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 （视觉中国/图）
“在俄国文学中，莫斯科是一个冷静的城市——而所有的坏事都发生在圣彼得堡。”哥伦比亚大学斯拉夫语教授弗兰克·J·米勒这样“调侃”俄罗斯人昵称“Piter”的城市。
圣彼得堡是一个复调世界。这个现今拥有93条总长超过300公里的河流与运河、400多座形态各异的桥梁、5830余座建筑遗址的“北方威尼斯”，建筑与艺术色彩斑斓，壮阔的历史世界里却交织着血光、杀戮、阴谋与革命。而在文学的世界中，自从“一切的开端”普希金在《黑桃皇后》中写下圣彼得堡的疯狂之后，出生于“冷静”莫斯科的俄罗斯文学黄金时代最后一人、白银时代的精神圭臬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们，在彼得堡（陀氏年代的城市名称）日以继夜地饮酒、决斗、叫骂、争论，将这里塑造成“世界上最抽象和最有意为之”的城市。
浓云下的涅瓦河和彼得保罗要塞 （视觉中国/图）
涅瓦河的晨雾
“突然间从浓雾中出其不意地传来急促、密集、渐行渐近的响亮而清晰的声音，这时显得凶恶而可怕，简直好像六七个大汉在木桶里用乱刀剁白菜一样。”1873年，陀氏在《小小的图景》中描写圣彼得堡的马车，“马车夫拼命地大喝一声，只见眼前一闪，转瞬之间又没入浓雾之中，马蹄声、乱刀剁白菜声、吆喝声又随之消失，如同一幕幻影。十足的圣彼得堡的幻影啊！”
“漂浮”在水上的圣彼得堡水网纵横，大小运河与涅瓦河一起组成了一个纷繁灵动的城中水系，也带给这座城市常见的春季雾气。在涅瓦河涌动不安中，众多游船来往穿梭，坐在其中，水好似要漫上来；水流两侧，邻水的建筑四四方方紧密排列，多数只有两三层高，如同一块块精美的奶油蛋糕，以鹅黄色调为最多——就是《白夜》中“我”“因为一座喜欢的小屋被刷成黄颜色而几乎气出黄疸病来”的那种黄，还有1832年运来的狮身人面像，让圣彼得堡仿若一位高傲的公主，也让陀氏的文学想象在“幻影”中，撕开飘荡在“圣彼得堡-巴洛克”风格建筑上的晨雾，就此展开“男神集中营”《罪与罚》中斯维里加洛夫所感慨的，“圣彼得堡是一座半疯子的城市”的故事。
如果一个人足够忠诚、坚定，那么痛苦与自责的极端是什么？陀氏在《罪与罚》中回答，只有自杀。他为主角拉斯柯尔尼科夫创造的镜像，那个自私、卑鄙又极度迷人的“色狼”斯维里加洛夫在自杀的前一晚，来到肮脏小旅馆过夜，做了噩梦，和老鼠缠斗，在清晨大雾弥漫、从十二月党人岛和彼得罗夫斯基岛间穿流而过的小涅瓦河已经涨水时，来到消防队瞭望塔的院子前，在戴阿喀琉斯式铜盔的消防队员面前举枪自杀：“唉，老兄，反正都一样，这地方挺合适的。要是有人问起，你就回答说，他到美国去了。”他对“阿喀琉斯”说，言罢扣动扳机。
涅瓦河畔的死亡，最终换来了另一个人的复活，拉斯柯尔尼科夫最终选择了生活，“生活代替了推理，他的头脑里应该产生了截然不同的东西”。写下这些话语的作者也曾试想死在涅瓦河中——在写作《穷人》时，他给哥哥去信：“如果我的小说没有地方可以发表，我该怎么办呢？也许只有跳进涅瓦河一死了之。”
这个从莫斯科来到圣彼得堡入读曾为米哈伊洛夫宫的圣彼得堡军事学院——如今是收藏着《伏尔加河上的纤夫》的俄罗斯博物馆——毕业后成为测绘部门军官、一年后打碎“金饭碗”的“彼漂”青年太悲观了，他远未达到斯维里加洛夫的境遇：1845年，他的《穷人》让涅克拉索夫惊呼为“新的果戈理”，并把他介绍给当时的文坛大牛别林斯基。投稿、看稿、别林斯基接见，一共3天时间，24岁的陀氏经历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
