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中文说得好、肚子里有中国墨水的老外，咱们都爱喊一句“中国通”（Chinese scholar）。
但是，许多有见识的老外——哪怕这位牛津+复旦的双料硕士、来华17年的英国学者斯明诚（David Symington）老师，都未必敢接这个称呼。
按斯明诚的话讲，这个叫法的分量重到让人“折寿”。
而把“中国通”的门槛拉那么高的，是一位华人学问家。
来自华人家庭的“英国通”
这个学问家，在前些日子大火的《觉醒时代》里露过面。
既然主题是“觉醒”，片子里的人物装扮上就得切题：不少进步人士都西服革履的，再不济，也是短发配个长衫。
但唯独这个学问家画风迥异：穿个马褂，留着小辫，戴着瓜皮帽，跟走错片场似的。
这副“大清遗老”打扮的小老头，就是当时名贯中西的大怪才，辜鸿铭。
他的家庭很有意思：生在马来西亚，爹妈一中一西，会说汉语、英语、葡萄牙语；义父是个英国种植园主，英语地道，也受过良好教育。
打小就被生父教育“咱是中国人，不能忘本”；到了义父那里，辜鸿铭又被逼着把莎翁和培根的著作都背了个遍，其中意思不大懂，但也打下了博闻强识的底子。
生长在这种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环境，辜鸿铭就被耳濡目染成了一个“煮鸡蛋”：
外（蛋壳）黄，里（蛋清）白，内（蛋黄）黄
义父看“鸿铭孩儿”是个好苗子，就把他送到了英国读书。辜鸿铭也挺争气，中学读完了，考进了爱丁堡大学，把英国文化和思想学了个通透，成了深受学界赏识的“英国通”。
然而，这个“英国通”并不怎么给“中国通”面子。
怪才眼中的“中国通”的门槛
辜鸿铭觉得，西方的汉学界存在一个“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的时弊：所谓的“中国通”大多都徒有虚名。
Among Europeans in China, the publication of a few dialogues in some provincial patois, or the collection of a hundred Chinese proverbs at once entitles a man to call himself a Chinese scholar.
许多身居中国的欧洲人，他们出版了几本关于中国某几省的方言汇编，或者收集了百来条中国谚语之后，便立即有权自称为汉学家。
——《春秋大义》
辜鸿铭
其实辜先生这门槛着实不低：当时中国影响力薄弱，西方的汉学界尚处在初级阶段，那些对中国略知一二的老外，已经算“矬子里拔将军”了。而了解中国就像他了解英国那样的外国学者，珍稀程度不亚于华南虎和中华鲟。
就连主动去了解、记录中国文化的老外，都难逃他的的口诛笔伐；对于那些自我感觉良好、故意曲解中国的西方人，辜鸿铭更不会口下留德了。
辜鸿铭给这类人取了一个统称，叫“John Smith”。这名字放在中国，就相当于“王钢蛋”、“李狗剩”这类的大俗名。辜鸿铭用它直接给批判的对象定性了：从众而愚昧的群氓。
John Smith 们去了解中国，“满足好奇心”只占动机的一小部分：更多的，是想让自己的一些不着边际的优越感“有典可循”。而在信息技术落后的19世纪末，他们获取中国的信息主要靠这本书——Chinese Characteristcs（中国人的气质）。
这本书写得怎么样？
虽然鲁迅先生曾从中受到过一些启发，充实了他的批判精神；但单从内容上来讲，斯明诚在结合来华17年间的亲身体会，认为这本声称“描写中国人文风俗”的著作，实则充斥着各种肤浅的偏见。
那些拜读 Chinese Characteristcs 的 John Smith 在辜鸿铭眼中，自然形象也不会好到哪儿去。
No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eally educated person and the half-educated one is this. The really educated person wants to read books which will tell him the real truth about a thing, whereas the half-educated person prefers to read books which will tell him what he wants the thing to be. John Smith in China wants very much to be a superior person to the Chinese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roves" conclusively that he, John Smith, is a very much superior person to the Chinaman. Therefor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ecomes a bible to John Smith.
