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亿人口」世界上什么时候有70亿人口

地缘简史[第31节]

作者：温骏轩

长篇连载，每周三、五更新

第31节 打开现代之门

什么是现代

我们已经花了很多时间谈论人类的历史，笼统的说这些逝去的时光应该都可以称之为“古代”。然而这种定性看起来又有些不对劲，时间都是在单向流逝的，“上一秒即历史，下一秒即未来” ，如果你把昨天称之为“古代”那肯定是有问题的。

与“古代”这个概念相对应的是“现代”这个概念。在对“古代”定性模糊的情况下，“现代”的认定自然也不可能清晰。比如说你对一个中国人说，出生于1654年将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王朝带入繁荣昌盛期的康熙皇帝是古代人，肯定是毫无争议的。可是一个老师要是跟学生说，物理学的鼻祖牛顿也是古代人，那肯定会让人感到诧异了。其实牛顿出生于1643年，甚至比康熙皇帝还大了11岁。换而言之，二人属于同一时代。

很多人在回首自己的一生时，会寻找一个关键节点，将自己的人生分为“不成熟”与“成熟”两个阶段。成熟的标准有很多，每个人的认知和具体的事件节点都不太一样。有的人是在告别单身的时候成熟的；有的人是在初为人父/母时成熟的；也有的人是在遭遇巨大挫折后成熟的。

无论哪一种成熟，共同点都在于：对待这个世界的看法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并且认定自己已经能够认清生活的本质。这种变化归结于为一句话，那就是“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对于人类整体来说，同样有这样一个成熟的过程。是否对这个世界的运动规律有了全新的认识，成为了“古代”与“现代”的分割点。

回头再看刚才举的例子，我们看牛顿不会觉得是古代人，是因为作为一个现代人，在看牛顿所身处的环境以及他的言行时，并不会有恍若隔世的感觉。要是有机会与牛顿来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也不会存在认知上的壁垒；而视线转移到中国，即便是活到1908年的慈禧太后，她的行为举止以及她统治下的中国，依然不会让你有现代之感。

这种现代感与古代感交错混杂的感觉，是人类发展的一种必然。作为一个多样性且缺乏交流渠道的世界，不同地区的人类在发展进程上存在巨大的认知代差。时至今日，我们可以说人类已经整体跨入了现代之门，但在历史上这个进程却是花费了几个世纪的时间。这导致中国历史的近/现代感，与西方历史的近/现代感之间，存在四个世纪左右时间的误差，

值得玩味的是，成熟与否其实是个相对概念。如果有一天人类的认知发展到，可以用新的颠覆性逻辑来解释和改造世界，回头再看我们所处的时代，估计也会有古代感。就像青铜时代要是对比石器时代无疑是个巨大的进步，但在今天的人看来都属于落后生产力一样。

从文艺复兴到科学革命

相比大陆文明，海洋文明会更容易帮助人类跨入现代化的节点。看看最纯粹的大陆文明“中国文明”曾经在长达2000年的时间，都在按固定模式追求自己引以为傲的稳定，未能对人类技术创新作出符合自己体量的贡献；内部看似杂乱，却因为充分竞争而几何级数增加试错机会的西方，在最近几百年的表现，应该就能够感受到这点了。

具体到重塑世界观这个问题上，发端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才是一切的起点。在大航海时代开启之前，欧洲的海上贸易主要是透过地中海来完成的。受益于历史背景以及地理位置，位于地中海腹地的意大利是欧洲海洋文明属性最强烈的地区，也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

当西欧因日尔曼入侵而进入生产力和文化均出现倒退的中世纪后，在希腊继承罗马遗产的拜占廷帝国，以及被伊斯兰信仰统治起来的亚非地中海世界，文明并没有出现倒退。这使得意大利以东的文明地区，仍然生产丰富的商品，并对处在黑暗中世纪环境下的西欧地区产生了强烈的诱惑。

在这种情况下，内部高度分裂的意大利地区，客观上成为了东西方贸易的节点。那些来自东方的商品，在经由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以贸易立国的城市国家，输入西欧诸国的同时，也壮大了这一地区的商业力量。