彼得保罗要塞的午炮
“就是这个人，按照他的意志，在海岸上建立了一个城……”普希金在《青铜骑士》中创造的意象，原型即是被安放在涅瓦河畔十二月党人广场上的彼得大帝雕像。“大约在冬季”的初夏，就有人穿着吊带在广场草坪上嬉戏；但彼得大帝可没有这么闲，他正骑在马上，目光炯炯，望向“他的”“涌起轰响巨浪”的涅瓦河——1703年5月27日，在河对岸形似兔子的兔子岛上，彼得大帝从士兵手中抢过铁锹，铲下两块草皮摞成十字，宣告：这里将崛起一座城市。
自从他1712年迁都于此，圣彼得堡300年，俄罗斯文化最精华的根基就在这片沼泽上被一举夯实。兔子岛上的六棱古堡彼得保罗要塞，也成为陀氏所言“最有意为之”的象征。
其实十二月党人广场上的彼得大帝雕像过于美化了。真实的他，在要塞中有个坐像，肉咚咚的小头，肥大的身躯，手细得像骷髅。自他以降，罗曼诺夫皇朝所有的沙皇皆葬于要塞中外表肃穆庄严、内部富丽堂皇的彼得保罗大教堂——包括陀氏时代的两位：尼古拉一世、亚历山大一世，当然，不包括末代那位。在要塞高12米、厚2.4至4米的墙体周围，有很多大炮和坦克文物，圣彼得门、造币厂、兵工厂、十二月党人纪念碑等被随处可见的兔子雕像“围绕”。彼得保罗大教堂122米高的明黄色钟楼直冲云霄，与左岸海军部大楼金黄色的尖塔两相辉映，成为圣彼得堡的骄傲。
彼得保罗要塞大门 （张亚萌/图）
教堂钟声清冽，每天正午，要塞会向天空发射一枚空炮弹；在陀氏的时代，涅瓦河涨水时也会以炮声通知民众注意——就像《罪与罚》中写下的，1865年6月29日至30日夜间，涅瓦河涨水，要塞鸣号炮报警；海军部大楼的尖顶上白天挂了信号旗，夜里挂上灯笼。如今与要塞一街之隔的涅瓦河中“漂”着阿芙乐尔号，只是陀氏未曾得见。
他见过要塞中的特鲁别茨科夫棱堡，更是“别具意义”——1847年春，希望用笔号召人们改造世界的陀氏加入彼得拉舍夫斯基团队，又和激进共产主义者斯佩什涅夫打成一片，然后，他们统统被捕，陀氏在作为国家监狱的特鲁别茨科夫棱堡关了8个月。这个监狱现今还保留着圆拱形的走廊，小囚室中有钢板行军床、从墙面支起来的小桌，除此之外，别无长物。
从监狱离开，陀氏才开始迎接他生命中最戏剧性的巅峰。1849年12月22日晨7时许，他与若干同党被押往谢苗诺夫校场，在狂风吼叫声中，听到执行死刑的判决。上膛的枪已经举起，一骑呼啸而来，一个武官带来一纸公文：沙皇决定免去死刑，改为发配西伯利亚。
“我经历了最后的时刻，现在又复活了！”他后来说。20年后，“白痴”梅什金公爵代替他回忆了这生命中最刻骨铭心的情景与感受：“附近有一座教堂，金碧辉煌的教堂圆顶在灿烂的阳光下闪闪发光。他记得，他当时目不转睛地紧盯着那个圆顶和闪耀在圆顶上的阳光：他的眼睛不能离开那些阳光：他似乎觉得，那些阳光是他的一个新天地，再过三分钟他就要和那阳光融合在一起了。”
“人的一生就像一个钟摆，在有限生命的牵引束缚中，不断靠近又远离，在弧线轨迹上交集着悲与欣。”曾经见证陀氏“假死刑”的校场，如今已改名为少先队广场，那座教堂已在十月革命后拆掉；广场的入口处竖立一个人的雕塑——不是彼得大帝也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而是和普希金交好、因牵扯十二月党人案，也让自己的人生如同一个钟摆的作家格里鲍耶陀夫。
圣彼得堡的深秋 （视觉中国/图）
涅瓦大街的玻尿酸
