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有很多的不明白，但从小我就是个不求甚解的人，从来没想过去弄明白这些不明白，而是叫谜底一个个自然的解开……
每年一到春节，大杂院的石家就会把家里的坛坛罐罐都贴上福字。但是那福字总是贴倒，让我奇怪死了。问题是今年“错”了，明年还继续“错”。
有次去小伙伴毛三家玩，看到一件令我非常惊诧的事情。岳叔边喝酒边吃着盘子里的“花玻璃”。玻璃怎么能吃呢？我鼓弄了很多天也没想明白，其实人家吃的是变蛋或松花蛋。
有天站在我家门口，忽然想起来一个问题，爸爸的爸爸是爷爷，那爷爷的爷爷 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是谁呢？忽然发现这个问题没有头了，也就不想了（无意识地在想人类起源了）。
曾经觉得最好看的字就是美术字。不明白很多商店的牌匾，放着好看的字不用，非要把字弄难看了（草体）。
那时候“资本主义尾巴”快被割完了，偶尔有私人挎着篮子卖啥的。母亲买菜回家常常会说起，今天买的死人的什么什么，死人的什么什么多少钱。我觉得这些卖东西人是不好，也不能老喊人家“死人”啊。我把“私人”理解为“死人”了。
人一结婚就会有小孩，孩子怎么有的呢？有一天我在隔壁一对新婚夫妇家找到了答案，他们家桌子上有好几个药瓶，原来结婚后吃这些药就能怀孕生小孩。再大点又觉得男女离得近就会生小孩。到我上大专都不明白这个问题，有个女同学上课和男同学紧挨着坐，心里就想，她怎么不怕怀孕呢？
有两种人总是让我替他们感到累。一个是门后话匣子里的广播员，一个是交警。播音员一天到晚的在那说，多累啊。我以为广播员就男女两个人。交警一个人指挥那么多车辆，一天下来不累死了，我一直觉得交警是看车辆指挥。他叫谁过谁才能过。
往往小学校拐的路口有一个修鞋摊，但是经常有马被牵过去削脚。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要把马的脚削掉一块呢？马得多疼啊，其实是在给马上马掌。
大哥对我说，有个拔丝厂是专门拔个的，我觉得我个子矮就天天叫我大哥带我去拔丝厂。
演杂技代价太高太麻烦了，还要在舞台上挖地道，不然。那些活人，鸽子的从哪里变出来？
小时候我家生活不好，到月底或者有什么事情就接不上了，寅吃卯粮，我经常看到一到月底，父母亲就在一起商量后面几天怎么过。但是在这样的窘迫的家境下，零花钱对我竟是完全开放的。父母从来没有专门给过我零钱，都是我自己拿，而是从来没有过语言上的交流，一切于默契中进行。
零钱就在写字台第一个抽屉里，一个家中唯一上锁的抽屉。但是钥匙就在下面一个抽屉里，形同虚设。父亲是做会计工作的。五分、二分、一分的零钱放在其专用的凹槽里，排列整齐如士兵。我想用零钱的时候，比如门口来了挎篮子卖菱角的，或去小店买个桂皮、薄荷糖什么的，我就从“硬币队列”里抠下一个，并为他们的长度总体不受影响而安然。
上小学的时候，我口袋里会装两分钱留买冰糕。但我常常用忍着不吃来留住那两分钱。每天中午，面对那卖冰糕的吆喝声，心里都会斗争：买，还是不买？有很多次，我为战胜了自己，省下了两分钱而快慰。这样的“斗争”，父母是不知道的。也从未想过给父母表白。
父母亲是不知道硬币“队列”变短，还是知道了不当回事，或者故意给我留个豁口，反正从未给我提及过此事，像一个心照不宣的约定。
我一直就这样自由支取零花钱。开放式的花零钱，不仅没有纵容我的乱花钱，反而比其他孩子花费更少，更有节约意识。我的眼前总是晃动着父母商量找谁提前支取“摇会”钱的情景。潜意识里已懂得，我省下的每一分钱，都是在为我们家做贡献。
大约在我九岁左右，有天看到和我差不多大的玲玲光膀子只穿一个裤衩去倒垃圾，用现在的话说，我觉得很酷。立即也学她光膀子穿裤衩去倒垃圾。垃圾箱在出了大杂院门口的旁边。出去时候还感觉良好，倒完垃圾忽然觉得光膀子太难堪了，根本就没法走回去，硬着头皮走回家……这件事情一生都留下阴影，后来我经常会做光膀子无法回家的恶梦。
也是大约八九岁，远嫁到河南的姐姐的婆婆来了。还带了吃的来。一个尼龙兜里面装的黑不乎乎的小园饼子。姐姐的婆婆和妈妈聊的什么，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心思完全在那个黑饼上了，等到黑饼一离开婆婆的手，放到了我家桌子上，我立刻就奔向它。当我伸手要去拿时，母亲用一个眼神制止了我。我不仅立刻会意住手，而且觉得非常羞愧、难为情……
母亲的一个眼神犹如一个按钮开关，让我瞬间从一个世界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先前的世界是混沌的、不懂得羞耻、无所顾忌的，也是轻松美好无负荷的……也因为这个眼神开启了一个有所顾忌有所负担的新世界，我再也无法忘记母亲的这一个具有开荒意义的眼神。
