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子磊老师
2020年1月，一只黑天鹅掉了下来，一群黑天鹅飞走了。
疫病影响中国，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随之发生。比如极少见的全国性恐慌；比如线上人群与线下人群的隔阂消弭，思想首次统一；比如中国农村在社区治理及公共卫生上的觉醒。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点。
这意味着几千来年来，作为中国社会结构中底层颗粒的农村，已经被经济发展、互联网信息革命和黑天鹅事件彻底改变。
01
一部公共卫生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作为群体，对健康和疾病体验和认识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遭受战争和自然灾难后不断探索，扩展科学知识来保护自己的历史；
就是一部社会、经济、政治体系如何创造健康的或不健康的生活环境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社会为健康的维护和促进或疾病的产生和传播提供条件的历史；
就是一部人类个体和群体为了生存和发展而不断地寻求有效的措施来改善健康和预防疾病的历史。
疫病面前，中国农村从未表现的如此主动、坚决且善于表达。
类似的消息在网上以图片和短视频的形式随处可见：
大年下，孔孟之乡的农村纷纷“封村”，进出村口的道路上，摆放着石头、树干组成的路障，带着红袖箍的工作人员责任心十足，警惕地看着每一个外人的到来；历史更悠久，习俗也更固执的中原大地，村口甚至站上了扛着关刀的门神；有村子下发了通知，警惕“鄂A”的车辆，还特地普及了“鄂”字的写法；
村民组成了志愿者，挨家挨户打听着“有无外人”，“有无发烧的人”，一旦有发现，马上红条幅封门，送走发热者。
这在几千年的中国防疫史上都不多见。
中国人很早就意识到了疫病的某些特点，比如：大面积爆发、大范围传播。
公元前 1046-771 年，我国文献《周易·乾象》中出现了最早的“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为刚强、有力；“康”则出自《诗经·唐风·蟋蟀》：“无已大康，职思其居”，意为安乐、安宁（辞源修订组，1988）。
从甲骨文和出土文物中已经发现，在夏商时期（公元前 21 世纪-到公元前 11 世纪）人类已经养成洗脸，洗手，洗脚等个人卫生习惯。
中国的早期文献有不少与环境卫生有关的记载，如水源保护，清洁处理和尸柩处置等。考古资料发现，远在原始社会人类就知道通过建设畜圈来保护环境卫生。
到夏商时期，人类已经知道凿井而饮并在住宅附近挖掘排除积水的水沟。《左传》中已经有关于挖除井中积垢淤泥，维护水源安全的记载。《周礼》、《礼仪》、《诗经》中记载了许多管理环境卫生的具体方法，如通过抹墙，堵洞来除虫和灭鼠等等。
关于传染病，《周礼》中就记载了流行性疾病和季节的关系。商代已有麻风病的记载（江晦鸣，1984；《中医学》编辑委员会，1997）。
中华文化在秦汉时代（公元前 221 年到公元 220 年）已有下水道，“都厕”(即公共厕所)，洒水车等城市公共卫生设施。对于传染病流行的预防，最早见于《史记.赵世家》：周“惠王二十二年（公元前 655 年），大疫”。
预防手段主要是设坊隔离。《汉书.平帝纪》就有利用空官邸收治病人（类似隔离医院）的记载。20 世纪 70 年代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就有疟疾和狂犬病的记载。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疫， 民皆疾也。”清代雷丰《时疫论》也说: “大概众人之病相似者，皆可以疫名之。”
在不懂得防疫知识、又缺医少药的古代，疫病往往会在人口大规模集中，且交流方便的大城市爆发，以魏晋南北朝为例，洛阳、长安、建康、许昌、合肥等地都曾爆发过大规模的疫情。
面对疫情，城里人开始往农村跑。
古代的村落通常人口不多，相隔较远，而且能自给自足，十分适合做“堡垒”，更重要的是，因为信息沟通不畅，农村人往往对疫病一无所知。
被动接受，结果往往是一场人间悲剧。
02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政府系统与社会精英曾试图建设乡村自己的防疫系统。改变乡村就医只能靠抗的状态。
实业家卢作孚曾呼吁，卫生建设的第一桩紧要事业，便是设立乡村医院。
1932年，乡村建设家晏阳初延聘获得美国公共卫生学学士学位的陈志潜，在定县的13个乡村中推广乡村防疫网，本着“从实际出发”的想法，陈志潜的乡村防疫网中包括了培训普通人成为卫生保健员，建立乡村保健所等。
经过多年的卫生宣传及实践，民国公共卫生建设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乡村，逐步建立起各级卫生行政组织，各项公共卫生制度和法规陆续颁布，各类医院和医学校先后成立，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卫生行政体系。
