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校长梅贻琦
颐和园仁寿殿合影，右一陆榕，右二梅贻莹，右四梅贻琦
旗手卫梅宅五兄弟合影
梅贻琦母亲七十寿辰在旗手卫10号梅宅合影，前排左二为梅贻莹，后排左三为梅贻琦
梅贻璠（前坐）与女儿梅祖成、儿子梅祖武、女婿康峻
◎陆原（文史学者）
今年是清华大学建校110周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自1931年任职，至1948年离职，包含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阶段，连续执掌校务18年，被清华人誉为永远的梅校长。其实梅贻琦最早的学生，当属他的二姐梅贻莹和二姐夫陆榕，也就是我的祖母和祖父。
“我能认识字，多亏了我兄弟”
1919年6月，北京宣武门外香炉营头条胡同，来自天津的一对新婚夫妻入住了一座大庭院里的小后院。这里是山会两邑会馆的分馆，它的主馆就是鲁迅住过的南半截胡同绍兴县馆。“山会两邑”是指山阴县和会稽县，在清朝属于绍兴府，1912年合并为绍兴县。会馆原是接待同乡举人进京会试居住的旅馆，民国初期成为接待同乡文人的招待所。新郎的二姐夫陆榕祖籍是绍兴府山阴县，陆榕介绍这对夫妻免费住进了这座分馆。
新郎梅贻琦，时年30岁，是天津梅家胡同梅曾臣的长子，15岁入学天津名士严修在家塾开办的敬业中学堂男馆，毕业于由男馆发展创建的南开中学，1909年留学美国麻省伍斯特理工学院，1914年完成学业返回天津，1915年出任清华大学前身清华学校的物理系主任，教授物理学和数学，婚前住在学校的单身宿舍。
新娘韩咏华，时年26岁，是天津工商业“八大家”之首韩家的长女，10岁入学严修家塾女馆，毕业于由女馆发展创建的幼稚师范学校。
严修是天津大儒，清朝光绪九年（1883年）考中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学部侍郎等职务，因主张革新得罪权贵而辞官回家。1898年严修在家中的酒坊偏院开办家塾，继而升格为敬业中学堂，聘请张伯苓等人执教，开设英语、数学、物理、体育等新学课程。严修家塾的学生以严家子女为主，也接纳梅家、韩家等世交好友的子女前来附学。女馆和男馆共用一个操场，每逢女生体育课时，教师总是派年龄最小、站在排头的韩咏华去关闭操场通往男馆的小门，由此韩咏华初识了梅贻琦，但是从未有过私下交往的机会。直至1914年梅贻琦返回天津，当年的隔门一瞥才得以执手相对，由昔日的师长严修和张伯苓主持结为婚约。
梅家“贻字辈”姐弟有五女五男，我的祖母梅贻莹是二姐。祖母长寿，高龄95岁，晚年对于昨天的事情经常遗忘，对于几十年前的往事却都是记忆犹新。祖母生于清朝光绪十四年（1888年）的戊子年，属鼠。到了1900年的庚子年，义和团在天津城进攻洋人的战乱时期，梅家和城里居民为了躲避战火，都在城墙上边露宿。祖母回忆，每天夜晚都会望见夜空里漫天飘舞的孔明灯，被称为“红灯照”。传说每一个红灯照下面都有一个义和团女战士，她们手里提着花篮，能够捕获洋人打过来的炮子儿，也就是枪弹。祖母家里的墙壁，就被炮子儿击中过。
在我小时候，八十几岁的祖母还能戴上老花镜阅读报纸和书籍。祖母总是按照老年间读书的规矩，把文字阅读出声，遇到不认识的字，就会用天津话说“嘛嘛”。祖母经常阅读的一本书是我也喜欢的《中国民间动物故事集》，当我一边写作业，一边听着祖母不时地说道“嘛嘛”的时候，我就知道了祖母大约能够认识八九成的文字。祖母告诉我：我能够认识这些字，多亏了我的兄弟啊。我的兄弟每天下学回家，办完了功课，就会使用当时叫做“方块字”的识字卡片教我认字。祖母说的“下学”就是放学，“办功课”就是写作业，“兄弟”就是只比祖母小一岁的大弟弟梅贻琦。