也是这个年龄，有天家里收到河南二姐的来信，信上说，我姥爷去世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大事，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妈妈。母亲下班一进门，我就欢天喜地抢头功似的对我妈大声说，我姥爷去世啦。没想到母亲听到后，把包放下，就坐在那里默默掉眼泪，晚上也没吃饭……一家人都用眼神在埋怨我，我忽然间明白了什么……
大约在我十岁的时候，有天我独自在小伙伴方方家门口，忽然想到我也会老，也会死，这让我忽然间非常害怕和无助，心犹如掉进一个无底洞……我愣愣地呆了好大一会才回家，所幸，从那都不再去想这个问题了。不仅不再想自己老不老的问题，也觉得父母亲永远也不会老不会死似的，眼前的一切仿佛会日复一日永远这么循环下去……不知道是对未知世界的本能的逃避还是一种无奈的接受？反正生活又回归了“永久”。
我母亲善良热情聪明开朗很有人缘。邻居们对我们家都十分高看，主要是母亲的面子。大杂院有前后院，我们家住后院。从前院过时，住前院的石老太经常会塞给我一块“三刀”糕点，每次还会说同样的话，“你妈妈是个好人，除了你我谁都不给。”她是”四类分子”，负责扫大杂院门口那条街。她可能是想通过我，向母亲传达些什么吧？我回家自然会把她的话学给母亲。但其他没多想。
给人起外号。院里有个男青年叫洪生，他的嘴唇厚而撅，每次他从我们家门前走过，我就喊他“撅嘴帘子”，他就给我瞪眼，跺脚，再没有其他过激的言语行为。但他越瞪眼跺脚，越刺激我喊“撅嘴帘子”的乐趣。后来，他妹妹成为我嫂子。但他对我始终不热乎，我总觉得和我小时候经常喊外号有关系，也觉得自己太不该那样了。
拿“毛毛虫”吓唬人。大约是六七岁的时候，住我们家对面爱玲特别怕毛毛虫形状的叶子。一看见就吓哭。我觉得她太憨了。又不是真虫子，有什么可怕的呢？她越怕我越喜欢拿那个像毛毛虫的树叶吓唬她。看到她哇哇大哭，就特别开心。而且干这事还上瘾了，每天乐此不疲。后来有大人干预，才止住我的恶作剧。从我的身上亦可见，人之初性本善？非也。
耍毛孩。毛孩那时三四岁，我十岁左右。整天在大杂院里串门子。反正别人也只当我是空气。毛孩的奶奶天天给毛孩做鸡蛋乳。把我馋死了。每天毛孩在小车里他奶奶喂他鸡蛋乳的时候，我就在后边做鬼脸。我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动机。我一做鬼脸，男孩就唧歪。她奶奶终于发现是我捣鬼。不愿意我了，厉声说，“小景明，你要再这个样我就先找你妈去！”当时，我脸就红了。也许从那一刻起我知道了羞耻。
问人要东西吃。有次看到大杂院的小伙伴名唤“字方”的吃条酥。把我馋得不能行。居然开口问人家讨要：叫我咬一口吧？字方还真不抠，当即叫我咬一口。那张口讨来的条酥真甜啊。事后觉得自己真丢人。记忆中只此一回。一直到现在都感谢字方的慷慨。不然那回忆会更不堪。
和人打架玩。有段时间，晚上特喜欢和人打架玩。大杂院孩子多。也总能找到愿意玩的对象。有次叫小伙伴一拳揣到了心口窝上。那种说不出的难受，今生再没体验过。是种要死的感觉。从那，我知道乱着玩不好玩了。这件事我没给打我的小伙伴讲，也没告诉父母。那种生死的体验觉得讲了也没人能理解了。从小我就知道：体验一旦深刻，是无人能分担的，也无需对别人讲的。小时候的“不讲”是一种本能，长大了，上升为一种理性。
多拿薄荷糖。小时候，我经常在大杂院门口的小卖部买薄荷糖、桂皮一类的东西吃。店主是个二十几岁，脸黑、面相很凶的男子。表情像天天怀着“阶级仇恨”。有次给了他2分钱的硬币买薄荷糖，他让我自己拿。我一看两块粘一起，拿了就跑。这一跑叫黑脸发现了，黑脸追过来了。进了大杂院，我没径直跑，而是多个心眼，跑进一“拐弯”的夏大娘家了。黑脸问夏大娘看没看见一个小孩跑过去，夏大娘当然说没有了。我在屋里耳朵伸得老长，心跳砰砰的。心想：好险啊。差点叫人逮住了！
工厂偷橡皮筋。小时候小孩家兴玩跳皮筋。皮筋可不像现在商店有卖的。我们都是找废旧轮胎剪的。我父亲恰好在橡胶厂工作。我和大杂院的小伙伴就经常去我父亲厂捡拾。有一次，捡到不少废旧的内胎，厂里的阿姨叔叔还帮我们剪好。俺几个人把口袋塞得鼓不囔囔的就出来了。
谁知道走到门门口叫看大门的逮住了。那看大门的有一双大如牛的眼。现在想想，他长得实在很像小鹿狗。背后大人孩子通称他“大牛眼”。“口袋里装的什么，掏出来！”大牛眼朝我们吼着。他这一凶，我的魂都快被吓掉了。（以后恶梦里常常梦见大牛眼）其实他也许是诈我们的。小孩哪有这拐弯心啊。当即把口袋里的皮筋都陶出来了。那一刻，我感到难堪的同时，也很可惜那一地的橡皮筋。
逃票。小时候大杂院的孩子常常结伙去公园。一般都是坐“自己的11号”。有次回来的时候，不知道谁提议的坐公交车，趁人多逃票。我们利用自己身材小巧的优势，半蹲着，企图“淹没”在“肉林”里。谁知道还是被眼光犀利的售票员发现了。售票员叫买票，我们说，没钱。售票员用眼睛使劲宛我们几个，说：脸皮真厚，不嫌丢人！记得我当时的脸刷得一下子红了……从那，再没干过逃票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