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 峋
(一)
有过县城生活经历的人都有类似的经验，电影院绝对是县城的中心。我出生的县城也不例外，电影院在最繁华的人民路上，挨着电影院还有个大戏院，大戏院过去是剧院，演戏的地方。但打我记事起，大戏院就没演过戏，只放电影。那时看电影不是在电影院就是在大戏院子。后来山上地委招待所旁也建了个电影院，县城人称：英雄山电影院或山上电影院。上高中时，放学后，我经常一个人溜到山上电影院看电影。
对于生活在70年代的孩子来说，去电影院看学校的包场电影，是一件欢呼雀跃的大事。可以半天不用上学，可以用几分零钱在电影院门口小摊上买一小纸包二老葵或一根豆沙冰棒。几百个孩子，集中在一个密闭的空间，木质的坐垫敲打靠背，刺耳的“噼里啪啦”，加上孩子们尖利的嘶叫吵闹声，能把电影院的屋顶掀翻。
当然，学校组织观看的都是充满正能量的无产阶级革命电影。说来奇怪，可能年幼，抑或顽皮胡闹，看了很多的革命题材的电影，情节大多都已模糊不清。只记得电影中英勇的解放军炮火，带着愤怒的火焰射向万恶的敌人，我们这帮孩子激动得小脸通红，情不自禁站起身来，欢呼鼓掌，直至嗓子喊哑，小手拍紫。
七十年代的中国，风云激荡，急剧变革。1977年恢复的高考，让一代青年才俊改变了命运。同年，北京电视台美工负责人张德生觉得《全国电视新闻节目联播》名字太长，建议把名字改成《新闻联播》，于是，从1978年1月1日起，没有结局的《新闻联播》出现在中国家庭的电视黄金时段。4个月后北京电视台经“华主席、党中央批准”正式改名为“中国中央电视台”，对外简称“CCTV”。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979年春天，有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
当时年幼，见过最大面额的钞票，是母亲发工资时，小心翼翼揣在内怀口袋里的几张拾元大钞。而我翻遍裤兜，几张皱巴巴的毛票便是我个人全部财富。南海边的“座座金山”，直到中年后，我生活的南方城市，鳞次栉比，一栋比一栋辉煌的总部中心，上市公司大厦，才让我有了触手可及的物质认识。
这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母亲给了我一张电影票，让我晚上独自去看一场印度电影。这部活色生香的印度影片彻底改变了我对电影艺术的理解，从此在电影的王国里，我神话般的发现了一座又一座“金山”。
(二）
这是一部关于“法官的儿子是法官，贼的儿子永远是贼”的电影。至今，在电影业发达的印度，《流浪者》也是教科书级的杰出经典影片。并于1953年获得第六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
电影里拉兹在街头一边行窃一边载歌载舞，哼唱着诙谐、轻松、不羁、自由的 “阿巴拉姑”。当拉兹重逢穿着马裤，花衬衣，有着一双明亮、妩媚眼睛的儿时玩伴丽达时，据说现场很多观众都被两位男女主角迷得不要不要的，直流哈喇子。大段优美的舞蹈，多支动听的歌曲是印度电影的标志，还有巧妙的安排、生动感人的故事情节，把我带入了拉兹和丽达的世界。慢慢地银幕的边框散开了，先前与我隔开的光影沿着电影院两侧墙壁延伸，进而包裹着我，拉兹和丽达是那个夜晚真实的存在，他们就在我的身边。
电影结束，灯亮，“阿巴拉姑”再次唱响。我竟呆若木鸡，忘记了时间，忘记自己身置何处。
散场涌动的人流，推着我往出口挪动。
人们兴奋地谈论着电影情节，有人哼着刚学会的“阿巴拉姑”。夜晚的大戏院前一片嘈杂，人声，自行车铃铛声，小贩的叫卖声，喧嚣着夜晚的县城。我快步沿人民路，经过玩具大楼往西，走上东风路。经过北大街路口的钟楼饭店时，我朝虚掩的大门里张望，店堂的大桌子上，整整齐齐摆着明早要煎炸的早点——糍粑，这可是我最爱吃的。县城的冬夜，异常清冷，我朝手心哈了口热气，缩头拢手，一路小跑，拐进二中大门。进大门，“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伟人题字，镌刻在形似英雄纪念碑的照壁正面，在路灯照耀下，清晰可见。绕过照壁，走上第一进青石台阶，磨得铮亮的青石台阶在月光的照射下，泛着白萤萤的光。我慢慢往上走，已经能看见母亲房间亮着的灯，我知道母亲在等我。但我并不想回家，担心母亲关切的问询会打断我对电影的回味。于是，我停下攀登的脚步，孤零零站在月光下，四周寂静，黑暗延伸，喧闹在远处，我的心里再次升腾起美妙的旋律：阿巴拉姑，阿巴拉姑......
