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把xx作为方法”的声浪中，艺术家王拓的影像作品“东北四部曲”把东北作为方法，将发生在这里的历史、故事作为线索和起点，推动当下的人们对时代进行一种超越时间、地域的反思。
从宝石老舅的出圈说唱歌曲《野狼Disco》，到铺天盖地的老铁主题抖音快手小视频，流行文化在近年为东北掀起了一波意料外的“文艺复兴”小热潮。再往前，东北式喜剧及喊麦早已为人们印象中东北的欢乐气氛奠定基础。
实际上，出生于哈尔滨的东北作家贾行家在一次和梁文道的对谈中总结，东北人的“乐”并非乐观，其实是一种“无观的乐”：生活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情绪上缺少抑制，在语言和行为上也追求几乎没有缓冲的爽感与快乐。
一代一代的移民在这片本来没有什么人群的土地上，用百年的时间把这里当作白纸去描绘。只是到最后“这张白纸我们画满了，但没有得到期望中的图案，我们就放下笔了”，贾行家如此总结。经历过九十年代的巨变，衰落的东北从对21世纪的热望与期待滑向一种无观的中庸。
对于我们时代的很多问题，汉娜·阿伦特提出过“恶之平庸”（The Banality of Evil）的概念。在艺术家王拓看来，在广袤的东北土地上，“中庸之恶”的说法更为恰当，人们在失望中停笔，陷入“无观之乐”中。尽管王拓自己没有主张过“东北方法论”，但他的创作正是在不断用东北的故事与历史，反复提示人们对当下的生活进行追问。
学术圈近年流行“把xx作为方法”的话语，通过对研究对象的观察、阐释，去理解与反思更深远的意义。班宇在与王拓的对谈中，就表达过自己的创作并非以东北为目的，而是将东北作为方法去讲一些与时代相关的记忆。王拓的作品“东北四部曲”影像也正是以东北作为方法，将发生在这里的历史、故事作为线索和起点，推动当下的人们对时代进行一种超越时间、地域的反思。
王拓，1984年出生于中国长春，现工作和生活在北京。2012年与2014年，分别获得北京清华大学和美国波士顿大学视觉艺术学院的绘画系研究生学位。目前，王拓以影像艺术为主要创作形式，其作品在中国、美国、德国等多个国家与地区均有展出。在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近期开幕的王拓个展“空手走入历史”，“东北四部曲”是其中重要的展出内容。
“东北四部曲”从《烟火》开始，该故事以2019年轰动一时的张扣扣为母复仇案拉开序幕。作品中的普通农民工在坐上返乡的火车之时，变身成了复仇的杀手；第二部《扭曲词场》展开描述了漫游、返乡、被捕临刑、遭遇死刑的过程。在“东北四部曲”中的第三章《通古斯》，王拓将叙事的时间线继续展开。以东北的萨满作为媒介，将五四运动的爱国文人、济州岛战争时的朝鲜士兵、农民张扣扣等看似毫不相关的故事与人物进行连接。在这样的叙事中，无论是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战争中人们对于归乡的渴望，还是带有强烈私人感情的“伸张正义”，都能引起普世的情感共鸣。直到最终的《哭阵门》，引入主人公工友的视角，将整个事件以影像的形式进行串联。
从这个层面来讲，在王拓的作品中， “东北”只是一种题材框架，曾经热议的“东北文艺复兴”或经济衰退等现象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未曾消亡的共情能力。在这其中，一定有什么东西，可以打破地域区隔，存在于不同人的内心。