“在圣彼得堡，青春转瞬即逝，希望迅速凋谢。”陀氏在《彼得堡纪事》中这样说。在经历了命运弄人的假死刑和西伯利亚流放与苦役后，1857年，陀氏“归来”。1862年的《死屋手记》即写尽苦役犯们的监狱生活，这也表明他早已不是那个暗恋涅克拉索夫的爱人潘纳耶娃的年轻人了。颠沛十年给了他过程颇为狗血的婚姻、加剧的癫痫，他变得极度敏感，有时会陷入歇斯底里和紧张的迫害狂想象。“生活常常只是微不足道的无谓奔忙”“一切存在着的东西最终都要在永恒变化的过程中遭到破坏”——他最终变成了卡拉马佐夫父子四人的混合体。
“没有人跟我相似，我也不跟任何人相似。我经常想：‘我就是一个，而他们则是所有的人。’”早在1862年他第一次出国游历之后，就写下堪称他最复杂难懂的中篇小说《地下室手记》。一个讥笑“二二得四已经不是生活，而是死亡的开端”、同时去爱他人时却软弱无力的“地下室人”，通篇都试图与昔年同窗、妓女丽莎、涅瓦大街上的陌生军官建立真实的关系，而最终都失败了：穿戴寒酸的他难得愿意从“地下室”“爬”到地上，在涅瓦大街人流最多时穿行在衣着光鲜而又有身份的行人中，“像泥鳅一样用最丑陋的方式”不断让路，他心甘情愿自取其辱：“在所有这些大人先生们面前不过是一只可恶而又卑劣的苍蝇。”
陀氏借“地下室人”的异常之眼观看圣彼得堡，暗淡荒疏的城市充满“坟场气息”——在他的笔下，这里通常没有精美的建筑、如诗如画的水道，也无法媲美欧洲大城市，“在我看来，圣彼得堡应该是世界上最令人忧郁的城市”，他在《作家日记》中这样说——哪怕是在果戈里目之为“在圣彼得堡，它就是一切”、如同脊椎一样能能够提炼出300年历史的“最抽象”的涅瓦大街。
涅瓦大街和果戈里与陀氏作品中的描述，实在并无二致。自1715年建城以来300余年，从涅瓦河畔的海军部大厦到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4.5公里长街上的所有建筑皆不能超过涅瓦河畔的冬宫高度，从而形成了高度整齐划一的街道面貌。从最早连通海军部与诺夫哥罗德、莫斯科之间的交通要道，到遍布华丽宫殿和优雅小楼的贵族大街，再到1776年以后发展成商厦林立的商业街道，涅瓦大街是圣彼得堡最繁华热闹的所在，是这座城市最光鲜靓丽的“貂皮大衣”。街上更有普希金、陀氏、柴可夫斯基、阿赫玛托娃的纪念馆，涅瓦大街这根脊椎，贯穿了俄罗斯的历史、文化与艺术。
涅瓦大街上的喀山大教堂 （张亚萌/图）
在疫情之前，很多中国游客从涅瓦大街地铁站出来，遥望一下喀山大教堂70米高圆顶和粗壮圆柱围成的半圆形拱廊的威严面孔，然后就会在大街上疯狂血拼玻尿酸。正对着喀山大教堂的对岸，一座造型奇异的“歌手大楼”以办公楼变身书店——陀氏自然没有见过，它只有百年历史，但其中却必定能买到陀氏的书。
漫游在熙攘大街上，最迷人的时刻，莫过于暮色苍茫的六月傍晚——就像梅什金和罗戈仁“在夕阳西下时涌上街头的密集人群中”，从翻砂街走到豌豆街，去揭开最后令人惊愕的秘密的那个夏日黄昏，到处都有做行为艺术、唱歌、舞蹈、画画像的人，一定要远离穿玩偶套装和手上有鸽子的家伙——21世纪的“加尼亚”就在街上伺机而动呢。
干草市场的银斧
“地下室人”走出地下室，“街上很安静，几乎没有风吹，纷乱的雪花直落下来，将街道铺上厚厚的一层。没有一个行人，也听不到一点儿声音。闪烁的街灯给大街增添了一丝凄凉。”“地下室人”眼中的圣彼得堡总是雨雪霏霏，他宁愿躲在斗室之中。地下室也成为陀氏笔下俄国底层贫民在圣彼得堡畸形生活的一种象征：《穷人》中的玛卡尔·杰符什金住在充斥叫喊、喧哗的贫民窟；从涅瓦大街沿弯曲的格里博耶多夫运河，到圣彼得堡平民腹地干草市场附近，《罪与罚》里大学生的房间“与其说像个住人的屋子，倒不如说像个衣柜”，索尼娅的住所“像一间储藏室，形状是极不规则的四边形”……“衣柜”“储藏室”“棺材”“鸽子笼”“诺亚方舟”，展现的都是非人的生存状态。