1979年的冬夜，一个十岁的少年，沉醉在电影的世界里，身临其境，不能自拔。
( 三 )
在我十岁前，也有部记忆深刻的中国影片，它不同与印度电影《流浪者》载歌载舞，浪漫豪放。 以一种明丽而略带忧伤的调子再现了原著柔石的小说《二月》，反映了轰轰烈烈“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苦闷与彷徨。这部影片有着卓然于世的艺术特色，与当时的众多影片相比，它以浓郁的抒情、与众不同的思想立意和清新隽永的散文化风格，时至今日仍然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这就是由谢铁骊导演，孙道临，谢芳主演的影片《早春二月》。
一直到现在，我都很疑惑，《早春二月》这样一部“小资产阶级”情调，和当时“阶级斗争为纲”的主旋律格格不入的电影，是如何通过文化部门审查，在全国公映？
还清楚的记得，电影开篇，初春，小客船窗户“框”住的江南画意，是肖先生踌躇满志的心境，窗外绿油油的稻田，白色屋墙是水乡的诗情。优美而时常波澜起伏的音乐，芙蓉镇安静下涌动的暗流，唯美精致、流光写意的摄影，花伞下披着长巾的大眼睛陶岚。谢铁骊导演的精工细作，无疑把影片拍成了那个年代的 “奇葩”。之前听父亲说过：《早春二月》是棵大毒草，被批判的。看完才知道，“毒草”很好看，天天想“中毒”。
对《早春二月》的批判一直到70年代末才被彻底清算。1983年，《早春二月》获得了葡萄牙第十二届菲格拉达福兹国际电影节评委奖。影片后来在香港放映，香港影评人评价：《早春二月》是中国内地迄今为止最美的电影。
《早春二月》《流浪者》，一中一印，一蓄一放，涧秋拉兹，陶岚丽达。无论东方西方，数以百万年的进化，人性与大自然一样绚丽多彩。
至今，还常常想起电影中的台词：
“我们会有长长的未来的”
“法官的儿子是法官，贼的儿子永远是贼”
年幼不懂事，看时莫名其妙。等到成年，才知道这便是人文的启蒙。
( 四 )
1977年恢复高考，在西双版纳砍了几年树的陈凯歌，不顾父亲极力反对，跟田壮壮一起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教师子女顾长卫从小就在少年宫帮着画海报，轻松过关。陕西国棉八厂决定把唯一的高考名额，交给每月做4个新袜子图案的张艺谋。
北京电影学院这一年的招生，后来被法国权威杂志《电影手册》评为“世界电影史上100个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之一。来自北国和南疆的学子们，开始如饥似渴地汲取各种电影和艺术知识，这批从全国脱颖而出的年轻人，被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他们目睹并亲历了国家十年浩劫，从骨子里带着精英知识分子对于民族的深刻忧患，使命感推动着他们用电影表达对时代的责任。
多年后，人们用“第五代”来统称这一批电影人，十年忧愤，四载攻读，才华一泻而出。正因为有这样一批电影人，从而奠定了中国电影八十年代直至九十年代的辉煌。
1987年，我读高三。同学们每天拼命复习狂做卷子迎接高考。而我每天在写诗踢足球看电影的日子里，浑浑噩噩打发高中时光。放学后，没有球踢的日子，我晕头耷脑背着书包，出二中青年路的大门，沿坡而下。在东风路的街角处，是山上电影院的售票亭。亭子简陋，亭身层层叠叠着贴满花花绿绿的电影海报。一尺见方的窗口后面，永远是一张微笑，慈眉的妇人脸。票价很便宜，也就一毛，两毛，否则，我这个高中生是负担不起的。
