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刊登在《三联生活周刊》 2019年第41期，原文题目《强制医疗之困：走不出去的“疯人院”》严禁秘密转载，侵权必须调查
与事件相关的精神病患者在事件发生后将被送往强制医疗站接受治疗。
这个在外人眼里略带神秘色彩的强制医疗所，一旦进去，想要走出来却并不容易。强制医疗所如今成了医院、监管场所和养老院的重合。记者/黄子懿 . 摄影/黄宇
绍兴市强疗所内，自由活动时间，病人们大部分都在活动室内看电视或发呆
收治“武疯子”
63岁的杜志强每天要吃3次药，一次13片。每天9点、11点、17点，护士会把五颜六色的各类药片从写有他名字的药盒里取出，放到他手上，看着他吃下。9月下旬的这天下午，杜志强拿到药后，一头埋进手掌吸吮起来。他牙齿不好，戴着零星假牙，需一口口分次将药片吸入，在嘴中咀嚼，灌一口热水吞下。
“不行，再喝一口。”护士说罢，杜志强又咕咚喝下一口。“张开嘴看看，舌头翘起来。”护士继续说。杜志强遵嘱照做，嘴一张，口气扑鼻而来。他把舌头伸得老长，翘起时，能看见满嘴残牙。合上嘴后他笑了，像一个狡黠的老顽童。
杜志强是一个精神病人，确切地说，是一个肇事犯案的精神病人。很难想象，这个活跃的老人1986年在老家农村砍死3人、砍伤14人。经司法鉴定，他患精神分裂症，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当年，他被送至绍兴市强制医疗所接受强制治疗，距今已有33年。“同志啊，人生有几个33年？”杜志强逢人爱称“同志”，一边说，一边摸了摸白头。
在绍兴市强制医疗所（下称“强疗所”），类似杜志强这样的涉案精神病人有129个。强疗所属绍兴公安局管理，有医生护士。除医院功能外，是界限分明的监管场所职能，性质与看守所类似。30多位编制内的医护人员均是民警，包括身着警服的管教。大楼门窗布满金属护栏，内部每道门都需指纹解锁；还有一间监控室，24小时对准160张病床与公共空间，全方位观看129位病人活动。“监控室内不能看书看报，吃东西也不行。”主任医师刘晗说。
走进这里，像是走进一个堡垒。病人统一理着板寸头，穿宽松蓝白间条衫，早上6点起床，晚上7点就寝。活动时间，他们自由进出，状态平静，在一般教室大小的活动室内，看新闻和电视剧。时间在此似乎停止了。任何陌生面孔进入，都会引来无数双眼直愣愣地注视。
强制医疗，是国家为了公共安全与健康建立的强制性医疗措施，主要针对肇事涉案的精神病人。根据法律规定，这类病人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不承担刑事责任，因此如何管理治疗就成了重中之重。中国最早的强制医疗程序可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1954年，在西安，一名精神病人冲进外事访问车队，干扰了外事活动。事后，周恩来总理批示要把这类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管起来。此后，全国各地陆续建立相应场所，负责收治“武疯子”，如今主要由公安部门管理。
监控室里能24小时察看病人们的活动
当前，全国共有近30所强制医疗所，浙江有4所，占了约1/7。绍兴市强制医疗所位于市区中心，成立至今收治过约4000多位病人，而所知者却寥寥。搭车前往，不止一个司机问：“这地方是干什么的？”
