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脑洞还不敢张嘴大笑。常年与废铅酸电池打交道的他，牙齿也被重金属严重腐蚀，笑起来牙齿疼得厉害。
“你看，这颗已经掉了，还有这颗，现在也开始松动了。”雷桐张开嘴，指着其中一颗门牙说。作为中部某省的一个废旧铅酸电池回收从业者，雷桐身上的职业印迹不止于此，比如手上有一块铜钱大小的黑痣，他说，这是一次搬移铅酸电池时，被硫酸烫伤的。
不过，现在他认为，这个行业的种种乱象给他带来的痛苦已经超过了身体的伤痛。一方面，当地相关政策执行的变异，让他有心“转正”而不得。另一方面，不断涌入的不法从业者，一边不断抬高收购价格，一边制造更多污染，以至于像他这样原本想坚持合法合规经营的从业者，不得不向现实低头“随波逐流”，因为如果不把收上来的废旧电池售卖给违法的冶炼作坊，他们就无利可图。
“这个行业里，没人关注环保，更没人在意什么污染，大家关注的只有利润。”雷桐亲眼见证废旧铅酸电池行业内正在隐然形成的地下灰色产业链，正在将良心未泯的从业者逼到墙角——要么同流合污，要么从这个行业灰溜溜地离场。
第一财经1℃记者采访发现，在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尴尬背景下，甚至一些规模甚大、具有国资背景的废旧铅酸电池回收企业，也不得不低下身段，向这条灰色产业链妥协。
被“证”逼进灰色地带
雷桐的公司有数十名业务员，他们日常打交道的对象，是分布于城乡大街小巷的各种电动车维修店。他们先从店主手里以不等的价格，将不同规格的铅酸电池回收上来，然后再分类储存，等积攒到一定量，再分别运送到一些拥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下称“危废许可证”）的回收厂家。但令人尴尬的是，雷桐自己的公司始终游走于灰色地带。
按照生态环境部规定，从事废铅蓄电池收集、贮存的企业，应依法获得危废许可证。但雷桐发现，到了他所在的省份，这一要求变成只有同时从事废铅蓄电池收集、贮存、利用、处置经营活动的单位，才具备获得危废许可证的资格。当地对领证资格的调整，给雷桐这类从业者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哪怕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废铅蓄电池的收集和贮存活动，但因为不进行后续的“利用”和“处置”，也无法获得危废许可证，其经营行为因此可视为违法。
“我只是一个商贩，平时能涉及的也只有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已经是拆解、冶炼环节了。”雷桐说，自己也知道铅酸电池的污染很大，不愿意去介入这些环节，而且他所在的城市是一个文旅型城市，当地也不大可能批准一家从事铅酸电池的拆解、冶炼的回收企业的。
第一财经1℃记者采访发现，雷桐所在省份有十多个地级市，只有两三个地级市的五六家企业获得了危废许可证。这意味着，虽然同样是废旧铅蓄电池产出大市，但其他地级市却没有一家持有危废许可证的合法回收企业，而当地的从业者基本上处于“裸奔”状态，随时都有被查出违法的可能——根据2019年10月1日正式实施的《废铅酸蓄电池回收技术规范》，未持有危废许可证的从业者，一旦累计储存、转运废旧电池超过3吨，就可能被判刑。
按照规定，废旧电池的跨区域转运，必须办理相应的转运手续，本就在灰色地带游走的雷桐们，不可能具备办理合法转运手续的资格。这也意味着，他们随时都会面临被查处、判刑的可能。
“不一定每个地级市都需要一个拆解企业，但每个地级市一定都需要一个收集、贮存的回收企业。”雷桐认为的理想状态是，一个省有几家拆解、冶炼的回收企业，其他地级市能够把当地的废旧电池转运到这，如此既解决了拆解企业的原料供应问题，也避免了更多地级市的污染问题。
为了避免被查，雷桐也在努力为自己的公司披上合法的外衣，譬如，与省内一家规模较大、具有国资背景的废旧铅酸电池回收企业合作，并获得对方的书面授权，同时他还尽可能去申请一些环保类手续，诸如场地环评、危险废物收集许可证等。
劣币驱逐良币
