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2日，刘家佐村，两名临时饲养员在喂鸡。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耿学清/摄
1月22日，刘家佐村，临时饲养员正在配饲料。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耿学清/摄
1月22日，刘家佐村，临时饲养员在搬草料喂羊。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耿学清/摄
1月22日，小果庄，喂狗队的一名队员正在墙外投喂馒头。 候杰/摄
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农村地区的第一次流行，带来了一些显然有别于城市的场景：在石家庄本轮疫情的核心地带，藁城区的小果庄、刘家佐、南桥寨这3个村庄，村民紧急转移隔离，但村里“鸡飞狗跳”的日子刚刚开始。
据统计，3个村的村民养殖了3万多只牛、羊、猪、鸡、狐狸等畜禽，以及难以计数的猫和狗。它们全部面临断粮。
在新近出现疫情的北京市大兴区，被转移隔离的城市居民担心“家中宠物无人照料”，区政府1月25日提出了解决方案：对集中隔离观察人员，可以统一安排他们带宠物住进专门的集中隔离点，同时派动物检疫人员进驻隔离点。
但在小果庄这样的地方，撤离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50岁的小果庄养鸡户仝海军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鸡正在产蛋期，他真的不愿撤离，不然损失还会扩大。
3个村有48家养殖户，他们多是恋恋不舍，乘坐最后一批大巴撤离的。
1月2日晚，小果庄出现了石家庄此轮疫情的首个确诊病例。随着人员撤出，出于职业本能，藁城区畜牧工作总站站长赵海江把注意力转到动物身上。“人走了，动物怎么办？总得要有人管，不然的话会引起社会矛盾。它要吃东西，不能饿死，（饿死的话）老百姓损失太大了。”
截至1月12日，据石家庄市政府通报，小果庄、刘家佐、南桥寨全体村民共5437人，除两人因其他疾病不宜转移，已全部集中隔离。
1月12日晚上7点半，仝海军正在喂鸡，一位村干部跑来告诉他赶紧收拾东西，等待撤离。
仝海军养了20多年鸡，他的老家在临近的正定县。2020年上半年，他饲养的5000只鸡“挣到了钱”，准备扩大规模，正好小果庄有空闲的鸡舍便租了下来。他记得很清楚，去年“阴历十月初八”，1.5万只出生50多天的小鸡到了小果庄的养鸡场，随后就赶上“行情不好”，他不断亏损。
通知他撤离时，村干部说政府会帮忙“代养”，但他觉得“别人养得再好，也不如自己上心”。
村干部强调，这是最后一批，要求全部撤离，上级的政策是，“能走的坐大巴，不能走的坐担架，再不能走的坐120（救护车）”。
12日晚10点，仝海军和妻子坐上了大巴。临行前，他们给鸡的食槽上满水、加满料，给院子里放养的一只小狗留了食物，各拿了一身换洗衣服、手机、充电器，“其他没啥了，全部家业都在养鸡场。”
49岁的范友文是刘家佐村最后一批撤离的，他在村边养鸡。
1月2日晚，他从手机上得知“小果庄有疫情”。在此之前，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他最直接的影响是，“饲料贵了，这一年都在贴钱养鸡”。
隔了一天，刘家佐也开始封村。村干部的大嗓门通过村里的“大喇叭”喊到养鸡场：“人员不能乱串，在自己家待着。”后来，“大喇叭”念出一个个名字——通知村民上车前往隔离点。11日，范友文接到村干部的电话，“村里一个人不剩，全部撤离。”
1月12日起，18个中年男人进了村，做起了临时饲养员。他们来自藁城区各个乡镇的动物卫生监督所，平均年龄超过45岁，最大的一位即将退休。赵海江把人员分成3组，每个组负责一个村。
陈彦锋是藁城区增村镇动物卫生监督所的所长，这个岗位是中国农村动物防疫体系的末端，日常工作一般是骑着电动三轮车，拉着装有疫苗的保温箱，走村串户“搞防疫”，“敌人”包括禽流感、非洲猪瘟、口蹄疫、蓝耳病。这一次，“敌人”是新冠病毒。
1月12日早上，49岁的九门乡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范景辉到达小果庄，“街上空荡荡的一个人也看不到，这在农村没见过。”小果庄有省道穿过，平时比一般村庄热闹。
3个村里，小果庄是最大的，有18家养殖户，饲养着猪、牛、羊、鸡，还有狐狸，规模都不大，但分散在村子四周。范景辉拿着一张纸，跟着增村镇动物卫生监督所的人走了一天，摸清养殖户的位置，粗略画了一张地图。他们在每家养殖户门前贴上河北省农业农村厅编制的《畜禽饲养管理明白纸》和《畜禽养殖户消毒明白纸》。