“以前我只知道有这么个部门，归公安管，但具体干什么就不知道了。”强疗所所长丁顺忠直言不讳。他刚上任半年多，从治安部门调来。“这块可以说是公安系统内最小的业务，但做好这件事情却意义重大。因为这些病人如果流落到社会上，危害可能是很大的。”
强疗所129个病人中，超过一半是因杀人被送来的。有的病人押来时，武警还拿着冲锋枪，病人骂骂咧咧挣扎，要几个人按住注射镇静剂才能平静；还有的来时手舞足蹈，衣不遮体，看见地上有烟蒂，捡起来就往嘴里塞。
很多人伤害的对象是至亲。夜里女病房曾常常传来哭声。她们一共23人，12人杀过人，不少人将儿女和孙辈杀死。曾有一个产后抑郁的妈妈，想要寻死却放心不下儿子。一天晚上，她带着儿子走向水库。儿子溺亡，她却被救了起来。“病人当时想的是：‘我死了，你怎么办？’”女管教潘虹君一边翻看病人名字，一边述说案情，称多数病人是发病后临时起意的激情杀人。“还有一种就是，‘你要害我，不如我先把你杀了’。”
还有一位年近50的杨姓女病人，自称19岁那年从家乡云南被拐卖到山区强作媳妇。年轻时，她数次逃离，都被丈夫带着村民抓住痛打。跑得多了，丈夫就威胁：“要是敢再跑，就把你杀了煮了。”如此8年后，女病人发病，按照丈夫威胁她的方式，将丈夫杀死后肢解。案发22年后，她还常在夜里惊醒，指名道姓地说有人要害她。“实际上根本没这个人。”潘虹君说，该病人是文盲，不会写自己和家乡村镇的名字，他们至今没能找到其家属。
“他们首先是病人，其次才是犯案的人。”强疗所政委邓超说，涉案精神病人是社会最边缘的群体之一，其存在“本身就是一出悲剧”。经过治疗，病人病情大多都能稳定，但如何重回社会，如今却是最大难题。多数病人，在日复一日的定点三餐与药物中，渐渐老去甚至死亡。戒备森严的强疗所，也成了医院、监管场所和养老院的重合。
层层过筛
129个病人中，杜志强是特例。他被单独关在一个病房内，有铁门隔离，吃饭、服药都通过一个小口。病房里只有一张床，配独立卫生间，床上放一块80年代的旧手表，和一本被翻烂的第十版《新华字典》。杜志强爱逃跑，自称“7～8次是有的”。为此，病区将他单独隔离已有十来年。在其他病人能自由走动、看看电视时，他只能靠翻字典度日。
1981年，杜志强在部队服役间，曾因精神异常被送到医院诊治，后退伍回家，享受残疾军人补贴。他干过建筑工、统计员，但都不如意，常因工作和找对象打骂父母，认定父母偷他东西。1986年的一天夜里，杜志强在家病发，惶惶地多次上下楼。凌晨5点，他对母亲说：“我身前身后都是人，他们要来抓我，我快要死了！”话毕，他拿着工具，从村头见人就砍，一直砍到村尾。疯狂持续一个多小时，直到民警赶来用枪将他击倒。一发子弹，打穿他两腿，留下4个枪眼。“我就是妄想了。你对我很好的，我却以为你在捉弄我。”说起这段往事，杜志强很不好意思，带着歉意的笑。所有场景他都记得，但当时无法控制，“脑子不清楚了”。
“基本上到了这儿的病人，都是像过筛子一样一层层被筛下来的。”主任医师王守扩说，所里大多数病人来自农村家庭，条件不好。精神病人发病前会有征兆，很多家属也多次送医，从综合医院到专科医院都看过，但受限于家庭条件和过往医疗水平等原因，病情没能控制，最后发病闯祸。“很多原来公安送来的病人，都是这种情况。”
“原来公安送来的病人”是指2013年前送来的病人。2013年前，病人是否接受强制医疗，主要由公安机关根据病人的司法鉴定结果决定，2013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后，决定权交由法院，强疗程序需由法院判决才能启动。在绍兴强疗所内，由公安和法院送来的病人占比约为2∶1，多数病人是2013年前由公安机关送来，待在强疗所内多则30余年，少则7～8年。
