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喻晓璇 汪伦宇
1993年4月12日，一片兵荒马乱中，2岁的艾哈迈德·赫鲁斯塔诺维奇与母亲、姐姐和大婶一起被塞进了离开斯雷布雷尼察的联合国卡车。途径萨拉热窝以北90公里的托西奇西，他们去往了图兹拉。
彼时波黑战争已进入第二年，东部城镇几乎全数落入塞尔维亚族军队手中。群山环绕的斯雷布雷尼察是穆斯林聚居的一块飞地，被联合国列为“保护区”，周边的穆族难民不断涌入。在战争进入尾声的1995年7月，一直不满联合国偏袒他族的塞族军队最终突袭并攻占了斯雷布雷尼察。惊恐的穆族男性逃向密林深处，但山林迷雾未能掩盖其行踪。
据赫鲁斯塔诺维奇描述，踏上那段“死亡之旅”后，他的父亲和叔叔们在距斯雷布雷尼察约20公里的森林中被塞族军队逮捕。他们被丢进一间礼堂，与一些穆族同胞一起在这里遭到机枪扫射，随后被投尸乱葬岗。几个月后，未寒的尸骨又被塞族军队挖出转移。
2015年，赫鲁斯塔诺维奇重新埋葬了父亲被挖出的残存遗骨，他选择拥抱和平，定居故乡。但就在父亲长眠地下六年后，他的思绪似乎正被一个幽灵缠绕。
1994年，赫鲁斯塔诺维奇的父亲（左）从被围困的斯雷布雷尼察寄给母亲的最后一张照片。 受访者供图
赫鲁斯塔诺维奇说，他的父亲被捕与一些穆族同胞一起被处决。 受访者供图
“我不敢相信现在的状况与1992年竟如此相似……我母亲当时怀着我弟弟，现在我的妻子也怀着孕。”赫鲁斯塔诺维奇对澎湃新闻（www.）讲述着。
赫鲁斯塔诺维奇所指，是波黑塞族共和国总统米洛拉德·多迪克的最新动向。这位长期活跃在波黑政坛的政治强人以威胁塞族共和国脱离波黑进而与塞尔维亚合并的言论而广为人知，有熟悉波黑局势的人认为他“疯话连篇”。
然而，近日他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步骤：通过立法步骤让塞族实体从中央司法、税收、军事等三族共治的波黑国家机构中独立。多迪克承诺，塞族共和国议会将在11月底之前宣布建立自己的军队和司法机构。
波黑萨拉热窝大学政治学院院长西德·图尔卡洛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认为，国际法庭已经裁定塞族共和国军队应对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负责，“从这个角度来看，塞族军队的重建将被视为是对国家存亡的威胁，很有可能导致冲突。”
斯雷布雷尼察的伤口太过刺眼，以至于人们至今不愿也无法厘清那段历史的是非。
上世纪90年代，当欧洲大陆其他地区正在应付移民带来的多元文化和身份存在等议题时，解体的南斯拉夫仿佛回到了有关封地战争与种族纯洁的历史逻辑，同一片土地上的异族彼此屠戮，与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类似的暴行比比皆是，手上沾满鲜血的不仅是塞族一方，穆族与克族同样难辞其咎。
1995年底签订的《代顿协议》“冻结”了这场战争，也塑造了波黑“一个国家、两个政治实体和三个总统”的荒谬现实。如今，在协议签署26年后，民族主义叙事错综，仇恨与芥蒂不断被建构，政客蠢蠢欲动，一个暗影似乎正试图瓦解在前南斯拉夫废墟上建立起的脆弱秩序。
“鬼城”的凝视
“我的父亲，祖父和外祖父，四名叔叔和我的表兄弟，在1995年7月被杀害了。”赫鲁斯塔诺维奇在推特上的签名冷静地写着。正如斯雷布雷尼察这座小镇，他像是一个永远活在记忆中的人。
1993年4月，赫鲁斯塔诺维奇（右）与姐姐和怀孕的母亲离开斯雷布雷尼察后。1993年11月，赫鲁斯塔诺维奇的弟弟出生在图兹拉，他一生未见过父亲。 受访者供图
