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是毒舌电影原创：dsmovie)
今天第二张图，我们继续讨论鲜肉花的问题。
但这一次，我们想举一个反例。
濮存昕，一个真·演员。
现在的标题动不动就男神男神，但在Sir看来，唯有戏骨，才配得上男神。
文／钱德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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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男神怎么可能会老。
最近，著名演员濮存昕四两拨千斤，轻而易举就在观众面前展示了“实力圈粉”的拿手好戏。
他在央视综艺节目《朗读者》第一期亮相，朗声阅读了老舍先生《宗月大师》的节选，就好比一坛醇香回甘的好酒，私藏于肺腑之间，时机成熟，就从唇齿之间涌出，冲开观众耳膜，全场的节奏被调慢，心情被轻放。
事实上，你何曾觉得濮存昕衰老过。
印象中他一直都这样，从1989年初登大银幕（《最后的贵族》），1996年红遍全国（《英雄无悔》），直至今日清辉未减。
《最后的贵族》
濮存昕当然是一个好演员，但与此同时，他的人格魅力又被编织在艺术生涯中，与绯闻、负面新闻绝迹，热心慈善公益。担任人艺副院长期间直率敢言，认为行政工作会妨碍演员创作，数次申请卸任未果。
这些都使得濮存昕银幕内外人设高度一致，在国民心中美誉度高，是搞艺术的样子，是知识分子的样子。
今年3月，终于卸任成功的濮存昕回归演员身份，在排练话剧《李白》的后台接受访问，动因居然是为了支持一部文艺电影，就是在2016年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影片的《八月》。
艺术，是相通的。
濮存昕在《八月》里看到了自己熟悉的90年代文艺气息以及自己父亲——著名表演艺术家苏民先生的身影。
很巧，电影《八月》的故事原型源自导演张大磊的少年记忆。他的父亲张建华就是内蒙古电影制片厂的著名剪辑师，曾参与创作第五代蒙古族女导演麦丽斯的代表作《东归英雄传》。
濮存昕熟悉这一批电影人，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投射了自己这些年纯粹作为演员的感受——
有什么样的文化环境，就有什么样的观众，有什么观众就有什么样的电影。
从2010年出演顾长卫导演作品《最爱》之后，濮存昕七年间再无大银幕作品，真正主演的电视剧也只有一部，就是电视剧版《推拿》，出演沙复明一角。
而《最爱》让濮存昕拿到了华语传媒大奖最佳男配角奖。
濮存昕演得少，有可能因为俗务缠身、分散精力。
但个人认为最根本的原因依然是，我们的市场对于影视作品衡量的标准越来越单一、野蛮粗暴，观众没有选择只能被动接受。时间长了，观众和创作者只好一起背锅，“亲密”无间了。
保持距离，就是爱惜羽毛了。
别嫌谢晋土，现在很多导演连故事都不会讲
濮存昕第一部电影作品就是与已故大导演谢晋合作，出演根据白先勇小说《谪仙记》改编的电影《最后的贵族》。
最初，谢晋和白先勇一致认为女主角李彤，那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旧派贵族千金，就合该林青霞来演。
当时两岸关系略有松动，林青霞本人还秘密来到上海与剧组见面，谢晋计划删减在上海的戏份，主场放在美国的纽约和洛杉矶。
结果消息走漏，林青霞迫于压力只好宣布不会出演，李彤一角就这样阴差阳错落在原定出演女二号的潘虹身上，濮存昕在片中出演男一号陈寅。
濮存昕说这部电影是真实地在美国纽约、洛杉矶以及威尼斯等地取景，这在八十年代末是开先河的创举，剧组要顶住很大的压力。
这部电影在豆瓣的评分是7.4分。
本来很不想进行比较，但脑海里真的就冒出了另一位“来自”上海的导演郭敬明和他的《小时代》。
去掉故事什么的，两部影片有一个核心，是创作者都希望能够做到的，就是如何拍出独属十里洋场的贵族气。当然，表面上的相似还有一个，就是都有四个女孩。
林青霞出演固然完美，但潘虹确实可圈可点，而更了不起的是我们的老导演思路一点都不算土的，敢于改编名著并进行升华。
《最后的贵族》李彤与陈寅告别一幕
