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周姝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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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有两位女性导演分别在东西方声名鹊起。一位是贾玲，她的导演处女作《你好，李焕英》票房已突破48亿，冲入中国影视票房前三；一位是赵婷，她凭借作品《无依之地》获得第78届金球奖最佳导演奖，是首位得到该殊荣的亚裔女性导演。
但是，贾玲和赵婷代表的只是影视圈的极少数。长期以来，女性在影视行业，多负责宣发、策划、管理等后期工作。即使进入到剧组，女性也只从事化妆师、服装师、场记、制片等轻量型工种，能参与影片前期拍摄制作的屈指可数。
邓璐，男性电影摄影师包围圈中冲出来被大众熟知的首位女性，也被称作“穿斯坦尼康的女王”。去年，她操作斯坦尼康的画面被剪成视频发布在网上，登上微博热搜，大家才意识到，原来女性也可以成为电影摄影师。
31岁的邓璐是半路出家做摄影。她学的动画，干过服装助理，在《十月围城》剧组第一次透过监视器，看到了动作画面的酷炫，简直让她落泪。冲动之下，她跨行干摄影，而这一干，就快十年。
邓璐出生在一个影视之家，她的姥爷和父亲都是摄影师，母亲在剧组做服装设计。作为女孩儿，她碰不到的相机可以摆在哥哥们的面前。家里对她的期待是一个朝九晚五的稳定工作，“离家近、休假正常、在父母身边，然后结婚生子，安安静静过一生”。
但邓璐不喜欢这样的人生。她去了剧组，从服装助理做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邓璐回忆，自己忙起来的时候，能用跑都不用走，有时候还要兼职洗衣工，洗到双臂都过敏起红疹。
做着服装助理的同时，邓璐喜欢用自己的相机拍花絮。加上本身学动画出身，她对剪辑也很有兴趣，后来发现后期再好也解决不了前期拍摄的问题，便开始尝试自己摄影。在摸索的过程中，邓璐发现了摄影的乐趣，她说，“这是很美妙的一个事情。”
21岁那年，邓璐花钱买下了第一台属于自己的斯坦尼康。
斯坦尼康是一种摄影机稳定器，方便摄影师将沉重的摄影器材背在身上，拍摄长镜头和运动镜头。使用时，摄影师要穿上承重背心，套上减震臂和平衡组件。整套设备加上摄影机，重量会达到60斤。
“第一次背的时候还是小机器，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邓璐说，“其实现在来看它就是一个小玩具，但那个时候就觉得还蛮沉的。”
比斯坦尼康更沉的是胶片机。邓璐曾参与过几次使用胶片电影机的拍摄，当她背上机器的那一刻，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沉。即使那时她已经对各种类型的摄影机都能驾轻就熟，但是胶片机背在身上后，她感觉从来没有背过这么沉的机器。
“真的要感谢科技的发达。”邓璐感叹，她现在能够进入到这一行，是科技让摄影机器变得轻便，女性也有能力驾驭了。
但是，相对来说更好驾驭的斯坦尼康，女性遭遇的生理限制也并不容易被打破。
首先是身高问题。邓璐1米64，而现在的男演员基本都在1米8以上，她必须用增高柱才能拍得到男演员，这时候单纯靠腰腹力量支撑机器已经不够了，她得依靠手臂力量举着笨重的机器。
为了能拿得动机器，邓璐开始健身，微博也经常晒出运动的照片。没有拍摄的时候，她健身七八个小时是常态，有氧和力量轮换着来，游泳就当休息。
其次是户外高强度工作，受伤成了家常便饭。在新浪娱乐的采访中，邓璐回忆起此前在大同拍片的经历，她的腰椎突然错位，正完骨后还差了一节，但当时还要拍摄一个快速跑动的镜头，她是忍了两三天的疼痛才拍下来。
另外，斯坦尼康摄影师还面临着一种职业病，由于常年佩戴机器，邓璐手臂和大腿上常年有湿疹，难受的时候晚上翻个身都是疼而不是痒，并且好了之后还会继续复发，只能吃抗过敏的药。
邓璐不是没有想过放弃，她也陷入过对自我的怀疑，在国内这一行确实没有过先例，她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成为那个幸运儿。
“其实朋友和身边的人都觉得我在浪费时间浪费钱，有时候他们会问我说，你看之前有哪一个做出来过，你会觉得也挺现实的，你干也不一定能出得来，而且大家都觉得应该出不来，确实挺难的。”