梅贻琦是我祖父的人生导师
我的祖父陆榕，是宋朝诗人陆游的后代。祖父的祖籍是绍兴府山阴县，古称会稽郡，是一个人文荟萃的地方。绍兴府人才辈出，然而科举名额有限，无缘登科做官的文人就去做官员的秘书亦即师爷，明朝书画大家徐渭就是一个著名的师爷。陆榕的祖父做了李鸿章的师爷，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以来，天津成为淮军的地盘，陆家由此定居天津，住在北门里的户部街，我的祖母说那是一条富贵街。小时候我很疑惑，户部不应该是设在京城吗？近年请教了天津文史学者老明先生，才知道户部街是明朝设在天津卫的管理漕运粮仓的户部分司衙署遗留的地名。
陆家是一个大家族，四个儿子和儿媳每天早晚都要去上房向长辈恭行“晨昏定省”之礼。祖母回忆说，每天晚饭过后，公婆和儿子们都要玩纸牌，称为“斗牌”。虽然家里有几个仆人，可是四个儿媳都要侍奉在旁端茶递水点烟。妯娌们都是小脚女人，祖母站立一晚，腿脚全都肿了。等到牌局散场，公婆发话说“下去吧”，儿媳们才能各自回屋做自己的事情。
我的祖父陆榕是四个兄弟里最小的“四先生”，高中毕业与我的祖母成亲以后，仍在家里做少爷，也就是如今说的“啃老族”。祖母的大弟弟梅贻琦劝告祖父说，现在是新社会了（指清朝已被推翻），男人还是要学习一门技艺，将来可以自立养家。梅贻琦指引祖父考入北洋商学院学习铁路专业，毕业以后分配到津浦铁路局，从山东省滕县附近一个乡村级的四等小站站长做起。
祖母说梅贻琦的劝告改变了她的生活
祖母在整理行装预备前往山东时，妯娌们都艳羡祖母的好福气，说这是“跟着四先生外放做官去了”。祖母到了山东的乡村，住的是车站租用的农家小院，要自己使用压水机提水，要自己动手洗衣服却不会使用搓板，可是脱离了大家庭束缚的祖母过得很快乐。祖母说，那个时候都是和员工家属们一起，免费乘坐火车去县城买生活用品，一路之上的感觉可风光了。随着祖父逐步升迁到津浦线上几个比较大的县市车站任职，祖母还游览过邹县孟子故里、曲阜孔子故里和泰山、大明湖等多处名胜古迹。
祖父的相貌相当威严，很像是加高版的鲁迅。祖母说，在天津时家里有一个斜挂在窗前墙上的大镜子，祖父上学时总是把带回来的教授讲义搓成纸卷，扔在大镜子的背后。每到纸卷积满了，祖母就忧虑地询问祖父：从来也看不见你回家办功课呀，这些纸卷怎么办呢？祖父总是说，这些功课我已经在学校办好了，这些纸卷你拿去交给仆人，当作废纸点火用吧。我小学时，祖父帮我包书皮，总是把语文课本写成“国文”，把算术课本写成“数学”，然而祖父的毛笔字写得是真好看。
我很服膺我的祖父。祖父后来升迁至北京前门车站，做了一等大站的站长，从此举家定居北京，作为后人的我也缘此成为了北京人。可是我的祖母却说，是她的兄弟梅贻琦改变了祖父祖母的生活。
我的祖母说梅贻琦晚婚，是为了承担长子长兄养家的责任。梅贻琦夫人韩咏华的回忆录也说梅贻琦的月薪分为三份，一份寄给父母，一份资助兄弟读书，剩下的一份才用于自己家。梅贻琦资助的四个兄弟都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都考上了大学，并且日后全都事业有成。
祖母的二弟梅贻瑞遵循“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没有前往北京的清华学校上学，也没有去往美国留学，而是高中毕业做了中学教师，一直在家侍奉父母。梅贻琦回国以后，资助梅贻瑞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读书，毕业后在师范学校附属中学做国文教师。梅贻瑞在师范附中的同事有女革命者石评梅、兼职教师鲁迅、后来在新中国担任教育部部长的杨秀峰。