那么，真正受到过教育的人和半受教育者之间的差别就在这里：真正受过教育的人总想去读写能揭示事物真理的书；而那些“半瓶子醋”则更喜欢读那些所揭示的内容跟他主观想法相一致的书，好从中了解他受虚荣心驱使所希望发生的那类事情。John Smith极想成为凌驾于中国人之上的优越者，而《中国人的气质》也最终“证明”John Smith 确实比“中国佬”优越得多。于是《中国人的气质》成为John Smith的圣经。
——《春秋大义》
辜鸿铭
换句话说，John Smith 把这种书看得再多，把所谓的“中国人气质”了解得再透彻，在大家面前说得再欢实，也当不成“中国通”。
毕竟喜欢死盯着一颗“绿豆”看、不做思考的，只有王八。
综上我们不难看出，在辜鸿铭的法眼里，对中国了解得太浅，抑或是太歪，都不值一提。
“中国通”有资格被点名批评
那么，他会怎样对待一个真正的“中国通”呢？
可能会“荣获”他的点名批评。
在西方汉学界举足轻重的学问家——翟理思（Herbert Giles）先生的经历就一个典型。
Herbert Allen Giles was a British diplomat and sinologist who was the professor of Chinese at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for 35 years. Among his many works were translations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Tao Te Ching, the Chuang Tzu, and, in 1892, the widely published 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翟理思是英国外交官和汉学家，曾在剑桥大学任中文教授35年。他的著作众多，有《论语》、《老子》、《庄子》的译本，以及1892年出版的一本汉英词典。
翟理思最大的一项成就，便是对威妥玛（Thomas Wade）的汉语拼音系统进行改良，最终创造出了威妥玛-翟理思（Wade–Giles）式拼音，比我们当今广泛使用的汉语拼音早上将近1个世纪。
今天，除了港澳台地区，中国内地也有不少的事物，仍然沿用这种拼音系统：比如，许多人社交必备的“华子”（中华香烟），就被音译成了“Chung Hwa”；俗话说“烟酒不分家”，我们消夏常见的“青岛（Tsing Tao）啤酒”也是这种译法。
按理说，翟理思先生也算是开宗立派的人物了，而怪才辜鸿铭却并不打算给他留太多面子，他指出：为翟理思所有的研究，依然跟中国的基本情况相去甚远。
那么，翟理思先生说错什么惹到他了？
这顿批评挨得冤不冤枉，在《论语》的一句话里就能见分晓：
【英文】Zi Xia asked about filial piety。The Master said,"The difficulty is with the attitude of the children. If the latter only relieve their parent of toil and offer their food and drink to them first——could these be considered expression of filail piety?
【文言文】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白话文】子夏问孔子什么是孝道。孔子说：“孝顺父母，做到发自内心的和颜悦色，这是最难的。有了事情，年轻人操劳效力；有了酒食，年长者吃喝享用，难倒这边可以称作孝了？”
——《论语》（中英双语·诵读版）
问“色难”怎么翻译？
翟理思给出的答案是“hard to define”，即“很难定义‘孝’是什么”。
无论从中文字面的解读，还是对中国道德的理解，翟理思都搞错了：西方人持有的道德观是，只要严格遵守义务和规矩即可，至于是否做到“发自内心的和颜悦色”倒是无所谓。
把西方观念生搬硬套进《论语》的原话，显然是不妥的。
因此，辜鸿铭点评道：
翟利斯博士翻译的孔子的答话联系整个上下文来看，也一点儿未能把握其真实的观点或意义。
——辜鸿铭
乖戾、苛刻的辜鸿铭可谓“中国通终结者”。他的坐镇，给了研究中国文化的外国人带来了不小压力。
即便冒着“老外被劝退”的风险，辜鸿铭仍旧没有放低他的标准。正所谓盼之深，责之切，他太希望能有更多靠谱的人，来把中国故事讲述给世界了。
而今天，在第二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活动上，来自100多个国家的外国青少年，共同讲述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他们都不是“中国通”，但他们都对中国有着各自的情怀与向往。
倘若听闻到这个盛况，辜老爷子想必会无比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