最精彩的当然是结尾，李彤从小娇生惯养是“姐妹花”中的焦点（就像顾里），但父母不幸死于太平轮海难，从此孑然一身在海外漂泊。心态逐渐扭曲，既瞧不起中国男人（其实是因为心理阴影）又被外国男人玩弄，情场失意千金散尽。
在片尾她来到了水城威尼斯，突然找到家的感觉——因为都是海边的城市。她也遇到一个在街头拉小提琴、曾经在上海生活多久的俄罗斯老人，导演刻意给了老人喝咖啡的镜头，那种贵族调调瞬间出来。
两人互相打量，惺惺相惜，老人说“俄罗斯的雪都是温暖的”。
李彤突然满足了，释怀了，想起以前听说的话“全世界的水都是相通的”，于是就算回家了，可以回家（自尽）了。
濮存昕评价谢晋这部电影是现实主义的集大成者，剧情、台词和表演都很见功夫，骨子里都是“贵族气”，不动声色中就见风雷。
现在能把故事说好的人不太多了，貌似平淡的场景拍出来，就能把藏在深处的个人诉求、心性的张扬、互相之间的需要展现出来。
李彤的“自尽”与电影名完美契合，其实拍得轻描淡写，并没有大张旗鼓。大家再回忆一下《小时代》完结篇的结局，比较一下就明白高下之分，越是惨淡的情节越是要克制，这就是创作上的贵气所在。
濮存昕第一次演谢晋的电影还是很紧张的，第一次演与“四姐妹”见面那场戏，居然把台词念成了“我是濮存昕”。
但是谢晋依然很欣赏他的气质、表演。
濮存昕回忆，在《最后的贵族》首映式上，谢晋又递给他一个剧本，就是《清凉寺钟声》，豆瓣评分更高，7.9分。
《清凉寺钟声》
谢晋又给自己设置了更大、更难的题目，首先是战争题材，其次是要邀请真正的日本演员主演。
这个日本演员就是栗原小卷，凭借《生死恋》、《望乡》两部影片成为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国观众心中的“女神”、“梦中情人”。
濮存昕回忆，栗原小卷仰慕谢晋导演的声望决定接下这部电影，但心里其实很紧张。首先她要演老妇人，在此之前她基本都是演青春少女，其次她要演濮存昕的母亲，而现实生活中她终生单身。
一部好电影，故事或许并不算太崎岖，没有太多的反转，平铺直叙。但演员好，也会让它经看。
濮存昕说：“他们那拨演员，学的教学体系就要塑造真人物，既然要演僧人，就要有那口静气。”
他回忆：
当时试装，头发就剃了，穿上海青，明阳法师接待我，我住在他的明阳讲堂。晚上大法师跟我聊天——后来别人跟我说，法师很少睡觉，主要是打坐——我不记得他说了什么，就是唠家常。
后来我们拍照片，洗出来一看，他的眼睛好像什么都没看但什么都有，而我的眼睛就好像做表情一样。僧人们五点多就起来了，我也跟着，跟他们一起礼佛。我排在所有的僧人后面，我的后面是居士。
后来早课一完，人家问我，“你哪里来的？好漂亮啊！你是五台山来的？”我说我不是，我是演员。所以一定要改变自己。
要想短期内改变自己的状态，与角色贴合，就要下苦功夫。
对于濮存昕来说，就有两道功课，除了要苦背日语台词以外，就是要让自己与寺庙的环境和谐相融。
直到今天，濮存昕还能背出《往生咒》，可见当初的用心。现在那些不念台词靠读阿拉伯数字的小生小旦，可以去钻地缝了吧。
是谁让顾长卫痛苦？
好电影和好表演的基本标准其实很稳定，而且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
如果说谢晋的片子拍得早，那顾长卫的《最爱》是2010年的，比较近了，目前豆瓣评分是7.2分。
但它原本可以更好的，我在豆瓣上看到一句网友点评，郭富城加章子怡，为什么比不上蒋雯丽加王宝强。
比濮存昕也比不上啊。
事实上，濮存昕扮演的角色赵齐全是至关重要的，他是郭富城扮演的赵得意悲剧的始作俑者，是利欲熏心的血头。就是他非法卖血，让电影中所说的恶疾、热病（HIV）席卷全村，弟弟也在劫难逃。
濮存昕这次出演，可以说是让人惊掉下巴的“颠覆”，说什么儒雅，说什么知识分子气质，简直就是混蛋恶棍，是魔鬼。
造型上粗俗嚣张不说了，为了打破观众固有印象，给自己加上了龅牙道具，说实话看了真让人不舒服。
这个角色坏到什么程度？用没人性形容都是轻的，穷怕了就放下所有亲情伦常。
有一场戏就是赵齐全去病人封闭等死的小学看弟弟，其实心里也是怕跟他们接触，于是就在门口把带来的被子行李等扔在地上，打算走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就在墙上喷字，结果是卖棺材的电话，还说都是亲戚，可以打折。