而从干草市场一直向西北，走过宫殿桥，就可以来到圣彼得堡最古老的城区之一瓦西里耶夫斯基岛，如今漫步其中，可以一览涅瓦河三角洲风光；但在陀氏时代，这里是繁华都市的阴暗“拐角”，《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伊赫缅涅夫夫妇的居所，故事中小涅莉的孤僻、戒备，正代表了这座岛的性格：陀氏的瓦西里耶夫斯基岛和那些地下室，都没有精美的建筑和如痴如醉的蓝色梦想，有的只是潮湿雾气中肮脏的街道、龌龊的居所、怒气冲天的人群。它们是圣彼得堡华美外观下顽固生长的暗疮，一如瓦西里耶夫斯基岛和干草市场之间轴线中点、华贵得令人无言以对的伊萨基辅大教堂，在它壮丽的圆顶之下，暗夜里总有漂亮女孩醉卧草坪之上，身边几个伏特加瓶子——她们可能就是今日的马美拉多夫。
格里博耶多夫运河 （张亚萌/图）
从伊萨基辅大教堂走回干草市场，就像陀氏一样，“在马路上闲逛的时候，我喜欢观察那些完全陌生的行人，研究他们的脸色，猜想他们是什么人，生活过得怎么样，做什么工作，这个时候他们最关心的是什么”。在陀氏的脑内小剧场中，拉斯柯尔尼科夫“走出自己的斗室——这是他向C胡同的二房东转租的。他来到街上，然后慢慢腾腾地、犹豫不决地朝K桥方向走去”，最终，他举起银光闪闪的斧头，如同死神举起镰刀。
大学生要杀人，需要经过K桥即科库什金桥向西南，到格里博耶多夫运河堤岸边一座淡黄色的公寓去找放高利贷的老太婆阿廖娜，但他仍选择过桥向东北“偏要走没有必要经过的干草市场”。它吸引着他，“并不只是由于迫不得已，还因为某种偏好喜欢住在污秽、恶臭、布满各种肮脏东西的地方”。在陀氏的世界里，干草市场“热得可怕，又闷又拥挤，到处是石灰、脚手架、砖块、尘土和夏天所特有的恶臭，这是每个没有条件租别墅去避暑的圣彼得堡人闻惯了的臭味”，这个圣彼得堡的贫民区，汇集商人、农民、工匠、小贩在这里谋求生计，也集中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犯罪和经受惩罚的内心混乱、忧郁、堕落与迷茫——干草市场，显露了人之罪。
在小说结尾，索尼娅让拉斯柯尔尼科夫“向人们跪下磕头，亲吻土地，因为你对它们犯了罪，大声地告诉所有人：‘我是凶手。’”他这样做了，得到了解脱和拯救。陀氏自带银斧，挖掘出了干草市场周围破败的院落、污秽的公寓、肮脏的旅店和酗酒、贫穷与丑恶；拉斯柯尔尼科夫又在这里砍掉伪装，体验恐惧，穿越苦难，迈出朝向市场外“新生”的第一步。
如今的干草市场已经改名先纳亚广场，改造得和城市的其他街区并无不同——它给人的感觉，像《罪与罚》里苍白无力的卢仁，陀氏肯定讨厌他，所以给了他活下去的平庸人生；而其他从干草市场“诞生”的人物，少有正常之人：恶棍、白痴、色鬼、肺痨病人、妓女、小丑……陀氏如同一个残酷的鉴赏家，不屑地去掉无趣的灵魂，为他青睐的人物安排伟大又悲惨的命运，就像他自己一样，去西伯利亚，去国外，去受难，从而得到永恒。
圣彼得堡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博物馆 （视觉中国/图）
陀氏和大学生“一体两面”。当他饥肠辘辘、身无分文地坐在威斯巴登的旅馆里疯狂赶稿时，和他笔下诞生的大学生一样满怀的怒火在他胸中燃烧；他在构思《白痴》时写下“我害怕自己选择了一个无法胜任的主题”，而他确实无法胜任——疾病、债务、赌瘾、爱情纠缠在他的创作中。1864年，哥哥和发妻去世，20岁的安娜·格利戈里耶夫娜·斯尼特金娜走进了他的生活，在斯多廖内街14号寓所，他写作《罪与罚》的同时帮他高效完成了《赌徒》，保住了版权，赢得了与奸商的“豪赌”，更在1867年成为他的妻子。