斯雷布雷尼察再也没有枪声，历史被封存在了波托察里公墓的白色墓碑群中。波黑失踪人员委员会编制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失踪及遇难者名单上列出了8273个名字，但塞族方面一直认为这个数字夸大了事实。搜寻遇难者遗体的工作至今仍在继续，挖掘、鉴定、掩埋构成了这里沉默的日常。不过，正如当地一位帮助失踪者亲属搜寻遗体的志愿者所说，“尽管这种沉默持续着，但你永远无法称之为和平。”
在波托察里公墓，赫鲁斯塔诺维奇的弟弟埃尼斯第一次与父亲“见面”。 受访者供图
“这里确实很安全，但人烟稀少。”据赫鲁斯塔诺维奇所说，大屠杀之前斯雷布雷尼察曾有3.6万人口，但现在仅有3000人左右。一些穷尽一生也未能找回亲人遗体的老人死去了，由于经济状况糟糕，不少不愿在死水中挣扎的年轻人去西方工作了。
“那些建筑和民居都是空的，就像一座‘鬼城’。周围都是房子，却看不到一点灯光。”他说。
对于斯雷布雷尼察暴行的追责依然让波黑这个“非正常国家”陷入撕裂状态。战争结束后，战时任塞族共和国总统的卡拉季奇和塞族军队总司令姆拉迪奇受到海牙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通缉。审判期间，卡拉季奇始终坚持自己无罪，认为姆拉迪奇才应对暴行负责。姆拉迪奇同样拒不认罪，在2017年被判终身监禁后，姆拉迪奇提出上诉，指责对他的指控“荒谬”“可憎”，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为了保卫人民和国家。
在穆族人口中，这位战时塞族军官是“刽子手”和“战犯”，但背负着沉重历史前行的塞族人仍将他视为“英雄”。
今年3月的一天，一条写着“生日快乐，健康长寿”的横幅出现在了斯雷布雷尼察隔壁的布拉图纳茨镇，横幅上赫然印着多迪克与姆拉迪奇的相片——巧合的是，两人均出生于3月12日。
在塞族共和国，姆拉迪奇的海报、涂鸦和纪念碑仍然四处可见。许多塞族民众坚信，对姆拉迪奇的指控完全是捏造的，是西方支持穆族和克族人的结果。今年6月，在联合国驳回了姆拉迪奇的上诉后，波黑塞族人的抵触情绪再次达到高潮。
塞族共和国的卡利诺维克是姆拉迪奇的家乡，那里的一副壁画描绘了这位战时将军身着军装行礼的场景，配文称卡利诺维克是“英雄之城”。
“我不能接受任何判决。”来自波斯尼亚东部城镇福卡的塞族退伍军人米利耶·拉多维奇告诉美联社，姆拉迪奇对于他而言是一个“偶像”，“没有人能为他定罪，尤其是海牙法庭。他是我们中的一员，是黑帮政客操纵下国际阴谋的受害者——他是我们的人，来自这里，尊重战争规则。”
前国际社会驻波黑高级代表瓦伦丁·因兹科在今年7月结束任期前颁布了有关“禁止美化战犯和否认种族灭绝”的立法。行将离任时，因兹科访问了塞族共和国几个存在“战犯涂鸦”的城镇，还发表公开信敦促波黑地方政府从公共场所移除此类涂鸦和壁画。然而，此举引起了塞族的强烈逆反，从7月到10月，涂鸦非但没被擦去，还报复性地变得更多了。
这波抵制也让多迪克抓住了机遇，他随即宣布将在11月底前在塞族议会通过法律，不再遵守过去由高级代表颁布的近140项立法，还扬言组建自身的军队、边境警察、税务部门和司法机关。
10月底，塞族共和国警方在波黑首都萨拉热窝市郊的亚霍里纳山举行了一次“反恐”演习——1992年至1996年，在长达1425天的萨拉热窝围城战期间，塞族共和国军正是在这里对城内进行着无情的炮击。
政治流言划破了斯雷布雷尼察的平静，人们担心多迪克的“疯言疯语”这次要变为现实。
上个月，一位村民在赫鲁斯塔诺维奇面前咒骂着这位塞族领导人，“为何不让他来棺材里看看？”这位村民刚刚找回亲人的另一半遗体，不得不挖出旧棺重葬。还有一位至今未寻得儿子遗体的老妇人询问着赫鲁斯塔诺维奇，“孩子，发生了什么？我们要再逃跑一次了吗？”
“所有人都知道界线在哪里”
1995年12月，三族领导人在美国斡旋下签署了《代顿协议》，波黑被确立为一个由穆族-克族主导的联邦和由塞族主导的共和国两个实体组成的国家。尽管人们尝试着说服自己与过去和解，但痛苦以一种平静的方式被不断再生产着。
