患者与其他患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开刀的地方在脸上。”“我的很多患者，以前很漂亮的”，王佃灿拿出手机，找出一个女孩的照片，漂亮吧？但是转手一划，就是手术之后变了形的面颊。在文章《槟榔王国中的割脸人》中，作者描述了人们对自己形象变化的心理反应。刘桑果在“术后第三天，才鼓起勇气站在镜子前，不知道站了多久，一直在流泪。”
容貌改变对他们的社会融入来讲也很难，做了手术的许先生说自己在北京，“随便走到一个地方，警察都要查我的身份证。”王佃灿常常感慨，去其他科室的时候，病人们做完手术，衣服一穿，恢复得好的话，明眼看上去就和正常人一样。但完了，“到了我的科室，全是触目惊心的脸。”心疼。这没办法，在生命面前，再大都不如命大。每当有患者感到惋惜的时候，王佃灿都会拿癌来压他们。命重要脸重要？最后再漂亮的患者在手术前也会对王佃灿说，医生，只要能把我治好，你想割哪儿就割哪儿。
小敏的父亲做完手术后，脸的右上侧有一块凹陷，那是一种缺失。他爸变得不爱出去见人，刚开始还戴口罩，后来也不带了，天天躲在自家开的麻将馆里打麻将。回村后，爸爸成了村里无声的宣传人。村里人会因为有人得了口腔癌而略微削减一下嚼槟榔的势头，但就像是之前一样，这一势头只会停留一阵，随后消失。
2013年7月15日，海南琼海一位市民在嚼槟榔。（图 | 视觉中国）
王佃灿将改变现状的希望寄托在传播上，“别说嚼槟榔会加大口腔癌风险这事了，我们的国人压根连嘴都根本不在乎。” 由于口腔癌在我国不属于最常见癌症，加上口腔安全知识一直未能普及到位，大家对口腔内部的变化都不太重视。王佃灿说，与身体其他器官不同，口腔是我们直接可以看见的，他就闹不明白，为什么有人明明看到自己嘴里有问题，还一直不去医院瞧。他希望口腔的健康传播多做一点，这样病患就少一点。
对于健康传播这事，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从事健康传播研究的许静教授显得更为克制。她对说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事实上要更广泛，健康包括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对于槟榔这种风险因素，“我们做健康传播主要是为了提高科学的风险认知，以促进消费者的知晓性决策。”，就是让大家知道，吃槟榔可能有风险。但具体的选择还是看个人。如果一个人就是觉得“我嚼槟榔能缓解我对我死去家人的思念”，那你也不能再阻拦他。也正因为如此，政策限度的把握很重要。事实上，太过于急切，也不一定会带来同等效力的结果。1994年，厦门曾出台了几乎是全世界最强的槟榔禁令，声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厦门市内生产销售和食用槟榔。尽管如此，在厦门生活的人们，依旧可以看见槟榔。
由于传播会对社会氛围产生较大影响，许静教授认为，健康传播是某种干预，希望对人的态度行为乃至社会意见环境产生影响，但并非强权禁止，而是应尊重个人的主体性。“股市有风险，入世需谨慎”也只是一种善意提醒，“如果某人已经知道槟榔有害处却依旧选择它，我们也就得尊重这种选择。”
翦新春在之前接受采访时曾说“我不希望看到其他城市都走上湘潭的先污染后治理这条不归路，并且在各方矛盾的激烈对抗中看不到光明。”现在看来，这条路似乎依旧漫长。无论是将槟榔当作社会礼仪习俗的承载，个人生活宣泄的出口，还是将槟榔当作GDP与税收，抑或是就当作一个医学对象。人们对槟榔的态度，都将在这些反复的争夺与打量中，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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