在这个过程中，民众和政府的公共卫生观念有了明显改观。时人有言：“二十年前，‘卫生’两个字是非常新的一个名词，但近年来则不然，卫生两个字，已经在社会里普遍地应用了。好像‘卫生粥店’啦，‘卫生理发馆’啦，‘卫生浴室’啦，都拿卫生两个字，作为标榜，吸引顾客。可见卫生二字已经深入民间，而且人民也很欢迎它。”
胡定安在《最近中国卫生趋势之一瞥》一文中对中国公共卫生事业所取得的成绩予以总结：“曩者民众昧于传染病之蔓延，不知所谓预防，今日旅行之际，亦知受注射针预防之必要。钟爱小儿，亦早为种痘，惟尚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也。……可见人民脑海中，已具有卫生意义之痕迹矣。”
遗憾的是，破败的经济、麻木的思想、巨大的信息鸿沟，让这些社会精英的努力付诸东流，乡村，依然是乡村。
以1918年那场震惊世界的鼠疫为例。民众对于西医在当地治疗鼠疫的一些行为，如解剖尸体、焚烧尸体和房屋非常愤怒。这种情绪受到传统文化和习俗的影响，中国传统习俗有对尸体的保全，如认为人死应保留全尸和人土为安的传统观念的影响。
这些观念给各个地方的防疫增加了很大的困难。“据闻丰镇有两人染受鼠疫毙命，伍连德医官拟将死者尸骸解剖以观受病之原因及其情状，竟未得死者家属之同意，以该处风气闭塞，闻解剖之说，地方人民甚为惊骇，闻已有聚众滋闹之事，并闻伍医官已被人殴打，拟预备回京，但政府以防疫事宜关系紧要拟改令赴归化一带调查防疫事宜云”。
除了民众对于近代防疫方法的误解所引起的恐惧外，由于当时的时代大背景，普通民众特别是偏远、闭塞地区生活的人民对于陌生人的突然闯人是充满敌视和恐慌的。更何况是在当时人民对外国人普遍敌视的情况下，各偏远乡村地区人民对外国人自然更加敌视。
在1918年全国各地防疫过程中敌视、阻挠外国人展开防疫的事例比比皆是。
《大公报》中就多有记载，如“天镇县僻居边外，风气闭塞，近自防疫事起，该处人民不免时有怨言，日前有大同教堂美国医士赴该县查验疫势，该县人民聚众抵抗不准人城，美医士即用手枪还击毙二人伤一人，人民大愤势颇汹汹”。
这些冲突无疑使防疫工作困难重重，上文中提到的第二防疫区的伍连德医士因“解剖尸体引起当地民众敌视，聚众滋事，此后当地民众对伍医士恨之人骨，对其工作百般阻挠，导致伍医士在该区无法继续进行防疫工作，最终由内务部改派何怀德为委员，以代伍氏，始得将防疫事宜渐渐布罢”。
从1918年鼠疫扩散的主要原因中不难看出，中国的传统生活模式对近代公共卫生体系建立的强大阻力，这些传统习俗与生活方式制约着民众参与到国家的防疫事务中来，使得政府在防疫过程中显得有心无力，无法真正地在地方上推行其防疫计划，这也是北洋政府在这场防疫战中受挫的根本原因。
03
是什么让中国农村这一底层颗粒从被动接受，变为从实际出发，主动出击？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疫病中，展现出比很多城市社区都高明的治理水平？
首先，当然是经济基础的富足：改革开放多年来，中国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贫困问题即将被消灭，这同样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其次，是互联网带来的沟通顺畅。
互联网、智能手机、今日头条，基本拉平了中国农村与城市之间的信息鸿沟，有关疫病的官方通告，会在同一时间抵达城市人与乡村人的手机。另外，跟每一个都是信息孤岛的城市人不同，中国农村保留了通畅的线下沟通渠道，谁家有人在武汉？谁家咳嗽了几声，几分钟内就会人尽皆知。
在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认知上，互联网让农村人和城市人站在了同一起点上。
同时，借助抖音、快手以及返乡的年轻人，中国农村有了顺畅的表达的途径，今年春节，无数来自乡村的视频占据了流量高峰，而且，这些视频大多数是正向的、有力的。
跟古代一样，乡村自给自足的物质条件、互相信赖的人际关系、便于封闭物理环境等优势还在，再加上互联网带来的顺畅的信息通道、丰富的娱乐方式、有力的表达途径，2020年的中国农村，至少在防疫这件事上，已经将城市远远甩在了身后。
疫情终将被战胜，而未来的轨迹已经因黑天鹅所改变。
本次疫情中中国农村的表现，与城市聚集而居的弊端已经被更多人发现，这将深刻影响房价、文旅与消费市场。
市场形态的改变，往往蕴含着新的机会，当年，拼多多对于“下沉市场”的关注，造就了一个新的电商巨头。如今，“下沉市场”愈发需要被平视。
谁能发觉新的改变、新的趋势和新的需求，谁就会成为下一个拼多多。
当然，网络给中国农村带来的改变不止于此，相比当年的佛罗伦萨和伦敦郊区，如今的中国乡村是更适合薄伽丘和牛顿避难的安乐谷，不过，他们应该不会在此写出十日谈，发现地心引力，因为他们的空余时间，会被王者荣耀与抖音填满。
参考资料
1、 姚帆，《近代公共卫生体系中的国家与社会——以 1918年鼠疫为中心的考察》。
2、 曾光，黄建始，张胜年，《中国公共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