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鞋用力打在主播刘丽臀部，她趴在地上，痛得大叫，“施暴者”没有停手，继续挥动拖鞋拍打。
因在微信视频号玩直播PK（对决）游戏时输了，刘丽正在接受这种叫作“打开花”的惩罚。
她承认，这是一种低俗直播，但能挣钱，而直播收益取决于流量，流量意味着要不断刷低直播下限。
有类似想法的不止刘丽一个。湖南长沙橘子洲大桥边，30余名主播汇聚在此，他们以主播PK形式在短视频平台直播。惩罚形式五花八门，有深蹲、开合跳、驴踢腿等动作，还有往身上浇凉水甚至辣椒酱等行为。
面对群聚街头的低俗直播，平台限流、封号，城市管理者进行劝导，而对于主播而言，在一个地方呆多久，取决于这里的流量。
惩罚加码
橘子洲大桥附近的树荫下、围廊边，每隔几步，就有一根根竖起的黑色支架，忘我表演的主播们或站或蹲，叫喊声此起彼伏，甚至有人伸腿坐在地上，无视路人的诧异眼光。
刘丽穿梭在人群中，寻找合适的户外PK对象。
户外PK是一种直播玩法。在规定时间内，直播间收到礼物更多的一方胜出，输的人要在镜头前接受惩罚。PK前，双方会先“谈条件”，约定惩罚内容。
离刘丽不远处，一名女主播正在公共厕所旁接受惩罚。眼见三桶凉水接连从头顶浇下，她全身瞬间湿透。这轮惩罚结束后，她将穿着滴水的衣服，完成接下来整天直播。
另一名女主播头上被人倒了一瓶辣椒酱，她大喊“你倒我衣服里了”，对方并没因此停下。旁边有主播扭过镜头，把这一幕传到自己的直播间，并对观众说“看到没，我输了也会这样。”
PK失败，主播被泼辣椒酱作为惩罚。人民网 黄钰摄
刘丽希望自己“不至于输得太惨”。回想起刚做主播时，对于在脸上涂鸦、深蹲这类惩罚，她也不能接受，但看到很多大主播都做这些，慢慢地便不再拒绝。
“起初大家都是正常直播，后来才越玩越刺激。”刘丽介绍，先前是向主播头上倒矿泉水，再是啤酒、酱油、醋，后来还有辣椒酱和鸡蛋。
附近小卖部老板回忆，主播们陆续聚集在这里一个月有余，几乎24小时都有人直播，她以前不卖酱油、啤酒、面粉、鸡蛋等商品，后来应主播们的要求，专门采购这些。
惩罚过后，路边污渍残留。人民网 黄钰摄
作为惩罚项目之一的“打开花”也从20下增加到50下、100下、200下。刘丽在直播时，身旁一名主播正接受打50下臀部和手掌的惩罚，引来其他主播和路人围观。她记得，有次一名小伙子PK输了，臀部被打了100下，问旁边人是否紫了，别人告诉他这不是紫了，而是黑了。
虽然刘丽习惯了这种低俗直播，并非所有惩罚项目都能接受。直播中，刘丽婉拒了粉丝点名和男主播张东的PK，“他玩得太污了……”
中午收工时，有主播邀请刘丽PK，惩罚内容是20个深蹲。“这谁还想看？”她早已看不上这种简单惩罚。
玩家双赢
在刘丽看来，人气高的主播要么有颜值，要么有才艺，两者都不突出的她只能靠PK让粉丝“上票”。
“上票”是指粉丝在直播间打赏礼物，是PK胜负唯一评判标准。这也是主播收入的主要来源。
多名主播表示，直播间“上票”就靠几名粉丝，他们尊称这些人为“大哥”，而PK是检验粉丝是否是“大哥”的最佳方式。
据刘丽介绍，按微信视频号平台规则，1元可获10个微信豆，可送出的礼物达10余种，有从1豆的爱心到8888豆的桃花岛。
在长达5分钟的PK时间里，她在镜头前会反复说，“家人们，我们先上个十、破个百”。每当有人刷礼物，她用手比心，大声喊出对方的ID，“感谢我的哥!”