王拓在展览现场采用双屏或多屏的播放手法展现作品画面，以非线性的时间线表达时空的交叠。图片：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不过，与泛娱乐化的东北题材创作相对，想要看懂王拓的作品并不容易。走入王拓近期在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展览“空手走入历史”现场，几乎每一部影片都采取了时空交错的复杂叙事方法，不仅画面里的时间是非线性的，还会采用双屏或多屏的播放手法展现画面，有时两个屏幕各演各的，理解起来就更为吃力。
个展开幕后，王拓在尚处于装修期的家中兼工作室接受了《燕京书评》的采访。讲起 “空手走入历史”的意义和自己作为80后东北人的生活经历，也为自己的创作做出解答。
以下是他的自述——
自杀的知识分子、鬼魂和复仇者
我这次展览的主题“空手走入历史”，其实是日本史学家沟口雄三的观点，即一种“进入历史时的无意图状态”，目的是发现历史“本来的样态”。
知识分子总是会先入为主地认为自己所处的是最坏的时代，这是责任感使然的批判性。在忧国忧民的反思中，如果知识分子能将学识、思考转化为有意义的输出，那么所经历的苦难、彷徨才是有意义的。创作“东北四部曲”的初衷，也是为了解答自己的疑问，想通过对于历史的研习去了解“来处”，再在梳理和输出的过程中，寻找关于“往哪去”的答案。
有几个形象会反复出现在我的作品中，比如不断自杀的知识分子、鬼魂和复仇者。
在我不同的作品中，自杀的知识分子有别样的具体身份，比如《通古斯》里的郭钦光。郭钦光是“五四运动”中第一位牺牲的爱国学生，尽管他在历史上不是自杀的。自杀在我的作品中代表一种人到鬼魂的身份转换。
在冯梦龙的《喻世明言》里，书生范臣卿为了和友人完成重阳节相聚的菊花之约，在来不及前往的情况下选择抹脖自尽，以鬼的姿态日行千里赴约。有一次，在北京到长春的高铁上，我看到LED灯牌写着“朝发夕至，夜行千里”，也产生了一种恍惚感：高铁让人日行千里，是不是高铁上的人也变成了鬼魂。不过，鬼魂和有关鬼魂的历史典故，在我的作品中并不一定指涉它们的原意，而是代表人得到新的身份：自杀的人在结束自己所处时间的同时，具备了自由回到过去、去到未来的能力。比如坐上归乡的高铁，我就从艺术家变成了普通人。在《烟火》中，张扣扣坐上高铁，就从农民工变成了复仇杀手。在《扭曲磁场》里，自杀的行为让人成为可以穿越时空的媒介。
王拓的作品中经常出现鬼魂的形象，人到鬼魂的变身在一些场合里代表了人作为介质的转变。图为作品《奠飨赋》。图片：艺术家和空白空间提供。
复仇，也是我作品中的常见主题之一。《烟火》使用了平行时空的表现手法，演绎了为父报仇、刺杀孙传芳并得以善终的“民国侠女”施剑翘，和为母“手刃仇人”后被执行死刑的张扣扣。尽管历史上的施剑翘案和如今的张扣扣案，在细节和定性颇有不同，但我在人们对此事件所持的矛盾态度中，捕捉到了从西方嫁接而来、以主持公平正义的司法体系与百年前中国人传统观念“义”的冲突。在交叉的对比中，我想再次去提醒当下的人们对文明、进步做出思考。
有朋友问过我，创作究竟是想演绎历史还是重建历史，其实我没想过。尽管在做历史题材的创作前，都会进行大量、扎实的梳理和考据，诸如画面中的历史合影、军官证等细节，都是根据史实进行的还原；但比起历史学家的学术工作，我的作品其实是在史实的基础上，用文学化的形式做一些延伸。重点在于用历史的素材去讲一些现在的故事，这也是我的影像采取非线性时间的原因。因为，在交替进行的过程中，很多东西一直被反复叩问。
在《通古斯》中，我描述了一位即将饿死的老年知识分子。在自白中，老人讲到有人施舍粥饭给他，但在极度饥饿的状态里，他的进食呈现一种狼吞虎咽的状态，来不及辨别粥里到底是什么米。这让我意识到，谈论历史的目的，并不一定是要给是非下一个绝对的判断，而是找到能输送给未来的营养。
