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时报》记者杨燕林庆)这两天来，很多网民纷纷表示& amp# 039；黄龄& amp# 039；注视着这个人。网展是她在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生，这次新型冠状病毒& amp# 039；零患者& amp# 039；
2月16日，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发布声明称，2015年硕士毕业生黄燕玲未曾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网络传闻实属造谣。
谣传的“零号病人”
事情发酵源于2月13日，某视频网站一则自媒体上传的视频戏谑“三体P6实验室的女主角好像出现了：武汉病毒研究所2012级女硕士研究生黄燕玲”，暗示武汉病毒研究所“人为制造新病毒”“病毒标本泄露”才导致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直指黄燕玲为首位感染者。对方给出的理由仅是一张截图——武汉病毒研究所诊断微生物学科组的网页。
该网页中“研究生一栏”中列着从2008年到2013年的11位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唯独黄燕玲没有简介和照片。传播者质疑“武汉病毒所关于黄燕玲的资料都没了，此人到底在哪里？”断言黄燕玲就是“零号病人”；并称“在她出事之后，武汉病毒研究所抹去了她的信息，这是做贼心虚的表现”。“武汉所没有一个人感染不正常。武汉这么多确诊案例，为啥你们所一个没有？肯定有问题！”
2月14日，声称黄燕玲就是“零号病人”的传闻愈演愈烈，更有甚者说她已经去世，并把病毒传染给了殡仪馆的人，以至于病毒在全国广泛传播开来。目前，该条微博已被标注为辟谣消息。
就此事件，黄燕玲的硕士生导师、武汉病毒所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副主任危宏平研究员在朋友圈发文回应，“我近两天接到许多电话或邮件，咨询曾在本组学习过的黄燕玲同学近况，我是她导师，黄燕玲同学2015年7月硕士顺利毕业后，一直在外地城市工作。经与她本人电话确认，目前黄燕玲同学身体健康，一切安好！网上与此不一致的传言皆为谣言。因抗疫工作繁忙，不再一一解释！”
几乎同时，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石正丽也在朋友圈回应“关于病毒所的谣言一波一波为哪般？又在传一个2012级硕士黄燕玲为零号病人的谣言。该生2015年毕业，和病毒所已没有关系。”并晒出黄燕玲本人的QQ截图声明。
截图中，姓名备注为黄燕玲的QQ用户在群中发言表示，“我是黄燕玲本人，还健在，如果你们收到了什么邮件，说的不是真的。”
16日，有媒体联系到黄燕玲目前任职的四川一家生物公司，并采访了黄燕玲所在部门负责人。其称，黄燕玲于2016年通过社招进入公司，从事生物技术工作。“她身体没有任何状况，公司每天都在测体温”。“她只是个躺枪的人，看到各种谣言，她很心烦，压力也很大，不太想说话。”
“零号病人”是破解病毒传播的重要一步
2018年，英国出了一部电影叫《零号病人》，故事讲的是，某种超强病毒侵袭了地球。一位对病毒免疫的人类幸存者，为了拯救被感染的妻子，决心带领大家找到“零号病人”，寻求治愈病毒的解药。
可见，病毒来了，找到“零号病人”非常重要。
“零号病人，通常指的是在新发疾病流行时，第一个患某种传染病的人，是开始传播疾病的源头。”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宁毅接受健康时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理想情况下，流行病学调查可以追溯到“零号病人”，将病患串联成一个源头或多个源头的传播路线，从而为疾病来源、病因分析、控制措施、预测预警机制的建立提供关键的信息。
随着现代人口生态的变化，传染病已不再是一个区域性问题，而是全球性问题。2003年的SARS疫情短短两个月内就扩散到国内24个省市，最终波及到全球30多个国家地区，这使得国际化传染病监控体系建设迫在眉睫。这一体系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第一时间发现传染源，及时进行调查和采取控制措施，而“零号病人”的病因正是阻断病毒肆意传播的关键因素，以便我们采取相应的针对性的手段。
“拿脊髓灰质炎举例，2000年，我们国家宣布彻底消灭了脊髓灰质炎，但之后的几年又发现了几例脊髓灰质炎，是脊髓灰质炎会卷土重来的？”宁毅教授说，当时的研究者通过对脊髓灰质炎“零号病人”的基因序列分析发现，这几例病例都是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输入的，科研人员由此断定病例是从国外输入，未在国内产生二代病例。于是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的措施，避免了该病的在国内的流行传播。
通过对“零号病人”的细致调查，除了为疾病来源、病因分析、预测、控制、预警提供大量信息之外，宁毅教授指出，对于个人而言，“零号”的现身也能为公众透露更多潜在的危险因素，便于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比如现在我们所知的野生动物中，果子狸、蝙蝠、穿山甲是冠状病毒确认或潜在的原始或中间宿主，我们就可以避免上述接触。如果通过追踪和研究‘零号病人’发现其他特定的危险因素，超出了现有认知，我们就可以进一步采取特定的措施，更好地控制本次流行，也可以避免下一次疾病流行的可能。”
新冠“零号病人”找出来很难
“我们至今都不知道‘零号病人’是谁，找到的难度是比较大的。”宁毅教授坦言，相对于未来，现在仍然是找到“零号病人”的最佳时机，越早越好。
1月24日，由武汉金银潭医院的副院长黄朝林、中日友好医院的医师曹彬等人在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中指出，最早发现的病例是12月1日出现疑似症状的，而非此前报道的12月8日或者12月12日。
宁毅教授指出，根据首发疑似病例出现的时间节点，该病例可能已经是“零号病人”的第三或第四代传播者。“该论文调研了41名最早的新型肺炎患者，如果考虑到当时情况下的漏诊因素，真实的患者数量应该在100个以上。这个疾病早期，疾病三到四天患者数量会翻番，大约六七天会出现新一代病人，我们基本可以推断，“零号病人”应该出现在11月底或11月中旬。
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陈明泉看来，尽管“零号病人”的追溯有意义，但找到同样可遇不可求。
“即使是对病源较明确的埃博拉病毒也只是追溯到了地点，具体到一个人身上太难了。”陈明泉指出，能第一时间发现绝对意义上的首发病例是一件幸运的事情。近30年来，世界上新发现的传染病就有40多种，而其中20多种已在中国发现。这些传染病有些是从来没有过的，如甲型H1N1流感、非典、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艾滋病、埃博拉出血热。有些是过去有，但现在才认知的，如军团病、莱姆病等，但很少有疾病被精准找到了“零号病人”。
“零号病人”的流行病学调查不是一蹴而就的，包括病例核实诊断，病因和感染因素初步推断，流行因素和传播方式初步调查，病例样品的采集和实验室检测，疫点疫区的划分，疾病的危险性综合评估和监测防控措施建立等多个环节。
“临床上如果确诊一个传染病患者，必须要有病原史依据，此次新冠肺炎是一种新型病毒，诊断方法是后来慢慢研究出来。‘吹哨人’发现疑似病人时，应该已有成片的病人出现了。我们只是倒推、猜测可能出现的轨迹。”陈明泉表示，想要精准“捕获”“零号病人”，技术要先行，比如流感病人，因为诊断技术已经有了，医生就能很好地锁定“零号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