十余年前，精神疾病的药物效果欠佳，病情易反复。几乎所有医护人员都经历过危险。在此工作35年的政委邓超身材高大，脸上至今留有伤疤。那是十几年前，一个连杀4人、重伤15人的病人给他留下的。病人当时30来岁，体壮力大，在午饭时突然从背后袭击邓超，用双手死死抠住他的双眼。邓超用尽全身力气，掰开他双臂，用语言慢慢平息他的情绪，两人僵持了十几分钟才被同事发现。“刚来那几年，确实想过很多次转行。”邓超说，这是很多医护人员的心声，但一想到自己肩负的责任，大家还是决定要把工作干好。
如今，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病人的病情大多都能得到稳定控制，在强疗所里安静地坐着，吃饭、吃药、看电视、打牌。在医护人员看来，这些平静的病人也有着自己的想法。“病人是很聪明的，脑子里有想法，但不会给你讲。”护士长商小英说，有些人不愿吃药，会将药片埋在舌根，所以他们每次都要求病人把舌头翘起来。
医护人员在叮嘱病人们按时服药
杜志强对每次逃跑记忆犹新。他逃跑多集中在2007年前——那时强疗所还在一个老院子里，条件一般，窗户边框是木质，围墙约2米高。当时他正值壮年，能一把将整个窗框拽下来，或趁人不注意翻围墙出去。还有一次，他趁着打饭车辆进来的间隙，直接冲出门去，所幸被院口的医护人员舍命抱住。
被关33年后，他年事已高，还被单独隔离，早已消磨掉了锐气与逃跑的可能。时光的烙印深深地刻在这些病人身上。在强疗所里，很容易感知到老龄化。一眼望去，这些曾经疯狂的病人，如今多是一头白发，佝偻着身体缓慢地挪动步伐，丧失了曾经的危害性。所里，年龄超过56岁的人比例接近50%。由于常年服药和缺少运动，多数病人体态发福，病服多是大号。每周一三五上午，病人们统一沐浴后，医护人员用干净病服，为他们换上。而对于一些处于发病期的病人，医护人员还要为他们清理乱丢乱拉的大便和弄得满墙满床的脏污。
置身其中，53岁的林树仁丝毫不起眼。他身材瘦小，身高不到1.7米，体重刚过120斤，带个黑框眼镜，外表文弱。活动室里，他喜欢坐在最靠窗户的角落发呆，与活跃的杜志强呈现出两个极端。
林树仁曾是上世纪90年代毕业于某名牌大学的“高材生”，2013年因怀疑妻子出轨并在他饭菜里下毒，在某天夜里将熟睡的妻子掐死，事后主动投案自首。事发时，女儿在隔壁房间睡觉，以为父母是习惯性的争吵，直到民警上门，告诉她家里出了大事。
治疗6年后，医护人员认为他康复情况良好，让他做了病房室长。他常会带队大扫除，然后开始锻炼。所谓锻炼，是在一段10米长的狭长走廊内来回快走。他高频率地小步往返，蓝白病服随着风飘扬，逆光看去，与瘦小骨架显得很不协调。
“在这里至少能睡个好觉了，人也胖了，以前从没超过120斤。”林树仁语气平静，思路和表达与常人无异。他有点害羞，言谈间一直低头望向地板，只有在谈及爱好时，他才略有兴致，说喜欢读宋词，崇拜苏轼，“大学时就喜欢，现在每读一遍都有新体会”。
在姐姐林树琴的描述里，这是一个在所里都会给父母写感恩诗词、为他们手抄养生知识的弟弟。她至今不相信弟弟会杀人。家中4个儿女，林树仁最小，从小体弱多病，备受关爱，他也很懂事争气。进入大学后，林树仁陷入严重的神经衰弱中，最严重时休学一年治疗。“如果说有任何发病征兆的话，这是唯一的。”林树琴说。
走不出去