东风路上人来车往，熙熙攘攘。买完票，我转身往山上走，身后是世俗的热闹，而充满艺术魅力的电影世界在高处。
（ 五 ）
高中三年，我无数次光顾东风路转角的售票亭，看了很多的电影，《得克萨斯州的巴黎》《茜茜公主》《叶塞尼娅》《佐罗》《007》《追捕》《远山的呼唤》《绝唱》，以及1970版《简爱》和1979版《德伯家的苔丝》等。
还有很多优秀的国产片，《知音》《戴手铐的旅客》《天云山传奇》《人到中年》《大桥下面》《牧马人》……
通过银幕我认识了苏菲玛索﹑梅丽尔 斯特里普﹑阿兰 德龙﹑罗杰 摩尔﹑高仓健﹑三浦友和﹑山口百惠﹑栗原小卷。还有王心刚，于洋，孙道临，达式常，张瑜，丛珊，龚雪等一批中国老帅哥和美女。
八十年代的中国电影市场还是计划经济，国家实行统购统销。直到1993年，文化部颁布《关于深化当前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对电影投资实行“政府资助、引进外资、开发和利用外资”的三轨制。电影发行和收入承包制，自负盈亏。中国的电影才真正走向市场化。
八十年代山上电影院，并没有太多的电影拷贝来源。经常是循环放映老影片，换句话说，同一部影片，隔一段时间，又被拿出来放映。这样的重复放映，反而让我有机会多次欣赏经典的中外优秀影片。为了英俊的阿兰德龙，《佐罗》看了不下5遍。我观看场次最多的影片，是1970版由英国演员苏珊娜约克和乔治 斯科特主演的《简爱》。影片由上海电影译制片厂译制，邱岳峰，李梓配音。我至今还珍藏着这部影片的DVD。虽然年代久远，DVD格式已不能解码，无法播放，但我会一直珍藏下去，我想，这是对人类经典艺术的尊重。
当时喜欢看外国影片，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我被上海电影译制厂，别具特色，富有感染力的配音迷得神魂颠倒。有同感的，不止我一个人。八十年代陈丹青移居美国，闲来无事，去小剧场看原版《简爱》。当然，美国也不可能放映中国人配音的电影。陈丹青竟不习惯原版影片里演员斯科特的嗓音，听得悚然。看完影片，陈丹青打电话给国内的哥们说:斯科特的嗓音不如邱岳峰，邱岳峰比罗切斯特还罗切斯特！
有时，晚上一个人在家复习功课，脑子里突然蹦出童自荣华丽，饱满的电影配音片段。我急忙拿出课本，鹦鹉学舌，模仿童自荣的嗓音和腔调朗读课文。霎那间，自己化身正义，勇敢，英俊的佐罗。虽置身县城低矮的青砖平房，却似戴上眼罩，骏马佩剑，驰骋在地球另一端的法兰西，杀富济贫，惩恶扬善。
（ 六 ）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县城的大街小巷出现了很多录像厅。和山上电影院“高大上”的译制片相比，小录像厅放映的大多是港台的警匪片，《英雄本色》 《喋血双雄》《纵横四海》《赌神》等。有段时间，我沉溺于此，在香烟缭绕，满是臭脚丫子味的黑暗屋子里通过电影了解香港。那是吴宇森镜头下的城市和黑帮：招牌密集，人来车往，帮派林立，码头货柜，警匪枪战，毒品，假钞，夜总会的歌声，还有周润发铮亮的背头，嘴里的雪茄，大衣围巾。这些构成了我对香港的全部印象。