50多岁的萨比特从小长在波黑南部小城莫斯塔尔。他是一名拥有30年经验的职业消防员，但与其他国家的同行相比，他的日常工作量大概少了一半，这是因为全城存在两支独立的消防队，萨比特所在的那支完全由穆族队员组成，只需要负责穆斯林街区的火情。
在1992年到1994年那场血腥冲突后，莫斯塔尔的居民们就按照族裔分成了两个社群。穆族集中在当年交火线的东侧，火线西侧主要是信仰天主教的克罗地亚族聚居地，那里的火情由克族消防队来处理。
“莫斯塔尔的市政系统拥有两支相互独立的消防队。”萨比特告诉澎湃新闻，“不仅如此，我们还有两座医院、两种学校、两家电力公司甚至两支足球队，它们都分别服务穆族和克族。就连夜店都是分开的。”
“自从当年的战争爆发后，我们就从来没有去克族一侧处置过火情，无论距离远近。”他说。
上世纪90年代的战争结束后，波黑的独立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形式上十分完整的中央政府也得以建立。在波黑的全国地图上，莫斯塔尔全城都在“穆克联邦”（注：波黑境内由穆族和克族主导的政治实体）的范围内，不存在与塞族的土地争议。当年那条割裂不同族裔的火线如今没有任何法律地位。
莫斯塔尔地区在波黑国内的位置
然而，近三十年之后，人们心中的“那条线”依然难以逾越。即使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流逝，即使波黑的媒体整日谈论着加入欧盟、北约，仿佛历史早已翻页，但要抹去当年的隔阂依旧是一个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管是在物理还是心灵层面。
“城里每一个角落都有明确的归属，所有人都知道界线在哪里。”萨比特说。
步入莫斯塔尔城区中心，视线越过有着一座明亮庭院的科斯基·穆罕默德帕夏清真寺，很容易就能发现那座标志性的老桥。老桥东侧的街区早已商业化，低矮的巷间满是小商贩向游人叫卖。但细看之下，当地居民竟然将不少当年的122毫米口径榴弹炮弹壳和其他武器零件制成了纪念品，冲突的印记依然随处可见。西岸桥头上，一块石板被人写下了一行醒目标语：“不要忘记93年！”
桥头拱门旁的石板上被写上标语“不要忘记93年！” 澎湃新闻记者 汪伦宇 摄
1993年的莫斯塔尔遭受了在中世纪也没有经历过的磨难。当时，血腥的波黑内战进入第二个年头，穆克联军与塞族武装的血腥冲突仍在继续。但随着形势发展，穆族和克族间的矛盾逐渐浮现，双方在莫斯塔尔地区爆发了战斗，波黑的战事演变为一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
那时莫斯塔尔城内处于三族混居状态，穆族和克族人数最多，均占总人口（近13万人）的35%左右。克族武装（HVO，克罗地亚防卫委员会）包围了市区，还使用了炮兵轰击，已经伫立500多年的老桥也被炮火损坏，断成两截。
站在老桥上眺望科斯基·穆罕默德帕夏清真寺，右侧为穆族区，左侧为克族区。 澎湃新闻记者 汪伦宇 摄
以内雷特瓦河上的这座老桥为界，当时穆族武装（ARBiH，波斯尼亚共和国军）控制了莫斯塔尔东侧，克族武装则占领了西侧。双方均依托居民区作战，期间还出现了许多针对平民的暴力袭击。莫斯塔尔地区的战事直到《代顿协定》签署才硝烟散去。
然而，美国推动的《代顿协定》远非波黑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充其量只是一个临时的政治粘合剂。该协定强调波黑境内各族自身的权力，克族人由于人口较少所以被迫同穆族合作组成穆克联邦，并与克罗地亚建立了特殊关系，而塞族共和国也和塞尔维亚维持了特殊关系，并且在2006年之前还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