“家人们！这把打的100个开花！很痛的！”PK进行到一半，礼物的“血条”停滞不前，刘丽开始强调惩罚的残酷，让“大哥”们心疼。
暂时领先时，让粉丝“守塔”(守住当前优势，不被超越)；快结束时，要防止对面“偷塔”(在最后几秒时突然“上票”)；不论输赢，都90度鞠躬表示感谢，并一一念出礼物榜上的名字……
在她周围，不少主播除了这些话术外，还会用蹲起、下腰、跳舞来拉票。
PK失败，主播爬树作为惩罚。人民网 黄钰摄
主播李可说，“大哥”之间较量，能直接带动送礼物节奏，“两边‘大哥’要是都在，最好‘上票’。”
主播PK并没有真正的输家。“输了也一样赚钱，只是要接受惩罚。”李可说，两名主播一般会连续PK两三场，在输赢之中上演“复仇”戏码。这样才有直播效果，让人持续刷礼物。
在砸鸡蛋那一局PK中，刘丽将鸡蛋在主播王秋头上来回涂抹，并说“是不是玩不起”之类挑衅话。王秋有些生气，一声不吭结束了PK，没再进行下一场。“他应该回怼我，这样气氛就起来了。”刘丽“恨铁不成钢”。
刘丽介绍，扣除各种费用之后，加上平台一些奖励，主播挣的钱大概是礼物价值一半。她一天能直播3场，每场三四个小时，多的时候赚几千元，少时能赚一两百元。
有些粉丝劝刘丽，没有人气的时候不要着急打PK，不然会输的很惨。“谁不想在家聊聊天就把钱赚了？”刘丽说，她知道对方是好意，但她人气一直不高，只能硬打。
“城管来了”
“城管来了，还不快走！”中午11点多，主播们突然纷纷起身，扛起设备，仓皇转移，几名穿制服的人朝他们走来。
几分钟后，这些主播从橘子洲大桥公交站，沿河转移到湘江中路地铁4号口附近，移动200多米距离。城管执法人员走后，散开的主播们再次聚拢。
主播们仓皇转移。人民网 黄钰摄
附近小卖部老板回忆，城管执法人员一天来两三次，主播常在公交站和地铁口之间来回跑。
李可说，之前她和其他主播们在黄兴广场，后来到了海信广场，最近他们才来这里。这是第三个地方了。
海信广场和黄兴广场地处长沙市五一商圈，是当地夜经济发展标杆地段。附近市民说，此前主播们聚集之处是商圈人流量最大地方，现在这里没有居民楼，也不太扰民。
夜晚，直播人群仍未散去。人民网 黄钰摄
针对五一商圈户外网络低俗直播、粗俗表演、博取眼球换流量等网络直播乱象，长沙市天心区在今年8月30日召开专题会议，开展为期两周专项整治行动。天心区有关部门邀请了13家网络直播平台、公会、组织代表负责人展开面对面交流，共商规范直播行为、共建网络文明的良策。
“长沙是一座网红城市，主播们来自河南、吉林、贵州、广西等全国各地。”附近一位市民说，即使这些主播们离开了长沙，以后也会到其他网红城市。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秘书长黄楚新认为，主播在线下大量聚集源于对流量的追逐。一方面，主播自身流量可汇集在一起，形成共享。另一方面，不少直播平台都有同城推荐功能，网红城市和景点本身具有流量优势，这让平台在算法推荐时，向聚集于此的主播倾斜。
平台之责
刘丽接受“开花”惩罚时，有粉丝说太远看不清，她说“放太近，容易被平台封号。”
在实际惩罚时，主播们常把镜头放远，侧过身，或者收声不入画，这样既能规避平台审核，又能让观众了解惩罚情况。
然而，有的主播则较为大胆。喜欢打擦边球的张东就常在镜头前明目张胆地进行低俗惩罚，虽然曾被微信限流、封号，但他会重新开号。
黄楚新认为，低俗惩罚背后是强化竞争、追求刺激两层动因，主播之间竞争烈度越大，观众参与积极性也越大；通过PK强化竞争后，后续惩罚以其猎奇行为刺激观众的参与感与沉浸感，吸引观众持续参与。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9月2日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文艺节目及其人员管理的通知》，坚决抵制炒作低俗“网红”、无底线审丑等泛娱乐化倾向。
部分平台针对低俗直播已有具体规定。例如，在抖音，进行恶俗、低俗的惩罚游戏属于中等违规行为；快手直播管理规范显示，禁止从事低俗、庸俗、媚俗活动，包括但不限于涉三俗表演、PK、不良段子、低俗游戏等；微信视频号直播常见违规内容规定，禁止低俗涉黄游戏，包括但不限于猜内裤颜色、打屁股等。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网络表演（直播）分会发布的《2020年中国网络表演(直播)行业发展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网络表演(直播)行业市场规模达1930.3亿元。从营收模式看，打赏仍是直播平台和主播的主要收入来源，占行业收入的75%左右，占主播收入的35%-45%。
黄楚新建议，对于户外聚集直播的低俗行为，平台首先应人工判断与机器识别相结合监督低俗行为，其次通过调整直播算法推流机制，降低涉嫌户外低俗直播的流量权重，倒逼主播方行为调整，最后，对于明确涉及户外聚集低俗直播的主播账户进行警告、短期封禁、长期封禁、永久封禁处理。
（文中刘丽、张东、李可、王秋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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