在电影《午夜巴黎》里，伍迪·艾伦讲过一种觉得别人的生活总是好过自己的生活的幻觉，人们身处当下时，往往很难清楚地了解自己的状况。《荀子》的“不慕往，不闵来”，是我为自己找到的答案。抛弃先入为主的成见，从不同的米粒中获得启示，这就是我们之所以要“空手走入历史”的原因。
所以，我在“东北四部曲”中其实是在用历史表达现在的故事，一些超越时间、超越地域的，很共性的东西。
在创作前期的准备阶段，王拓会大量考据史实资料，但他的历史题材创作却无意于进行是非判断。图片：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我们时代的东北：“中庸之恶”与艺术的烦恼
近年来，东北题材的创作涌现很多，人们更多的是对东北这片土地的衰落与伤感产生了共情，因此“东北文艺复兴”的说法会被广泛接受。但是，“复兴”这个概念不算准确，因为人们缺乏一个“从繁盛到衰落到再兴”的具体时期和标准；更重要的是，“东北文艺”这个概念其实是从观众和读者的外部视角提出的，它是一个标签而非本质。就创作者来说，描绘东北，其实就是在描绘日常生活，在创作过程中实现一种“东北感”，并不是主要目的。我试想过，如果自己生长在西北，肯定会用西北的经历进行创作，但表达的内核不会改变。在这个过程中，艺术家只是在用熟悉的场景、语境去表达，普世的情绪和价值是未曾消亡的。
我出生在吉林，父亲是一位画家，他正式的职业身份是大学艺术系教授。我上大学时，父亲在国外做访问学者，带回来的照片包括莫斯科的芭蕾舞演出、冬宫的建筑。艺术、学术，这些都是和东北社会关联度较弱的行为，让我从小觉得自己过着一种“非主流”的东北生活。
即便父亲以艺术为生，他仍然反对我从事艺术行业。我本科读的是生物学，但内心想要从事的仍是艺术类工作。我将这归结为饱满的表达欲作祟，有大量的灵感和意愿，需要被转化为创作。打算转行做艺术的阶段，可以说是一种众叛亲离的感觉。在一个崇尚自然科学的社会环境里，我非常容易理解父母的意图。尤其是我爸作为艺术教育工作者，他也不看好青年艺术家的教育养成。在当时，确实存在一种现象，就是学习不好的孩子才用艺术做退路。在家人看来，既然能吃自然科学这碗饭，我就没必要做艺术了。
但我比较倔，大学毕业以后还是去学了绘画，跟着高考生一起练习绘画，准备考清华美术学院绘画方向的研究生。大概是年龄带来的理解能力的提升，想必也有从小在父亲身边的耳濡目染，我的绘画能力在短时间内就进步飞速，第一年考清华美院研究生就取得了很高的专业成绩。虽然当时政治考试差了1分，但我心里就有底了；又花了一年，第二年就考上清美了，这就算进入了艺术从业的轨道。
我有两个妹妹，表妹非常会唱歌，听到她录的歌时，我会感动到落泪。她入选《中国好声音》的培训还进入了最后一轮，本来就要上电视海选了，但她自己言之凿凿跟我说“唱歌就是个兴趣，不能当工作。”她现在在一个很一般的大学，正在准备第四年的考研。另一个妹妹从小就特别喜欢做点心，在比利时留学后，又到法国学过蓝带烘焙，后来结婚搬到大连生活。一段时间以后，我问她糕点事业发展得如何；她回答我说早就没在做这个了，现在在一个小公司里给人当出纳呢，因为“做烘焙赚不到钱”。
一个人最幸运的事情，就是具备别人没有的才华，并且意识到自己喜欢什么。我的两个妹妹，都不是真的没有条件追求“心之所向”，所以我时常为她们感到真正的惋惜。在我看来，这是一种“中庸之恶”，而不少人最后接受了滑入其中的命运。
在清美的研究生毕业后，我决定去美国看看，也是在美国的当代艺术环境里开始尝试行为和影像艺术。美国倡导一种包容的文化和价值观，但每一类人都有自己被安排的位置和所要扮演的角色。作为一名亚裔艺术从业者，美国社会期望你的作品要么是政治导向，要么是东方文化输出，这也和我所追求的普世表达相矛盾，所以我回来了。