萨比特如今依然有一些克族和塞族朋友。“克族军队当年用火炮和狙击步枪袭击了我们的街区，塞族人则在冲突激化后搬走了，三十年过去，我个人对他们的敌意早就消散了。”萨比特说。
但他依然对前景表示担忧，因为在整个波黑，三族间的裂痕不但没有弥合，反而加深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青一代也受到影响。如今的莫斯塔尔，不同民族的年轻人之间基本没有交集，大家上不同的学校，听不同语言的流行歌曲，追着不同的明星。
战争时期波黑民众躲避狙击手的攻击。 澎湃新闻记者 汪伦宇 摄
“我的女儿现在22岁，她当时上的高中很小，只有一栋楼，穆族和塞族的学生都在里面上课。”萨比特回忆道，“但是他们从没有一起出现在教室，穆斯林学生一般大清早去学校，下午很早就放学了，从两点半开始就换成了克族学生和老师使用教室。”
与萨比特当年不同的是，他的女儿一代虽然没有直接经历过战争和仇恨，却也没有交过克族朋友，因为双方成长的文化环境已经截然不同，难以找到共同语言。“她从小就喜欢看土耳其电视剧，听土耳其语歌曲，去的夜店名叫‘艺术’，主要都是穆斯林在光顾，而对面克族人去的夜总会是‘粉红豹’。”萨比特说。
追溯巴尔干的早期历史，穆、克、塞三族的祖先都属于南斯拉夫人，同操一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在奥斯曼帝国的征服扩张过程中，一部分塞尔维亚人皈依了伊斯兰教，逐渐成为今日穆族的祖先。到了前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统治时代，南斯拉夫的穆斯林在法律意义上被划为了一个单独的民族，官方称之为波斯尼亚克人。
铁托时代小学生的习字本，学生以西里尔字母书写铁托名字。 澎湃新闻记者 汪伦宇 摄
在赫鲁斯塔诺维奇家中，一面波斯尼亚王国旗帜被摆放在显眼位置。这面蓝底白条加上鸢尾花的旗帜与如今官方的波斯尼亚共和国国旗不同，它早在奥斯曼帝国的征服前就被信奉天主教的波斯尼亚王室使用。上世纪90年代的内战期间，波斯尼亚民族主义者也在这面旗帜下展开了谋求独立的战斗。
像赫鲁斯塔诺维奇一样的穆族居民虽然珍视自己的穆斯林身份和奥斯曼帝国留下的遗产，但同时也公开表达着对奥斯曼征服前信奉天主教的波斯尼亚的尊重。“这些都是我们的历史。”他说。
独立后的波黑再度受到了土耳其的文化辐射。莫斯塔尔城区很小，土耳其总领事馆占据了显眼的中心位置，其到地标老桥的直线距离只有200多米，抬头即可望见。每逢工作日，门口都有人排队，人气超过城里其他的外交使团。
“年轻人都愿意去伊斯坦布尔上大学，比去欧洲方便多了。”萨比特说。
“拜占庭式的”治理体系
在上世纪90年代西巴尔干的血腥战争中，处在媒体聚光灯下的往往是塞族发动的大屠杀。人们谈起更多的是卡拉季奇、姆拉迪奇等塞族战犯，却很少提及同样被海牙法庭调查的穆族领导人伊泽特贝戈维奇和克族领导人图季曼。
联合国决议1993年将斯雷布雷尼察设为“安全区”，决议要求：“交战各方都应将斯雷布雷尼察及其周边视为安全区，禁止任何武装袭击或敌对行为。”然而，实际上各方都没有遵守协议，塞族武装（VRS，塞族共和国军队）会经常向安全区开炮。而混在难民营中的穆族武装人员则频繁出动，袭击塞族哨所与平民，打完了就立刻跑路回“安全区”躲避，这种做法之后又招致塞族武装的武力报复。
1995年8月4日凌晨，代号“风暴行动”的战役打响。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大陆上发生的最大规模陆战。自此，克罗地亚与波黑被连成一个战场。克罗地亚政府军主导了这次作战、波斯尼亚共和国军和克罗地亚防卫委员会都参加了联合行动。