为了打发伸手要钱的亲戚，陀氏不得不从杂志社、出版商预支稿酬，贱卖作品；为了躲债，他和安娜离开斯多廖内街和干草市场，于1867年开始在国外漫游：德累斯顿、莱比锡、法兰克福、海德堡、巴登，在巴登两月，陀氏的主业是轮盘赌，输多赢少，输到跪倒在安娜面前请求原谅。
他那些作为抵押品出售的作品，经常出现破绽，或者写到后面已经忘记前面说过的话，“屠格涅夫如果知道我写作的条件恐怕会被吓死”——自从和屠氏决裂后，他总是眼红这位贵族作家。贫穷使拉斯柯尔尼科夫举起了银斧，也极大地激发了陀氏的创造力：1864年至1871年的“非凡年代”，他完成了自己的“四大名著”中的前三部：《罪与罚》《白痴》及《群魔》。
今日，沿着格里博耶多夫运河走回宽敞的木匠胡同，一座四层街角房，顶层的斗室中就是大学生的蜗居，而被涂成明黄色的一层中央转角处有陀氏的浮雕像，他立于楼梯前，像在沉思。雕塑下写着：“拉斯柯尔尼科夫之家。彼得堡这块土地上人物悲剧的命运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这基于他对全人类激情的布道。”
墓地的籽粒
1877年12月24日，陀氏写下“牢记，终身莫忘”的笔记：“1）写一部俄国的老实人。2）写一部耶稣基督传。3）写一部回忆录。4）写一部人死后四十天的小说。”他加了一条“注意”：“除了最近一部小说和预定印行的《作家日记》之外，这四项工作至少要用十年时间，而我年已56岁了。”除了第一条能在伊凡·卡拉马佐夫身上体现一些之外，陀氏什么都没有完成。
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他最终只写完了被戏称“老头子扒灰未遂、大儿子杀人未遂、二儿子偷嫂未遂、小儿子出家未遂、作者写作未遂”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一部。尽管被别尔嘉科夫赞誉为“真正的思想盛宴”、福克纳目之为“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达到了陀氏曾达到的高度”，纳博科夫却认为他是廉价的感官刺激小说家，不过写些三流侦探小说，又笨拙又丑陋——这对于被陀氏在《群魔》与《少年》“注水骗稿费”的絮絮叨叨“复调”所折磨的读者来说，真是痛快的“复仇”。
很快，陀氏就结束了他众声喧哗的“复调”。1881年2月9日，他像往常一样，在铁匠街5号住所——如今已改建成陀氏的文学纪念博物馆——写作《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二部，笔盖掉到地上，滚入一旁的书架下面。为了捡笔盖，他搬动书架，用力过猛导致血管破裂，与世长辞，死时未满60周岁。
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内景 （视觉中国/图）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佐西玛长老“拥有”一个充满争议的死亡：民众确信瞻仰他的遗体包治百病，大批从城里赶来的人急不可待地等待观瞻，而圣洁的长老遗体却过早地发出恶臭。这情节之怪诞，与《白痴》的结尾，梅什金与杀人后的罗戈仁躲在寓所的黑暗中，与娜斯塔霞的尸体共处一室确有相似之处，它比娜斯塔霞当众烧钱更令人过目难忘，尤其是两人面对娜斯塔霞已经招来苍蝇的尸体，展开的荒诞又滑稽的对话：“到明天早晨准会散发出气味。”“我用一块油布把她盖上了。那是一块很好的美国油布，油布上又盖了一床被单，还放了四瓶打开了的日丹诺夫消毒液。”