这种难不仅是生理上的突破，还有对长期以来片场对女性的不信任。苏毅斌是一位在美国发展的调色师，据他透露，他在海外攻读电影研究生时，班上女性甚至会比男性多，但是一旦到了片场，女性似乎就消失了。
广告导演、制片人孙怡歌告诉界面职场，在国内影视环境，如果你是女生，基本上只会给做一些偏文职的工作，比如统筹或者宣传。但是，如果到大组里，“有时候甚至化妆之类的工作，他们都不是很想要”。
因为性别而被拒绝是许多影视行业女性从业者都有过的遭遇。邓璐给一个波兰导演投过简历，但对方仅仅因为她是女性就淘汰了她；有一位朋友给她介绍了拍摄长镜头的工作，投了简历后依旧是没有回音，后来她才从朋友那知道原因，还是因为性别，导演不敢冒险用她。
孙怡歌的经历类似，有位学长介绍她往一个剧组里投资料，但最后悄无声息。刚好她另一个朋友在这个剧组，才向她透露，这个组里全都是男性。
“当全是男性的片场突然出现一位女性的时候，就会存在一些偏见。”孙怡歌说，“男性员工会认为这份工作强度大，女生体力难以胜任，另外也会考虑还需要给女性单独开一个标间，这会是一笔额外的支出。”
邓璐和孙怡歌都能理解这种偏见的存在。一方面是之前没有见过女性做这一行，另一方面是男性会下意识认为这种体力活应该他们干的，会存在对女性的怜悯。
值得一提的是，孙怡歌认为，这种偏见的产生也是因为女性在剧组的工作不符合社会对传统女性形象的期待。拍戏的时间短则一个月，长则三个月，剧组生活又经常昼夜颠倒，辛苦劳累，家庭和社会很难接受一个女性是“颠沛流离”，长期不着家。
想要打破偏见，最好方式是做好本职工作，并且要比男性做得更好。如果男性要求是100分，那么女性需要做到120分。
邓璐提起她有次帮部电影赶一个长镜头，时间很仓促，她临时赶到调试设备的时候，所有人都在盯着她。导演没有预料到会是一个女摄影师来做这个活，但是又不得不接受。
等到她顺利拍完和导演一起吃饭的时候，这位导演向邓璐感叹，“在片场听到你声音的一瞬间，我都快崩溃了，我这辈子真的没见过女的干这行，但是拍完之后，你让我一下子改变了看法。”
影视行业竞争激烈，女性生存空间更加狭小，邓璐是靠着拼命地学习不同的知识，才换来更多的机会。
“如果你可以拍固定机位，又可以摇炮，又会推轨道，还可以做斯坦尼康，那么你的机会自然就多了。”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斯坦尼康得是你一天一天去背去练才行，好多人不愿意去背这个东西，确实很累。我真的是为了能够给自己赢得多一点的机会，去做这件事。但我不是只做斯坦尼康。”
就这样，邓璐一边在摄制组拍剧照一边帮着做摄影助理的活，后来做焦点，再从C级做到A级，最后一步步做到了摄影指导的位置。
摸爬滚打多年，她的口碑慢慢积累起来。《相亲相爱》《大象席地而坐》《后来的我们》《大约在冬季》等作品让她逐渐有了名气，在2019年她还参与了陈凯歌导演的新作。
抖音视频出圈后，邓璐并不介意媒体赋予的“女性摄影师”这个头衔。有人质疑她技术并不过关，只是靠性别在出风头，但她表示，“每个人的想法我们没法去勉强，质疑也好，信任也好，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不管你是男是女，真的做得特别好的话，任何一个人都会说你很棒。”
作为国内“斯坦尼康女性摄影师第一人”，邓璐希望鼓励到更多的女性加入这个行业，只有这个圈子的女性越来越多，偏见和看法才会越来越少，而这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邓璐直言，“任何一个人做摄影师都是很容易的，但是做好一个摄影师会很难。”性别不是用来出风头的工具，成为一名好摄影师需要付出的都是未知的，永远不知道下一部戏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去年年底，在“Her Voice山一说：中国幕后女电影人”论坛上，邓璐见到了电影录音师龙筱竹（《暴雪将至》《日光之下》《青红》）、剪辑师刘新竹（《老兽》《春江水暖》）和调色师付舒（《暴雪将至》《暴裂无声》《小伟》），共同分享女性在幕后创作中的艺术力量。
论坛联合发起人耐安说，女性电影人的道路，其实和一切有理想的人之间，并没有那么大的分别。
邓璐坦言，如果女性想要踏入摄影师的门槛，就不要把自己具体停留在某一个阶段，“你只能不停地去接受，不停的去磨练，去逼自己，不要等着别人来教你，学习只能是靠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