联军共集结14万兵力，在克罗地亚与波黑横跨630公里长的战线上对不到5万塞族军队展开攻势。战役持续到8月14日，塞族军队全线崩溃，克罗地亚境内自立的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被基本摧毁，20万塞族人逃离家乡沦为难民，约1200名无法逃离的老弱病残遭到克族屠杀，村庄被报复性焚毁。
萨拉热窝一座博物馆内对当年战争的纪念。 澎湃新闻记者 汪伦宇 摄
战争虽已结束多时，但创伤至今难愈，波黑境内两个政治实体的关系并不和谐，它们与各自母国的往来远比和对方的交流更频繁，波黑国家的整体认同往往只停留在书本或欧盟的口头说教上，而经常越过波黑议会强行通过法律的高级代表则让波黑中央政府显得无所作为。
《代顿协议》以一种看似精密的技术方式为波黑建立了一种“拜占庭式的”治理体系，这种极度错综复杂的政治体系在宪法上巩固而非解决了战争的分歧。
在人口不过380万的波黑，有3名总统、13名总理、180多名部长和700多名国会议员。波黑的两大政治实体都保留了自己的行政系统，并且互不统属，三个民族每族选出一人组成波黑主席团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一届任期4年，每8个月就会轮换一次正副主席，由各族轮流坐庄。
除主席团外，正副总理以及政府各重要岗位也是三族平分。为了在波黑境内推行改革，西方国家还在波黑设立了高级专员一职，这个职务类似波黑的“太上皇”，有着高于波黑政府的权力，可越过波黑政府直接立法和进行人事任免。
波黑政府机构臃肿也导致治理效率低下。以人口普查为例，由于塞族共和国与穆克联邦各自独立使用不同方法进行统计，结果往往两三年仍未出炉。
最近，随着波黑等西巴尔干国家意图加入欧盟，新的政治问题层出不穷，三族共治的行政机器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设计漏洞，有的甚至危及国家的内部团结。
根据欧盟对成员国资格的规定，波黑需要进行符合标准的选举制度改革，其中一项要求是，所有公民不论其民族、宗教等背景，都应拥有被选举为总统的权利。
按照这种精神，过去两年穆克联邦内人口占多数的穆族也选举了克族的候选人，但他得到的克族选票实际上非常少。如此结果自然让克族选民十分不满，他们希望确保只有克族人才可投票选举克族的主席团人选，也就是说必须创造一个专属于克族的选区。然而，在欧盟的观察者看来，这种做法势必会导致民族分裂的趋势进一步加深。穆族也对此表示强烈反对。
在欧盟的百般刁难下，波黑政治精英在入盟方面也未达成共识，多迪克就多次表示，加入欧盟并非波黑的主要任务。
下一个触发点
上世纪下半叶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欧洲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在1996年的主题演讲《大幻象》中作出了一个预言性的观察：走向一体化的欧盟正在将“去民族国家化”本身作为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基石，未来一旦再度出现波黑战争这种传统的民族主义冲突时，西欧将不得不就此沉默。
如今的国际时局下，无论是欧盟还是北约，都无力也无意顾及巴尔干半岛这片已经丧失战略意义的地区。世界的漠不关心让这里滋生着躁动。
就在今年7月波黑发生“涂鸦风波”之际，与多迪克一样时常语出惊人的塞尔维亚内政部长亚历山大·武林再次挑动了地区的神经。
“这一代政治家的任务是要建立一个‘塞尔维亚世界’：团结塞族人，建立一支可以保护塞尔维亚和塞族人的军队，无论他们在哪里。”武林的言论被一些人认为是在为“大塞尔维亚主义”“招魂”。
“波黑仍然是一个脆弱的国家，西巴尔干地区的大多数冲突也并未解决，而是处于冻结状态。”从事地缘政治与冲突管理研究的图尔卡洛对澎湃新闻指出，在整个西巴尔干地区，历史修正主义势头强劲，助长了极右翼团体和运动的崛起，这种历史修正主义趋势与南斯拉夫战争尚未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相伴，让西巴尔干地区活在过去的阴影下。