我说
都是自家人啊
给你们优惠
后来，他还把自己未成年的女儿强行“嫁”给别人，拿到钱后骑着摩托大声唱：九天仙女给我当丫鬟，我本是老天爷他干爹，你说我体面不体面。
人性中的恶，在这个角色身上真是齐全了。
但濮存昕说自己演得还不过瘾，原本三十多场戏删到十七场（实际成片应该更少）。
顾长卫很痛苦，本来是打算拍类似《百年孤独》这样的故事，反映社会裂变和人性冲突。
结果在投资方的要求下，还是要回到男女主角感情的主线上，并且还试图用喜剧去包装。
电影原本可以更有力度、更好的，结果因为挑战了敏感题材，又受到资方的压力，被改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也采访过顾长卫，他曾经透露赵得意和赵齐全兄弟间的戏本来是挺多的，他们两人的名字是反讽，关系是矛盾统一的，很能出戏，结果呢？
好演员相信：艺术可以拯救生命
濮存昕说：艺术拯救了自己的生命。
他说自己就在人艺院子里长大，“这个楼56年建的，我从小在这里跑，我现在都能记得那些楼梯、后台，我崇敬的老演员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谁跟谁好，谁和谁相爱，我们知道，那都是一辈子的交情。”
他还回忆道：
文革时期我要去下乡，父母都不在北京，分别在不同地方的五七干校，自己一个人收拾东西，我没有哭天抹泪离开北京，孩子就跟玩一样的。但是我动情就在这个窗户外，因为剧场不让进了，样板团演出，（演员）都穿着绿军装。这个剧场已经不属于北京人艺了。
我们吃完饭路过，从这个屋子里传出圆号的声音，是《打虎上山》。我就在墙根底下听，号声触动我了，我看不到他们的脸，特别想进去，但我没有权利。我从小就在这剧场玩，从50年代到66年，那一刻我意识到这个剧场可能永远都不属于我了。
后来，濮存昕下乡干了七年多的农活。
我要逃离命运，只有考文工团来让我摆脱知青的生活。你在这里干了三四年农活，你曾经喊的口号就没力气喊了，就会怀疑自己。所以就要做小品，背诗歌。我父亲也在帮我，但是一直没考上。一直到77年，我终于回到北京，依旧考文工团，终于考上。父亲对我的影响很大，后来我在他的戏里演戏，他当导演我当李白，从91年起一直演了20多年。
聊到动情处，背诵了经典革命诗篇，陈然的《我的“自白书”》。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
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电影《八月》中，小雷父亲每每引起观众会心一笑的一场戏，就是醉酒的他拒绝求人办事，说“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被妻子呛声“你就抬着吧”，这句话就出自这首诗。
很巧的是，濮存昕之所以印象深刻，就是因为自己的父亲苏民先生，曾经在广播里用两个月每天朗读小说《红岩》，这首《我的“自白书”》在某种程度上又牵联着两代人的深情。
Take your broken heart, make it into art.
收拾起你破碎的心，让它成为艺术。
这句话来自去世不久的好莱坞女演员嘉莉·费雪（星球大战莱娅公主的扮演者），梅姨在今年年初金球奖致辞里引用过。
它与濮存昕的“拯救生命”异曲同工，也是殊途同归。
艺术之所以能够超越时代，跨越地域，就因为它最好的部分是与人内心深处最本质的感情相连的。
李彤能够在威尼斯把一个俄罗斯老头认作他乡故知，或许就因为被凄婉的小提琴打动了；栗原小卷独身的选择并不妨碍她出演一个经历分离的母亲；顾长卫拍摄《最爱》的初衷绝不是刻奇（Kitsch，意指自我感动），而是他看到了热病侵蚀的山村与马尔克斯笔下的荒诞性是相通的。
这一次，低调的濮存昕受《八月》出品方爱奇艺影业邀请，参加“像90年代一样看电影”主题活动，就是真心希望中国的文艺电影能好，他评价《八月》难得的是一个“真”字。
所谓真，是真诚、真实，也是真心。
在今天的电影圈，这“真”字倒是真难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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