赵海江要求大家入户前必须与户主沟通好，“每天入户前要通话，能视频就视频”。大多数村民家大门上锁，在征得户主同意后，他们“砸了锁才进去”。
“老百姓说，‘家有千万，带毛的不算’。养殖是一个风险特别高的事情。”赵海江说，他们在动物防疫的业务方面没问题，但具体到养殖，并不太熟悉。他们中间，多数是十七八岁出去上学、当兵，没怎么干过农活儿。
当前非洲猪瘟疫情同样不容小视，赵海江让每个临时饲养员包下一个养猪场，尽量不在养猪场之间串行，防止交叉感染。
寒冬，许多养殖户家的自来水管冻住无法上水， “临时饲养员”需要在水管附近烤火融冰，有时融不开，只得到别人家提水，每人每天要提几十桶。生活用水也匮乏，防护服里的衣服每天都被汗湿透，不能洗澡也没法洗衣，晾干来回穿。到1月26日，陈彦锋和同事已经两周没洗澡了。
有的养殖户家里也出现了确诊病例。好在从一开始严格做好了每天的消杀和防护，“说实话，说不害怕也是有点假。”范景辉说。
为了搞清动物是否携带新冠病毒，1月15日起，临时饲养员们配合疾控部门进行核酸检测，对动物以及它们的粪便、皮毛、圈舍采样。
给鸡采样时，需要一个人捏开鸡嘴，另一个人用棉签伸进鸡嘴擦拭取样。根据他们的经验，牛、羊性格温顺，用棉签插鼻孔取样即可。“猪最难弄，耗时也最长，到处跑，需要三四个人配合控制住，趁猪不注意捅进它鼻孔，才能取样。”陈彦锋说。
陈彦锋在养鸡场捉一只鸡做咽拭子采样时，一只大狼狗突然窜出来咬住他的小腿，撕破了防护服，他的腿也被咬出了血。一位同事驾车带他到防疫站接种了狂犬疫苗。
从那以后，每进一家养殖户前，他们都要先问问户主“家里有没有狗、狗咬不咬人”。跟户主沟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防狗咬。范景辉和两个同事在小果庄曾被一条狗追了一条街，“农村的狗都是看家护院的，本来我们就是生人，还穿着一身白色防护服，对它们来说可能很奇怪。”
他们去哪都会提一袋馒头，随时准备喂狗，“这就是狗粮了，农村的狗一般吃剩饭剩菜，也没有多余的条件买狗粮。”
他们发现，很多村民家的看家狗留在院子里，猫可以到户外捕食，但是狗关在家里，经常能听到它们饿得嗷嗷叫。
赵海江抽调三个人组成“喂狗队”，40岁的藁城区动物卫生监督所党支部书记候杰带队，每天拎着馒头和水，扛着梯子在3个村喂狗，有时猫也会靠近他们觅食。
村民的大门锁着，他们隔着铁栅栏、门缝投喂，遇到大门严实的，他们凭借梯子爬上墙头，向狗投喂馒头。如果狗是拴着的或是关在笼子里，他们就下到里面喂狗喝水。
“光喂馒头是不行的，但是有的狗在院子里散养，下去太危险，我们把装满水的矿泉水瓶扔到院子里，狗会咬开喝。”候杰说，现在，许多狗、猫会主动亲近他们。
有的村民临走时把狗放出家门觅食。但冬天户外很难找到食物，临时饲养员迄今已收留了13只流浪狗。
每天早上8点，他们从驻地增村镇中学穿上防护服出发，先与养殖户连线沟通，再背起农用喷雾器，和镇政府协调的消杀队为动物和圈舍消毒，“像比较大的羊圈、猪圈都要进到圈里踩着粪便消杀”。之后，喂养才会开始。
“防护服有限，大家穿上就想一次把活儿全干完”，赵海江说，大家一般忙到下午3点，最晚的一天到了晚上9点多。一些养殖户门前狭窄，运饲料的大车进不去，他们借了三轮车转运。
喂鸡是最费事的。鸡笼每一排有好几层，要端着盆把饲料撒到鸡面前。蛋鸡到了产蛋高峰期，每天要把鸡蛋从笼子里挨个捡出来，码好装箱。
在隔离点的仝海军，视频连线时看到“干部在自家干活儿”感觉很不好意思，他和妻子两人每天只收鸡蛋、喂鸡就需要10个小时，“雇人捡鸡蛋一天也要一两百（元），现在这些领导每天都在义务劳动”，包括清理鸡粪的活儿“他们都不含糊”，他说，“咱也体谅人家，衷心感谢他们。”
范友文说，封村后的第三天，他储存的鸡饲料就吃光了，约3000只鸡只能喝水。临时饲养员接手后，通过调配村内储存的饲料，及时喂养了他的鸡。1月22日视频连线时，他看到第二批饲料已经运到养鸡场。
这些饲料是赵海江通过镇政府、区政府协调的，迄今已经运进3批。“饲料总体还是不足，因为外面的料进不来，只能在藁城区内部找厂家支援，但是厂家现在缺生产饲料的原料。”赵海江说，这是他目前最头疼的问题，正在寻求相关单位支持。
一些猪已经到了出栏的时候，鸡蛋以往三五天向北京、石家庄、山东发一次，现在囤积在库房里出不去。临时饲养员和隔离点的养殖户为此睡不好觉，他们期盼疫情早日过去，饲料能进来，猪和鸡蛋能出去。
一个好消息是，动物的核酸采样已经完成。两批次共计150个样本的核酸检测结果一致：阴性。
另一个好消息，让南孟镇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卢建栋有点兴奋。1月22日，在一处羊圈前，他指着奔跑的小羊对记者说：“这几只小羊前几天掉（生）下来的，全都活了。”
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