早在12世纪就已经有观察者注意到，意大利很多地区的组织结构，已经不再以教会及世俗贵族为中心，而是以商人和贸易作为基础。比如作为势力最强的贸易城邦，威尼斯人虽然表面信仰天主教，实际却不受罗马教廷的约束。威尼斯教会的主教会由参议院提名，再由执政官通知教廷（教皇有否决权，但没有推行候选人的权力）。

贸易的本质在于从不同地区、领域的交流中获利。为了保持竞争力或者说基于与生俱来的逐利性，商人成为了最富创造力的群体。在拥有财富并掌握一定话语权后，这些源自商业力量的创造力，也在向艺术、文学、哲学等方向传导。一个更为宏大的客观需求，是商业力量需要一套能逻辑自洽的新世界观，来挑战被教会和世俗贵族所把持的旧权力架构。

拜占庭帝国的衰弱为这一需求提供了契机。有句话叫作“太阳底下无新事”，西方文明的海洋贸易属性，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就已经奠定。而自视为罗马正统的拜占庭帝国，完整的保留了那些在西欧已经中断的文化传承。由于领土和势力范围不断受到奥斯曼帝国的侵蚀，大量希腊化的东罗马人从14世纪开始，带着希腊和罗马时代留传下来的典籍和艺术品迁居意大利。

“旧瓶装新酒”模式总是要比另起炉灶来得省事。古典文明的回归，让那些试图建立新世界观的意大利城邦，只需要以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为名，从那些回流至意大利的古老思想中，吸收与自身特点相适应的部分，就可以打造出一套成熟的新世界观。这也是为什么，这场贯穿14-17世纪的欧洲思想文化运动，会被称之为“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对欧洲文明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最大的影响在于藉由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人类开始用科学的态度，去剖析大自然的运行规律。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现代医学等属于自然科学领域的学科开始出现并受到重视，逐渐成为人类“知识”的核心。

在过往的历史中，人类固然获得了许多技术突破，并依靠这些突破所提升的生产力，一步步的从猿变成了人，并让自己看起来更文明。不过这些技术进步的取得，更多依靠的是经验的累积，并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系统的知识体系。

科学与技术的区别，在于科学可以提炼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论，来推进技术的发明。而技术的出现，却未必一定经过科学的推导。在拥有科学意识之前，很多技术是在随机试错过程中被意外发明出来的。比如说中国人在1000多年前发明的黑火药配方，就很可能是炼丹士们寻求长生不老药时的产物。

在文艺复兴运动开启后不久，西欧迎来了发现世界的大航海时代。世界因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变得完整，但这种发现并不意味着人类因此一定会有本质改变。除非欧洲文明能够因为他们的先发优势，做出什么有益于人类进步的变化，否则这些被“被发现”地区厌恶的称之为“殖民”的行为，与历史上那些造就文明退步的蛮族入侵并没有本质区别。唯一的好处只能说是让被征服地区的交流变得更加的密切，就像蒙古人在亚欧大陆的征服，客观上同样让旧大陆两端的交流变得更顺畅一样。

好在大航海时代之前，地中海和文艺复兴运动已经帮助欧洲人孵化出了最初的科学意识。这些科学意识的发生，让欧洲人在外海的探索变得不那么盲目。比如哥伦布对新大陆的发现，便源自于他对地圆说的坚信。反过来，一个接一个的地理大发生，也为科学意识在欧洲的普及提供了平台。

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是仅仅依靠对上帝的信仰，并不能帮助航海者们规避海上的风险，以及发现新世界的全貌。唯有依靠数学、天文学等科学手段，才能做到这一切。当人类在探索自然规律的过程中，开始懂得用科学理论来指导实践，同时用实践来检验理论时，意味着人类终于开始变得成熟了。这种成熟最大的收益，在于人类用科学手段找到了摆脱资源困境的方向。

可以这样说，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社会，不同地区的人类都处于内卷状态。1798年，英国政治经济学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提出著名的“马尔萨斯陷阱”，认定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源只能按算术级数增长，所以人类不可避免地要周期性面临饥荒，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有某种方式被消灭掉。