靠着打擦边球，雷桐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了六七年，但随着越来越多非法贩购者的进入，以及猖獗的非法冶炼作坊不断涌现，他的公司渐渐没了业务。
先是在贩购端，更多人开始知道贩售废旧铅酸电池的暴利，一台二手面包车、一个人，就开始开展业务。他们开着花一两万甚至数千元买来的二手面包车，穿行于城乡各个角落的电动车维修店，一边跟店主攀谈，一边向下游的违法冶炼作坊主索要最新的报价，然后再加价报给店主，自己则靠这种差价获利。
“这些冶炼作坊不需要缴税、不需要买环保设备，可我们的税比它们高、环保要求比他们更严格。这怎么竞争？”国内一家持证回收工厂负责人乔棠抱怨，同样是回收冶炼，小冶炼作坊的成本要比持证回收工厂至少低50%。
以2020年6月为例，这家持证回收工厂给雷桐开出的废旧铅蓄电池回收价是6000多元/吨，而一些小冶炼作坊开出了近万元一吨的高价。
为何价格悬殊这么大？“因为他们没税负，也没环保压力，收购上来的电池，用斧头劈开，取出里面的铅膏用于冶炼铅块，至于里面的硫酸，随便找个地方就倒掉了。”乔棠给1℃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家正规的持证回收工厂，仅环保成本就占再生铅回收总成本的20%以上，还有政府规定的各项税负，而非法的冶炼小作坊不考虑这些，基本靠一把斧、一个炉子就够了。
乔棠的这种说法，与天能集团董事长张天任的2020年、2021年全国两会提案不谋而合。张天任在提案中称，在回收环节，企业“正规军”干不过“游击队”；在冶炼环节，正规企业又面临“吃不饱”，成本高。
为何“正规军”干不过“游击队”？张天任在提案中称，废铅蓄电池属于危险废物，正规回收企业运输铅酸电池必须采用危化品物流专用车，价格是普通物流车的两倍以上，增加了企业成本，而且跨省转运需要办理的审批手续繁琐，即便各项审批程序顺利，也需要3个月左右，还得配套建设专用仓储；但“低小散”的小商小贩，走街串巷违规收购，将电池出售给无资质的小作坊、小冶炼厂，这些小作坊直接将电解液（主要是硫酸和铅泥）倒入土壤或排水系统，根本不投入任何环保成本。
到了冶炼环节，正规回收企业既要在环保、安全生产上投入巨大，又要依法缴纳税收，而一些藏身于城乡接合部的非法冶炼厂，环保设施简陋，甚至没有任何环保安防设备，还肆意偷税逃税，有的还办起“厂中厂”，即以正规工厂作掩护，暗地里搞非法铅冶炼；还有的甚至把小炉子安装在汽车上，流动冶炼，经常更换冶炼地点，躲避监管，结果就造成正规回收企业收购成本高、冶炼成本高，而非法小冶炼厂的再生铅流到市场之后，反而更有价格竞争力。
非法冶炼作坊“野火烧不尽”的一个更重要原因，是一些长期向它们供货的商贩们，甚至自己还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而这也跟正规回收工厂“吃不饱”有关。
由于收购价格没有竞争力，即便是一些正规的回收工厂，也难以从小商贩手中收购到足够的废旧铅酸电池，为了获得货源，这些工厂只好睁一只闭一只眼，与这些商贩达成默契，“我给你提供手续，证明你是替我收（电池）的，你每年把收上来的一定量的电池以我定的比较低的价格卖给我，至于你收的剩余的电池、以多高的价格卖给小作坊，那是你的自由。”雷桐说，这才是警方与环保部门联合查处时，遇到的最大苦恼：明明知道是非法收购，但对方却拿出一套正规回收厂给他出具的手续。
“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正规的持证回收厂，实际上已经成了非法商贩的‘护身符’。”最终的结果是，诸如雷桐这样不愿意将废旧电池卖给非法冶炼厂的中间商，也逐渐被排挤出市场，而整个行业甚至开始异化出一个类似“黑吃黑”的废旧电池收购的“另类江湖”。
最终，“劣币驱逐良币”，“正规军”干不过“游击队”，成为整个废旧铅酸电池的尴尬现状。
随着废旧铅酸电池污染事故频发，国家也在不断加大针对违法处理废旧铅酸电池的整治力度。其中，仅裁判文书网上，就先后公开了数百起因非法冶炼铅酸电池造成环境污染的刑事判决书。
一份由湖北省仙桃市人民法院做出的判决书，还原了非法冶炼作坊收购、冶炼的地下产业链条：数十名犯罪嫌疑人，先是以仙桃市某生猪养殖场为掩护，秘密开办废铅加工厂，然后分别从河南、安徽等地小商贩手中收购废旧铅酸电池，经非法冶炼后，将还原铅售卖给江西、安徽的电源公司、金属公司，最终在牟取暴利之后，将污染留给了仙桃市。