对家属来说，肇事精神病人像是一个沉重的包袱和未愈的伤口，不愿触及。强疗所地处绍兴市中心，收治对象也多是本市人员，但家属探视寥寥。以一病区56人为例，截至今年8月底，来所探望152人次，人均每月0.4人次。
“很多家属不愿管，也不想管。”所长丁顺忠说，强疗所不像看守所，并不限制探视次数。但在所里一年探视为0次的病人有15人，1次的有24人。“这个数据比监狱服刑的病人还要少得多。”丁顺忠说，包括家属在内的大多数人，对这个群体存有偏见和顾虑。
病房里有一个来自河南的病人，常年卧床，下肢肌肉萎缩，臀部有褥疮痕迹。他2006年在绍兴打工时病发，杀死妻子。入院多年来，家属从未来过。4年前，这病人疑似癌症病发，情况危急，主任医师王守扩通知家属。那一次，,10年来从未出现的家属都来了，一行七八人，像是要来见最后一面。病人父亲在医院看着虚弱的儿子五味杂陈，王守扩问他：“儿子还要不要了？”父亲摇了摇头，说：“不要了。”
一行家属中，有三张年轻面孔吸引了王守扩的注意。他询问他们跟病人什么关系，三人则自称是普通亲戚。直到临走前，其中年纪最小的一人找到王守扩了解病情时，才说了实话：三人都是他的儿子，但两个哥哥不愿意认。最终病人经查并非癌症，经诊治后好转，但家属再也没有出现过。此后，病人又开始常年卧床。
“女儿来得比较少一点。”谈到女儿时，林树仁陷入了沉思。在他和姐姐的叙述里，女儿跟他更亲，衣食住行由他负责，妻子则常年在外忙生意。案发后，家人每年来三四次，但女儿一年只有一次。林树仁从父母口中听说，女儿从60公里外的学校哭着回了家，说“受不了同学的眼神”，他为此心疼。
这些年来，林树仁从没机会向女儿道歉，女儿为数不多的探视，则从不触及雷区，只跟他讲大学生活，给他看自己去各地旅游的照片。林树琴则说，侄女大学4年只去看过一两次，很多次她问侄女，是否愿意一同去探视，侄女都说不去了，自己会抽时间去，“事实上她一次都没去过，内心或多或少是有怨恨的，这个我们都能理解”。
家人上一次来探视林树仁是清明节。半小时会面中，老母亲抹着眼泪对林树仁说，如果不是因为孙女还在，老两口“早就不在人世了”。去年，孙女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如今，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林树仁能早点出去。
林树仁是2013年后经法院判决送来的病人，解除强制医疗，也需法院判定，但要家人提出申请。法院解除强制医疗程序，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要参考家属的监护能力。林树琴说，目前父母已是80多岁，有心无力；侄女大学刚毕业，还不稳定；而3个兄弟姐妹，都有小家，兼顾不及，“我们现在都没有能力做他的监护人”。
这也是所里很多病人面临的情况：一旦进入，想要出去很难，重归社会更是遥远。住院10年以上的病人有74人，超过25%的病人住院已过20年。在2013年前，强疗程序解除没有全国性统一规定程序，需要自己摸索，因此所里格外慎重，但2013年后，病人可由法院判决解除程序。不过，2013年前的老病人仍遵循旧例。“要是能出去，他们早就出去了。”王守扩说，如果家属不申请，他们也无能为力。
能走出去，是很多病人最大的渴望。杜志强一见外人，就说“想出去过一个幸福的晚年”；一个病人看见相机，会主动要求拍照留影；还有一个病人，多次在吃饭前打包行李，抱着脸盆装着洗漱用品，对护士们说：“我不吃饭了，我马上要回家了。”