自“放狠话”以来，多迪克已经开始在周边国家四处走动。他先是在塞尔维亚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与此同时，他还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等反穆斯林的欧洲右翼领导人保持沟通。近日，他又与支持穆族的土耳其打通了联系，亲赴安卡拉拜访土总统埃尔多安。
“假使欧盟继续淡化波黑问题，这将为新的参与者提供更多空间，他们在波黑及西巴尔干地区现有的影响力将进一步增强。”图尔卡洛指出，“这还可能导致波黑成为各种外部参与者的战场，他们可能会利用波黑‘冻结的冲突’来破坏欧洲的稳定。”
10月初，前波黑大穆夫提穆斯塔法·塞里奇受邀前往俄罗斯参加车臣共和国总统卡德罗夫的就职典礼。回国后，塞里奇立刻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夺人眼球的“游记”，称车臣战争后俄罗斯成功“整合”了车臣，“但布鲁塞尔没有，而且似乎不想将波黑纳入欧盟。”
塞里奇的言论反映出波黑穆族当中与日俱增的欧洲怀疑主义倾向，而他们历来将欧盟一体化视为解决战后波黑所有问题的唯一途径。
“西巴尔干地区受到各种国际行为体的强烈影响，这些行为体彼此相互冲突，也导致了西巴尔干各国内部的摩擦。”图尔卡洛表示，“一方面，这些国家太小了，以至于他们无法通过成功的外交政策与在该地区发挥重要作用的所有大国建立可预测的、务实的关系；另一方面，西巴尔干国家的民意建立在与俄罗斯、土耳其等国历史、文化联系的情感纽带和对欧盟成员国资格的务实需求之间。”
在欧盟的绥靖下，西巴尔干各国的不稳定因素正在积聚。图尔卡洛认为，欧洲与更广泛的西方世界此时仍未意识到波黑局势会对整个西巴尔干地区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正如百年前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萨拉热窝事件一样。
2014年，一场被很多人称为“波斯尼亚之春”的抗议曾短暂点燃波黑暴力的火星。世界银行对波黑经济状况的评估惨淡，根据2013年的报告，波黑的非官方失业率为27%，15至29岁的波黑人当中有大约57%没有工作。
2014年7月，波黑抗议者纵火焚烧政府大楼。
虽然波黑战后的经济重建推动了私有化改革，但国企私有化和国家资源出售给了腐败政客肥私之机，为了保住有利可图的职位，他们不惜靠散播种族仇恨来煽动民意。然而，在2014年的抗议期间，三族政客反而利用混乱局面攻击异族政敌，经济与民生却毫无进展，《代顿协议》再次成了替罪羊。
“民众的不满、未解决的战争遗留问题、复杂的外国影响以及质疑国家存在的政治精英……种种问题彼此缠绕，在这种环境下，即使是一个微小的触发点，也能点燃一场新的冲突。”图尔卡洛表示。
面对潜在的动荡，赫鲁斯塔诺维奇对欧盟和北约都不抱希望。
今年与亡故时的父亲同龄的他仍记得，父亲在给母亲的一封信中写道，“不要担心，北约会保护我们，塞族军队不会进入斯雷布雷尼察，他们已经向我们许下了诺言，他们会用飞机向我们空投弹药补给……”但这一切从未发生。
“我不相信还会有人来帮助我们，特别是因为我们是欧洲的穆斯林——成为穆斯林就是我们的原罪。没有人想要我们留在欧洲，可我们已经在这里600年了。”赫鲁斯塔诺维奇耸了耸肩，他坦言自己也有不少塞族朋友，但彼此从不谈论政治。
他知道，当和平崩塌的一瞬间，他与塞族邻居们建立起的脆弱友谊，将永远被埋葬在群山环绕的密林中。
责任编辑：胡甄卿 图片编辑：蒋立冬
校对：栾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