我也买了一件地摊货的黑大衣，不知从哪弄来一条白色开司米围巾，往颈巴上一搭。身材五短，围巾一直拖到膝盖。在北大街土里巴几的咖啡馆，喝着糊锅巴水一样的咖啡，叼着局细的牙签，学电影里发哥，咬着腮帮子，对几个兄弟伙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兄弟伙对我的话不感兴趣，只是一个劲提醒我：周润发穿大衣很倜傥，你穿着像乌龟披大氅！
录像厅里的香港电影，弥补了我们这代人很多方面知识的不足，以及对江湖情长，黑帮道义心理上的满足。香港电影，让我们学会了尊重世俗生活和人们娱乐的需要，这是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内地电影所缺乏的。
后来，我生活的南方城市，离香港极近。无聊时，和妻常去香港闲逛。徜徉在香港街头，佐敦，尖沙咀，弥敦道，红勘，中环，这些年少耳熟却遥不可及的地名，如今我身置其中。每次在香港街头，我都期望遭遇一场警匪枪战，把我带回三十年前，故乡香烟缭绕的录像厅，但终究什么也没发生。
2003年4月1日，本该是个充满玩笑的节日，而这一天，一个悲痛的事实摆在了我们面前。张国荣从香港文华酒店24楼纵身一跃，决绝红尘。没有人理解，是什么样的痛苦使“哥哥”义无反顾得一跃。也许，“哥哥”终究没能从电影里走出来，这一跃，便遂了自己的愿，在另一个世界里，“哥哥”是《霸王别姬》里贱妾何卿生的程蝶衣，是《倩女幽魂》痴痴书生宁采臣。
如今，发哥也已不做“大哥”好多年。平日里头戴棒球帽，背囊简装，乘坐港铁，是台风后，在小区帮助消防队清理满地树枝的普通市民周先生。看来他在银幕上无数义气凛然的片刻，并非演技，而是真心，抑或，漫长的演艺久已进入他的日常，在平淡生活中，发哥时时找寻自己的侠骨柔肠。如此，电影里的一切表现，如出本能。
（ 七 ）
时光如水，沧海桑田。故乡人民路上的电影院，大戏院和山上的电影院，早已不见踪影。五彩缤纷，绚丽多姿的电影世界带给我丰沛艺术滋养的同时，也夹杂着往事记忆和对故乡的思念。不禁让我想起张国荣《倩女幽魂》动人的歌声：人生路，美梦似路长。路里风霜，风霜扑面干。红尘里，美梦有几多方向。人生是美梦与热情，何从何去，去觅我心中方向，风仿佛在梦中轻叹……
如果我们能从贾樟柯电影《山河故人》过去——现在——将来的叙事中，看到牵挂是爱最痛苦的部分，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够被时间摧毁。如果我们能从前苏联电影《合法婚姻》没有一枪一弹，没有死亡的影像中，却把战争的残酷荒谬，生死离别表现的摄人魂魄。如果我们能从周星驰电影《功夫》，看到星爷扮演的小混混阿星被包租婆追赶，他的后视镜竟然是肩上插着的两把雪亮的尖刀，而惊叹导演不可思议的想像力。电影便回归了它原本的属性——艺术。
对于现在的年轻观众来说，这是一个捧着IPad看电影，拿起手机刷抖音的短平快时代。相比文艺片的情怀，现实主义题材的沉重，他们更愿意去看场面惊险刺激的大片，以获得感官短暂的愉悦。而对于我来说，与其看张艺谋的《英雄》，陈凯歌的《无极》，詹姆斯卡梅隆的《阿凡达》，我更情意安安静静地去看一场纯纯粹粹的电影。如同三十年前的我，独自一人，背着书包，走进故乡山上的电影院，坐下，沉默，在黑暗中静静等待前方将要闪现的光与影。
2018年10月4日 深圳福田
最忆是巢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