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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文学论薮续编》
邬国平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邬国平，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批评史、魏晋南北朝文学、明清文学。发表论文一百二十余篇，以论述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和明清诗文批评为主。著有《清代文学批评史》（合著）、《中国文学批评自由释义传统研究》、《中国古代接受文学与理论》、《竟陵派与明代文学批评》、《明清文学论薮》、《汉魏六朝诗选》等。
精彩书摘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除夕（公历已进入1792年），七十六岁的袁枚和家人围坐一起守岁，屋里气氛静默得有点凝重。每个人都在焦虑地期盼时间快一点流逝，等待新年第一声爆竹响起。
三十年前，相士曾为袁枚算过一次命，预言他六十三岁得子，七十六岁寿终。果然他得子之年与相士预言丝毫不爽，他为姗姗来迟的儿子取名“迟”。
这种巧合使他对相士的第二项预言不敢轻心，于是在七十五岁时对自己诗文集作了一次修改和增补，以备不测。也正由于这个缘故，此年守岁赋予了袁家特殊的含义。
旧年过去了，相士预言的凶讯并未发生。袁枚怀着欣喜之情写了《除夕告存戏作七绝句》，庆幸自己长寿无恙，而心里依然有点茫然。
康熙、乾隆两朝，是国力强盛的时代，文化事业也得到了蓬勃发展。这引起众多文人积极入世的兴趣，人们似乎相信，只要规规矩矩做人，专心诚意念书，不愁没有前程。然而朝廷忌讳很多，既怕百姓多事，又虑文人不够驯服，后者尤其令统治者头痛，两朝屡屡兴起的文字狱，就是做给那些或许怀有异心，甚至没有异心，只不过太迂一点的文人看的。
沈德潜算是受乾隆皇帝特殊优遇的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将他编选的《国朝诗别裁集》（即《清诗别裁集》）呈献给乾隆帝，乾隆帝一看，书里有钱谦益作品，且列全书之首，顿时板下脸，对他严加斥责，改正后才允继续刊布。
乾隆帝也曾下诏求言，讲得颇动听，“风闻者不罪，称旨者迁官”，鼓励人们说话。谏章收到不少，内容无外乎三类：
最上者取宋儒陈言，迂远牵引，令人闻古乐而思卧。其次小有条议，改刑部一律，工部一例，从亦可，驳亦可。其下争风气之先，伺上意而迎之。
几乎一堆废纸，谏与不谏没有什么不同。这实在也怪不得文人滑头，谁敢保证求谏不是皇帝测试人心的气球？可见当时文人尽管看上去很忙碌，争着想有所作为，心灵深处却是惶恐，很脆弱。袁枚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既强盛又令人怖惧的时代。
他的可贵在于用自己的诗文，从较为松弛的心灵，喊出了几声真诚的呼声。
袁枚开始在求仕道路上相当顺利。十二岁成秀才，为地方官所器重。二十一岁入广西，巡抚金鉷对他有“国士之目”。此年适逢朝廷征博学鸿词，金鉷推荐袁枚上京应试。在全国被荐举的二百余人中，他年龄最小。
尽管没有考中，知名度大大提高。乾隆四年（1739）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此年他二十四岁。接下来就不称心了。三年后散馆，他出为外官，先后任溧水、江浦、沭阳、江宁知县，达六年之久。
他在一首诗中借鹤自喻：“汝本昂昂海上来，如何舞罢飞尘埃。”流露内心委屈。尽管如此，他办事毫不马虎，能够体恤民情，办实事利民，行事风格温和，维持了一方安泰。
“买将桑种贻蚕妇，自制文章教秀才。”“狱岂得情宁结早，判防多误每刑轻。”百姓对他很有好感。然而缙绅官僚也传播着流言，有的不满他气盛疏狂，有的反感他不拘小节，很不利于他仕途擢升。
袁枚三十三岁被荐高邮知州，部议不准。他怀着失望，以母病为由，辞官回乡。乾隆十七年（1752）再起，赴陕西任职，与总督臭味差池，上书万余言，不被重视。未及一年，父死，袁枚回家守制的同时，递交了辞呈，从此退出了曾经向往过的官场。
说袁枚乐意作出此种抉择不合事实。他在部覆批准他辞官那年（乾隆十九年，1754），写下组诗《秋夜杂诗》，其十五曰：
嗟余秉微尚，耻以文字垂。
少小气盖世，于书靡不窥。
上探皇王略，下慕管、乐才。
天文及阵法，一一穷根荄。
年岁日以增，志气日以卑。
静观天下事，非我所能为。
方策虽宛在，诗书多余欺。