这一理论看似可以解释，为什么古代人类史几乎就是一部战争史。然而当人类用科学手段开启现代化大门，能够用工业化手段呈几何级数的生产产品后，“马尔萨斯陷阱”其实已经不复存在了。正如我在第十章写到的那样，当下的世界虽然还会不时传出某个地方出现粮食危机，但这些危机的产生并不是人类无法生产供给70多亿人口的粮食，而仅仅是内部地缘矛盾所引发的失衡问题。

发现把蛋糕做大的方法，客观上让人类不再把眼光局限于自然经济条件下那点资源，当属西方文明对人类作出的最大贡献。从这个角度去回顾文艺复兴、大航海时代等发生在欧洲的历史事件，能够更深刻的理解它们在人类发展史中的意义。

天主教世界的变革

既然问题牵扯到世界观的变化，宗教作为人类最重要的意识形态，肯定是绕不过的。很早我们就说过，宗教是人类跨入文明阶段的重要标志。有了宗教的助力，不同的族群才能跨越血缘的束缚被凝结在一起。在欧洲人征服世界的过程中，“上帝”同样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在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等西欧天主教国家的海外扩张过程中，受命于罗马教廷的传教士如影随形。

很多时候，那些抱着虔诚信仰的传教士，会比抱着寻找黄金和财富目的的殖民者，更早深入目标的区，去向土著居民传播对上帝的信仰。大多数时候，殖民者是很乐意看到这种情况。毕竟传教士们的工作，能够帮他们消除土著居民的敌意。

为了让政治上呈松散状态的西欧，能够在一定意义上统一，位于罗马的天主教教廷，成为了中世纪西欧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在中世纪的西欧，国王们需要教皇加冕才能获得合法地位；民众则需要上缴10%收入给教会（名为“什一税”），以供给掌控意识形态的祭司（僧侣）阶层。包括后来西班牙、葡萄牙两国瓜分世界，也需要一条“教皇子午线”来进行权威认证。

当然，就像国王也不总是所在国家最高权力掌控者，时不时会被权臣架空一样。中世纪的罗马教廷和教皇也经常会被强势的君主架空，甚至按照后者的意愿选任。只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整个西欧中世纪权力的架构的认定。在此环境下，神权与贵族阶层的权力互为依靠，形成了被固化的权力架构。这种情况，与印度文明将权力固化在代表神权的婆罗门阶层，与代表世俗统治权的刹帝利阶层统治并无二至。

在没有开拓新航线之前，中世纪的欧洲呈现出高度内卷状态。有限的资源使得居于统治地位的僧侣和世俗贵族阶层，一直在不断强化他们的垄断力，普通民众亦难以在凝固的社会环境中找到改变命运的希望。大航海时代的开启，为欧洲天主教世界展开了广阔的获利空间。那些来自欧洲以外的财富和机遇，不仅能够让相关国家的教会和贵族们获益，更让普通民众找到了摆脱内卷的机会。

作为基督教三大教派中最晚出现的基督教——“新教”，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出现在人类文明史中。历史上基督教曾在公元11世纪分裂为以罗马教廷为中心的“天主教”，以及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正教”。后者与前者最大的区别，在于由国家元首兼任最高宗教领袖，也就是俗称的政教合一。

如果再往深一点探究的话，你会发现无论天主教还是东正教模式，都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代表意识形态的神权，与代表世俗统治力量的贵族阶层紧密结合，共同占据权力中心（只不过结合的方式不同）；二是民众与“神”的精神沟通，必须通过专职的神职人员。为了摆脱这两个阶层的控制，基督教世界发生了第二次分裂。

由于西欧天主教世界是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最大获益者，这次新的分裂实质变成了天主教世界的分裂。那些从文艺复兴时期就开始累积的矛盾，终于在大航海时代开启后的16世纪初引发了一场宗教改革，基督教新教开始成为能够与天主教、东正教分庭抗礼的第三股势力。

基督教新教并不是一个教派，而是包括16世纪从天主教中分裂出来的：路德宗、加尔文宗、圣公会等二级教派，以及在后来历史中不断分化出来的更多教派。不过能够归结为一个一级教派，总归是有共同特点的。就基督教新教来说，尽管新教诸教派也会存在专门的神职人员，但即便是隶属于同一教派的教会之间，也不存在从属关系。事实上在新教的基础理论中，神职人员的存在意义与天主教、东正教并不一样，更多只是辅助作用。信徒可以通过对圣经的虔诚信仰而实现自我救赎。