但顾虑不仅来自家属，也有社会。目前，我国已建立起精神病人社区防护体系，社区对精神病人防护有一定压力。丁顺忠曾去过各地开会，遇到一些地方领导，都劝他不要把病人放出来。或许，一个更为关键的疑问是：病人是否真的已经痊愈，出去后是否有社会危害——这是法院解除强制医疗的关键依据，也是很多人内心的最大疑问。
在医生们看来，“不具备社会危害”并非一个医学标准。王守扩说，从医学角度看，很多病人病情都已稳定数年，思维行动正常，情况良好。每半年，他们会对病人做一次二级评估。如果家属提出解除申请，则会有更全面细致的三级评估，由多位具备职业鉴定资格的分析师做出。“法院可能更多地是考虑社会效益。”
“通常都是病人父母想要子女出去，只要父母一去世，病人只剩下兄弟姐妹了，这病人肯定就出不去了。”王守扩说，这么多年来，他没见过一例由兄弟姐妹接走的病人，“80%的病人最终归宿还是在这里”。唯一可能性较大的，是2013年后入所的产后抑郁的女病人：有法院判决，病情不重，年龄普遍不大，伤害的是至亲而非社会其他人，家属也愿意原谅和监护。
从这点看，出院意愿最强烈的杜志强，甚至都没有一个直系兄弟姐妹，出去更成了奢望。表哥说，杜志强父母临走前，叮嘱好好照顾表弟，而他比杜志强还大11岁，力所能及的也只是定期探视。作为残疾退伍军人，杜志强每月有3000多元退休金，由表哥代收。表哥说，这笔钱他会拿来给杜志强买东西用，每月要花500～600元，剩下的“我给他安排着”。一些见惯了人情冷暖的医护人员觉得，如果不是这钱，可能表哥也不会来探望了。
空白之地
林树仁是刘晗认为的康复情况较好的病人。他思维与行动正常，还有爱心，会把零食水果分给室友吃，还常带领病人大扫除。在父母的要求下，林树琴曾咨询过出所的可能，但她也有自己的顾虑：作为家属，她很难判断，弟弟的病是否彻底好了。因为探视时，弟弟曾告诉她，自己住在这里很安心踏实。林树琴不是很理解，“哪有一个正常人住在里面会觉得踏实的”。
林树仁则说，自己生性敏感，容易多想：每次家人来看他，他都会莫名担心路上可能发生的状况。他内心踏实的根源，在于他不用“去面对外面的社会”。“毕竟我是一个精神病人，杀了人，娘家人和女儿可能不会原谅我。”林树仁说。上一次探视时，父母曾提及过出院的事情，他回应说：“你们都忙，慢慢来吧，我先在这儿安心养病。”
但长期隔绝下，一些病人的心态发生变化，自卑感与被遗弃感在滋生。女病房里，同样被医生认为病情良好、家属却无监护能力的女病人说：“我们这些人，都是被社会淘汰掉的人呢，待在这儿挺好的。”她13年前因病杀了同事，今年63岁。目前丈夫出轨，女儿出国，只有一个已到退休年龄的弟弟。说起家人，她言必称好，只在谈及案情时后悔莫及。“那些事情，想起来真是要哭死的嘞。”
随着时间流逝，病人们的躯体也变得多病。近一半病人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不同躯体疾病，这比例高于其他精神病院，也让强疗所的工作变得困难。医护人员不仅负责治病，也要负责照料生活。办公室黑板上，写着不同病人的病情，桌上摆着队伍一般、写满名字的药盒。每天，仅是为这些病人配药发药，就要耗去大量时间。
照顾这些病人并不容易，还常要应对突发情况。很多病人即便有躯体病痛，也不愿说。刘晗曾遇到过一个病人，某一天，该病人突发全身浮肿，喘不过气，心跳加快、血压升高。紧急转院后，被诊断为急性心衰。刘晗很吃惊：病人平日健康，无高血压、糖尿病这些常见病，怎么会急性心衰？后来输血时医生发现，病人肛门外挂着三个瓶盖般大小的痔疮，出血过多导致心衰。刘晗更吃惊了：“痔疮能大到出血到心衰的程度，这不仅我们从来没见过，他居然也从没讲过。”