“该加工厂未报环保部门进行环评，也没有办理危废许可证。经湖北汇信昱荣检测有限公司对该废铅板加工厂周围水样和土壤进行检测，加工厂周围水样和土样的含铅量均严重超过国家标准。”最终，仙桃市人民法院分别以污染环境罪判处上述犯罪嫌疑人一年至四年以上不等的有期徒刑。
第一财经1℃记者查询发现，先后以污染环境罪判处这些小冶炼作坊从业者有期徒刑的，除湖北外，还有北京、河南、浙江、安徽等20多个省份的各级法院。
屡禁不止
一系列严厉判决之下，非法冶炼作坊仍然屡禁不止，原因何在？
乔棠告诉记者，非法冶炼能带来暴利，因此总会有源源不断的商贩为了获得更多利润，愿意高价为非法冶炼提供同样以违法手段收购来的货源。这些小商贩既没有固定的办公地址，也没有固定使用的联系方式。“一辆车、一个人，就是他们的全部作案工具。”乔棠感慨，这种到处流窜的不确定性，给警方的查处与证据固定，带来了很大困难。
“就跟当年的非法卷烟厂一样，刚开始是躲到民宅，再后来是躲到农田，或者干脆挖一个地下室，干两三个月就换地方。”曾与小冶炼作坊打过交道的商贩陈军在接受第一财经1℃记者采访时说，自己以前也曾跟一些非法冶炼作坊打过交道，但后来，新的固废法出台以后，他感觉违法成本要比以前高，就逐渐退出了行业。
“这些冶炼作坊的利润确实是高，因为这几年市场上的再生铅价格一直在攀升，只要货源充足，冶炼作坊干几个晚上，就能挣大几十万。”不过，陈军也透露，这些从业者警惕性都很高，如果你在这个行业没熟人，基本上他们（非法冶炼作坊主）就不会跟你打交道。“这些作坊大多地方隐蔽，如果没有熟人领着，外人很难找到，陌生人如果想给他们供货，就要先纳‘投名状’。”
何为“投名状”？就是你要先违法！陈军介绍，需要按照他们的要求，把废旧电池送到指定的地方，他们会暗中拍摄视频，作为违法的证据，这样反复几次后认可你了，你才能把货直接拉到他们的冶炼作坊。
陈军告诉记者，一些小冶炼作坊，即便被查处，他们也不怕。因为很多冶炼作坊的老板，也知道自己干的事情违法，所以他们大多不亲自上阵，也不经常待在作坊里，而是聘请一些年纪大、没文化的农民，按照他们的指令拆解、冶炼。这样冶炼作坊被查处，真正的幕后老板也很难被抓，虽然可能会因此被网上追逃，但他们可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继续干，这个地方打击得严了，就跑去别的地方，很多地方政府对此颇为头疼。
废旧电池带来的污染和伤害正日益增大。
一份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和“纯净地球”(Pure Earth)发布的《环境健康展望》(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报告（下称“报告”）显示，全球多达8亿的儿童已经被铅毒害，其中的一个罪魁祸首便是铅酸电池。
该报告称，全球近85％的铅被投入生产铅酸电池，多达一半的废旧铅酸蓄电池最终流入非正规途径。“废旧铅酸蓄电池的回收常常不受监管且经常是非法回收。这些非法操作通常会破坏并打开电池盒，将酸和铅粉洒到地面上，或是将其丢在露天熔炉里，散发出有毒烟雾和粉尘，污染周围居民区。”
“每年，我国退役的铅蓄电池约为500万吨，数量巨大，这些废旧电池处置得好，含铅含酸物质可以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减少铅矿开采和进口，保障国家资源战略安全；处置不当，含铅含酸的物质就会进入土壤、空气和水，污染生态环境，对人的健康也造成威胁。”张天任在提案中忧心忡忡地表示。
谈及污染与安全隐患，雷桐也向第一财经1℃记者出示了亲自拍摄的几组视频，在一段视频上，非法冶炼厂的工人们正在用斧头劈开一块废旧铅酸电池，而硫酸随着裂痕逐渐往外渗；在另一段视频上，则是一辆被烧焦的大货车，以及被烧得一片狼藉的厂房。“这些还都是我亲眼见到的。”雷桐说，那段被烧焦、烧毁的厂房、汽车视频，是2017年时，中部某县影响颇大的一起废旧电池自燃的事故现场，他得知消息前去时，看着那些被烧伤的工人，内心实在不知是该怜悯他们，还是该暗称“老天报应”。
（文中雷桐为化名，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