颠覆旧世界观的“去中心化”

换而言之，作为摆脱罗马教廷控制的产物，“去中心化”是新教的最大的特点。这一思维的产生，与当时作为祭司（僧侣）、世俗贵族阶层以外的第三等级（以商人群体为核心的普通市民），希望透过自身努力实现阶层跨越的心理是分不开的。

技术上看，任何对教义理解的差异，都有可能产生一个新的教派。以基督教来说，即便是天主教、东正教内部，也会存在很多互不隶属的教团、教派。问题在于不是每一个新教派的产生，都能产生一场改革甚至革命。新教势力能够在16世纪宗教改革成功，与大航海时代的开启有着直接关系。

一个教派、一个意识形态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其能不能获得一定范围内的政治承认。简单点说，必须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成为官方承认（最起码是默许）的普遍信仰。从欧洲地缘政治角度看，最终从天主教世界分裂出来，成为了新教的基本地区有：英国、瑞士、北欧国家（丹麦、挪威、瑞典、芬兰、冰岛），以及德国北部。

观察这些国家在地图上的位置，你会发现除了瑞士这个位于意大利、法国、德国国三方交界之地的山地小国以外，绝大多数选择新教的欧洲国家和地区都呈现两大特点：一是远离罗马教廷；二是拥有大西洋海岸线。这两个地缘特点，决定了这些新教国家即无法像西班牙、法国等留在天主教世界的国家一样，对罗马教廷施加影响力。又有开展海外贸易及扩张殖民地的基础条件。

在西班牙、法国等国有条件与罗马教廷进行深度利益捆绑的情况下，上述国家和地区的统治者如果想摆脱在天主教世界的不利地位，最好的选择就是借助这场宗教改革，让自己国家的教会脱离罗马教廷的控制。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由于背后的这层政治需求。以英国为代表选择新教为国教的欧洲王国，在当时很多新教徒看来，进行的是一场不彻底的宗教改革。比如原本接受罗马教廷领导的英国教会，整个教会管理体系被完整保留了下来，只是更名为“圣公会”（英国国教）并接受英国君主为最高宗教宗教领袖。一如当年的拜占庭帝国，对东正教的定位一般。

这种不彻底的“去中心化”，或者说另立中心的做法，显然不能让刚才提到的希望得到完全信仰自由的“第三等级”满意。于是从16世纪开始，那些希望清除英国国教中天主教残余，认准“人人皆祭司”的宗教改革者们，开始以“清教徒”自称，并在试图改革英国国教失败后，将视线投入大洋彼岸的北美地区，希望在这片全新的土地上建立心目中的理想国。这便是美国诞生的宗教背景。

人类之所以能够脱离动物群体，在于可以通过意识形态及其它组织方式形成合力。正因为如此无论东、西方在发展文明时，整体倾向都是在“自上而下”的强化组织力。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以及后来十八世纪时源起于法国，以反君主专制、反对教会为特征，建立共和体制为目标的“启蒙运动”，却都呈现出“自下而上”改革的特点。

我们一直说西方文明较之东方文明，要具备更为丰富的多样性。然而这种多样性，更多是体现在地缘政治层面，即西方在政治和文化结构上更为破碎。上述在欧洲延绵几个世纪的一系列运动，本质是将这种西方文明原本就含有的多样性基因，扩散至每一个个体身上，从而激发个体的创造力。由此带来的一个后果，那就是今天在世人面前所呈现出来的西方，表现的极为强调个人自由。

无论这种强调个体自由的“去中心化”思潮，是否是人类文明的常态，又是否成为人类唯一的选择。它所造就的多样性井喷现象，都帮助人类掌握了科学的力量，并最终让人类的生产力以“工业”的形式爆发式增长。还是那句话，这世上最难的是从0到1，从这点来说无论最初的动机是什么，这些开创性的探索行为对人类都是巨大的贡献。而这也让西方文明所覆盖的区域，最早迈入了“现代化”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