2019年回国后，我长居和工作在北京，有时回到东北拍摄。和少时逃离东北的心态不同，如今回到这里时，我更容易感到放松。东北这片土地离艺术特别远，艺术家因为缺乏社会人必要的气质与资源，其地位远不如法院司机。在东北说自己是“艺术家”，大家就会觉得，“哦，你是无业游民”。我干脆就说自己是拍小视频的，这也让我卸下了心理负担，挺自由的。
这种心态上的转化，帮我暂时忘掉艺术圈的烦恼。故乡是我在小时候想要逃离的地方，如今我却很喜欢回去。这就是我和东北的关系。
王拓在个展现场。图片：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把东北作为方法
最近，我准备拍一个关于“审查”的作品，这源于之前的一段真实经历。
在UCCA的展览筹备期间，审查环节的负责人在现场跟我说“和你作品有共鸣，都看进去了”。也正因如此，他给出的修改意见，都细致到了分秒的程度。审查员在工作里大量观看艺术家的作品，成为了比艺术家看艺术作品还多的人，可能还通晓了艺术；艺术家在反复的修改和自我预审时，也逐渐深谙审核的标准，具备了审查的能力。
我的新作品，就受这个经历启发，讲述了两位身份对调的人：审核员变成了艺术家，他能理解艺术家想要表达的深意；艺术家变成了最厉害的审核员，他可以一眼分辨出艺术作品所夹带的私货。这和我之前的作品《审问》相互呼应：一个人在面试中被不断审问，最后成为了面试官；在不断审问的过程中，面试官也带入了被面试者的内心。
这种身份不断的反转很有意思：我们有自己的经历、故乡，以及独特的回忆，却有着共通的情绪和能够互相理解的共同经历。所以创造东北题材的作品，其实也是将东北作为方法，审视发生在这里的事，去回答更大的命题。
有时我会问自己，如果我的作品不能被展览，如果没有那么多人看见，那还要不要创作。前几天看新闻，说2021年7月发生在汶川的4.8级地震，是2008年地震的余震。就地球的地质年龄来说，十几年不过是一瞬间。当我们回看过去时，那些顺应时代的大都变成了灰烬，但对时代的反思往往可以超越时代，成为给未来的礼物。余震可能未来会来，也许，我做的事情可能在以后的时空会有意义。
王拓的影片，除了创作者想表达的深意，也描绘了土地风景中纯粹的美感。图为作品《烟火》。图片：艺术家和空白空间提供。
在《通古斯》的结尾，有一些身穿白衣的知识分子望向镜头。这来源于我看到的五四运动时期的一张照片：爱国学生本来四散坐着，摄影师来给他们拍照，大家就这样一起看向镜头。他们好像在问一百年后的我：当初的奋斗，现下又如何。
实际上，我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一类特定的人群。比如《通古斯》中捡到《桃花源记》的国民党士兵、《烟火》里的农民工在打更时捡到一本书、《共谋失忆症》中一个红卫兵路过一个图书馆时也捡到一本书。知识分子是一种状态，而非精英化的高知代表，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一名知识分子，都能对自己所在的时间进行思索。
东北，可能是讨论当下现实问题的最佳样本。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很多通顺的和非通顺的逻辑同时存在。但正如知识分子的困境和思考并非只限于文人群体，东北文艺也与更广泛的时代和历史有着共同性。
王拓个展的海报，照片中身着白衣的青年文人的灵感来源于一张五四运动时期爱国知识分子看向镜头的历史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