陀氏的死亡没有这么可怖。生前陷于赌博、债务、搬家漩涡中的他，拥有了一个稳定的安息之地：涅瓦大街尽头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右侧的季赫温公墓，茹科夫斯基、柴可夫斯基、穆索尔斯基、格林卡、鲍罗丁、希施金与他为伴。进门右拐就可以看到他的墓碑，最上面是十字架和荆棘花环，中间是他表情严峻的半身像，底座上刻着俄文：“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在地里如若不死，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会结出许多籽粒来。”这句话来自《圣经》，也被他用作《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开篇词。
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墓 （视觉中国/图）
在卡拉马佐夫的世界里，梅什金坦言“我有病”，“地下室人”早就开宗明义“我是个有病的人”——“我破天荒第一次塑造了一个能够真正代表俄国大多数人的人物形象，并首先揭露了他那畸形的、带有悲剧性的性格。这种悲剧性就在于他本人也意识到了自己的畸形丑陋……意识到了美好的东西却不能够得到它。”他在《地下室手记》中关于人的发现，叠加了苦役与流放的经历，最终成为笔下双重分裂的人物；在拉斯柯尔尼科夫、卡拉马佐夫兄弟和他自己身上，陀氏展现出了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双重极端，那种如学者刘左元所言，抢收庄稼的农民性格：他们可以咬紧牙关、一鼓作气干成别人干不成的大事业，但一旦干成以后，铮铮铁骨就立刻散架，变成一把懒骨头。
陀氏曾给哥哥写信：“人是有秘密的，它需要猜测，也许得用一生的时间来揣摩，但是别以为我这样是在浪费时间。因为我想成为真正的人。”他就是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在作品中他虚构了一个完全无私、充满担当意识和献身精神的民族，同时任其生长出了斯拉夫主义和沙文主义。
1872年5月，在圣彼得堡，画家佩罗夫为他画像，画中大爱大恨、大起大落集于一身，曾经鼓吹军国主义情绪、贬低犹太民族的陀氏，缩在夹克中，低垂双眼，双手紧扣膝上，仿佛在倾听俄国的历史与苦难。那其中有理性主义的强大之声、日趋衰弱的基督教之声、尚还微弱的虚无主义，甚至还有谁都没听到的存在主义之声，那也是评论家舍斯托夫所言的“旷野的呼告”。
莫斯科列宁图书馆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雕像 （视觉中国/图）
介于天空与涅瓦河之间，是欣赏圣彼得堡白夜的最佳场所。1848年底，27岁的陀氏写下仅有6万字的《白夜》，以4个白夜和一个清晨讲述了一个充满明亮真挚感的“备胎故事”。它见证了“白夜是在清晨结束的”，见证了一个“纯粹”故事的终局，也见证了陀氏一生“解谜”的惟一一次休憩，干净得像射入黑暗世界的一道明媚光束。
张亚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