瑶台无蹇修，阳文空好姿。
灵龟曳其尾，掉首还丹池。
不求勋万笏，但求酒一卮。
岁月花与竹，精神文与诗。
怀才不遇，郁勃牢骚，情溢于词。他写于四十六岁的《自嘲》有云：“自笑匡时好才调，被天强派作诗人。”也并非不着边际，而是发自肺腑的浩叹。
辞官后，袁枚赏玩自然景致，安于享乐和诗文创作，这些构成他后来生活的主要内容。他交游遍海内，大江南北尤多，凭借精强的身体，走游了许多名胜。他生活充实而自在。
《随园湖楼请业图》（局部）
袁枚说自己既没有“至人”的高德，也不具备“豪杰”的才能，不喜佛仙，仕而不隐，心悦美色，兼爱财货，自称是“古之达人”。别人给他画像：“旷矣先生，侔今无徒，侪古少类。达如刘伯伦而不好饮，逸如嵇叔夜而不好音乐，习静如王摩诘而不好佛，恬退如贺季真而不好道，以名教是非自任如韩退之而不好儒，志鄙王戎而不讳好财，性异阮咸而不辞好色。”袁枚其实并不喜欢别人把他具体比作古代谁氏某人，他属于自己。
从性格来说，袁枚是一个温厚随和、容易接近和相处的人，不同于傲岸、乖张之士，但他对自我的珍视，对个性的维护，在当时是极为突出的，与稍早的郑板桥约略相仿。
袁枚肯定和赞美人的自立不倚精神，他咏颂山顶上兰花：“一枝幽草植山阿，开既飘零落又多。不是无人采香色，其如生处太高何。”歌唱旷野里的春草：“栽培不仗主人翁，自立斜阳自偃风。”
《随园湖楼请业图》（局部）
还有那棵不肯俯首的古松：“松也如高士，门低不肯来。”诗里的兰花、春草、古松，都是孤清高奇、不甘屈阿的人格的艺术形象。他在有些诗篇中直接宣称自己崇尚“独行”：“万物贵有恃，丈夫重独行。千秋万岁中，吾岂无性情。” “山人平生狂颇颇，海内孤行我为我。” “我亦自立者，爱独不爱同。”
他性喜通脱，主张各人随其所好，任天而行，最难接受世俗方规的束缚，视与繁礼饰貌之辈交接为苦事。他买下康熙间织造隋氏之园，以“随园”命名，且取以自号，暗寓“听自然”之意，以为“随之时义大矣哉”。
《随园湖楼请业图》（局部）
由于袁枚交游广泛，与他交游的人有些是达官权要，他有时得依靠他们资助，应酬在所难免，这是否会泯失个性呢？
其实交往与合流不是一回事，不存在必然联系，与公卿交往而保持个性，拒绝受其同化还是有可能的，关键是要讲究交往之道。袁枚与历史上某些追求强烈个性的思想家、学者、诗人在处世态度、行为方式诸方面，有介特孤峭与宽让随和之别，他们对个性和自我的高扬并无实质不同。在与三教九流、各色人物周旋应接中保持自己本真素怀，虽然极不容易，而这恰是袁枚个性的一个特点。
袁枚热爱大自然和人间一切美好的事物。他喜欢观花赏月，登山游水，至老不知疲倦。他歌颂友谊、义气、男女欢爱，一生崇拜女性的魅力，讲究饮食，对着美丽的服饰，常常涌起赏心悦目的快感。他喜欢美好奇幻的故事，爱听真话隽语，绝不会因其不合圣贤思想而大惊小怪。他感到生命短促，应该凭各人兴趣爱好，及时行乐：“不得行胸臆，头白亦为夭。苟得快须臾，童殇固已老。”
这固然含有愤世嫉俗之意，也是他真实生活态度的表白。“但使人间唤生佛，胜教天上作顽仙。”可见他是多么慕恋人间实实在在的幸福生活，而对神仙虚幻的境界则不屑一顾。袁枚一些朴素而美好的愿望令人感到亲切：“我思作一舟，其速如飞鸦。不载人离别，只载人归家。”“不愿女儿通九经，入宫天子呼先生。只愿女儿粗识字，《酒谱》《茶经》相夫子。”
《随园请业图》（局部）
他认为同样是爱情悲剧，帝妃的遭际并不比农夫村妇的悲哀更值得同情而享受艺术表现的优先权。《马嵬》其二：“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历代诗人咏唱马嵬情变，佳作如林，袁枚这首七绝一枝秀出，成功在于使古老的题材灌入了新的平等观念，立意脱凡。
袁枚在那个时代是受正统思想束缚较少者，士大夫的许多成见被他破除掉了，心智相对来说自由得多，胸襟是开阔的，这才使他能够去发现、欣赏、容纳、讴赞世上许多美好的事物。赵翼称袁枚“其人与笔两风流”（《读随园题辞》其一）。
倘若不具备自由、奔放的心灵，美就会在他眼前减退，乃至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说，袁枚性情“风流”又是他笔墨“风流”根本的前提。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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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复旦大学出版社
编辑：段鹏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