每一年，都有病人因躯体疾病在所里去世，少则2～3人，多则10人，由医护人员陪着走完人生的最后旅途。一些病人弥留之际已丧失了表达能力，直到去世也没能说出一句谢谢。2016年除夕，上下半夜先后走了两人，医护人员忙碌几天，帮着料理后事。而一些家属，连骨灰盒都没过来拿。
所长丁顺忠最近正为一个来自农村的病人头疼：该病人这一年来腹股沟隆起囊肿，不断扩大，后经综合医院检查，是腹股沟隆突性纤维肉瘤，该肿瘤易复发，医生建议放疗加化疗。联系上家属后，对方表示放弃治疗，医生们好言相劝，说治疗费用由所里承担，家属仍无动于衷，并签了放弃治疗的笔录。“你说我们到底治还是不治？”丁顺忠很无奈。出于人道主义，所里仍然决定进行救治。
这背后，也是强制医疗的政策空白。2013年后，我国已逐步建立起强制医疗程序，但究竟如何执行，仍无确切执行条例。保外就医或保释这样适用于看守所的程序，暂时不存在于强制医疗中，但每到病人突发躯体疾病，所里仍要转院治疗。“相当于目前我们还处在‘无证驾驶’阶段。”王守扩说，所有东西都要摸着石头过河。2016年6月，《强制医疗所条例（送审稿）》曾公开对社会征求意见，但3年过去了仍未出台。
“强疗所的建设和管理，目前还没有一个标准，这是最大的困难。”丁顺忠说。这种情况下，防范突发风险成了所里的第一要务。病房里的墙上写着：事故来自麻痹，安全要务第一。平日晚上不到8点，病房就熄灯了，从外部看上去一片漆黑，但另一边的医护人员办公室则是灯火通明，忙碌刚刚开始。
按照要求，医护人员在夜里查房时要“三看两摸”，拿着冷光手电，看病人脸色是否正常、呼吸是否顺畅、有无翻身等小动作。如果没有，则需摸体温、摸脉搏。一层楼30～40个病人，夜里只有3～4名值班人员，工作量巨大。而在外就医时，一个病人也需两个管教24小时轮流看护。最近，所里还新购置了一个仿真人，每周练习心肺复苏等急救知识。
政委邓超说，病人的日常护理和在外就医费用，目前均由政府买单。而浙江这种国家兜底的执行模式，在其他经济欠发达地区也许并不可行。一次，西部某市干部来绍兴考察，问及强疗所每年经费时，邓超如实给对方算了算账，对方吓住了，说当地可承受不起。“像我们自己都常开玩笑，说以后老了就住我们所里了，这里的养老护理，绝对比外面好。”
“里面很多病人如果现在出去，可能很快会死掉。”丁顺忠说，对于不能出所的病人，他们只能做些简单的心理疏导。曾有一两家慈善机构表示能捐衣物过来，他觉得不太需要。“最需要的是有特长的，能搞点文艺活动的人员，给病人进行疏导。”丁顺忠说。
一个积极的信号是，大环境正逐步改善。2013年来，强疗所收治65个病人，出所25人。“这比我之前想象的要多。”邓超说，从判决结果看，“法院是很有担当的”。有时，他会回访打听病人走出去后的近况：有的找了工作，有的结了婚，有的再生育了小孩。邓超说，每当听到这些，是他从事这份工作最有成就感的时刻。
而在距离现址约10分钟车程的市区一片空地上，一座新的强制医疗所正拔地而起。那里条件更好，空间更大。病房有70多间，床位250多张，走廊3.3米宽，建筑面积为现址的3倍，有康复室，还有操场。病人们散步的空间，可从狭窄走廊，移步到近千平方米的室外。负责筹建的邓超谈及此事，语气中很是欣慰：“他们也是人，也需要尊严。”
（文中病人与家属姓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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