三弟梅贻琳在天津南开中学期间是南开新剧团的成员，曾经与周恩来在一起演戏。他从清华学校毕业以后，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当导师询问他的就业意愿时，梅贻琳说，我的祖国有很多同胞需要救治，作为医生我一次只能救治一个病人，我的理想是帮助所有的中国人。导师听后极为感动，说应该再读一个公共卫生学博士，并且介绍梅贻琳去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也就是现在每天发布美国疫情的那个以医学和公共卫生学著称的大学。梅贻琳获得医学和公共卫生学双博士回国以后，历任北京中央防疫处处长、南京市卫生局局长、抗战时期的重庆市卫生局局长。
四弟梅贻璠毕业于清华学校及天津北洋河海工程学院邮电专业，历任北京邮政总局邮务员、南京邮政总局高级邮务员、抗战时期的成都市邮政局局长，1953年任职山东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
五弟梅贻宝毕业于清华学校，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回国以后历任燕京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教务主任，抗战时期在成都重建燕京大学，自己任职代校长，而将校长职务保留给被日本人抓去的司徒雷登校长。
梅家是明朝皇帝朱元璋次女宁国公主和驸马都尉梅殷的后裔
1926年，梅贻琦兄弟五人学业有成，都在北京工作，遂将天津的父母接来，住在旗手卫胡同10号院。旗手卫胡同又称“旗守卫”，位于现在的人民大会堂西路，因为以前是明朝的旗手卫指挥使司所在地而得名，旗手卫是执掌皇帝车驾金鼓旗帜仪仗的侍从部队。
小时候祖母经常说，咱们家可不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你祖父陆家是从绍兴来的，梅家是从南京来的，后来又从天津到了北京。都说曹雪芹幼时生活在南京，《红楼梦》里有大量的南京话语汇。我的祖母说话就有许多《红楼梦》那样的语汇，例如将“迁怒于人”说成“拿人家扎筏子”，将“这段时间”说成“这会子”。
《明史·公主列传》记述，宁国公主和驸马都尉梅殷的长子梅顺昌，世袭中军都督府从一品都督同知。梅顺昌的后人梅纯不愿倚仗世袭资格做官，于明朝成化十七年（1481年）考中辛丑科进士，授职定远县知县，他的名字至今仍在北京孔庙的第140号进士题名碑上。梅纯有著作《损斋备忘录》，在清朝被收入《四库全书》，还被纪晓岚写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梅殷的次子梅景福，世袭南京旗手卫正三品指挥使。六百年前，明朝永乐皇帝迁都北京，设立天津三卫以拱卫京城，梅景福的后人梅满儿调任天津右卫指挥使，梅家因此聚居在天津的梅家胡同。五百年后，梅满儿的后人梅曾臣全家又移居到北京旗手卫胡同，这也是历史的轮回。
旗手卫胡同南北走向，梅家居住的10号院位于路西，大门朝东，临街五间连房，南起第一间为门房，第二间即门道，门道以北三间是厨房及厨师车夫住房。
大门以内为前院，南面有五间南房是书房及会客厅，北面是通往中院内宅的垂花门。中院四面环绕游廊，有五间北房，居中的堂屋供奉着祖先牌位，西次间和西梢间是梅母卧室，梅父已于1930年去世。东次间是大餐厅，东梢间是尚未出嫁的五妹梅贻玲卧室。当时院内没有厕所，东耳房是公用马桶间，西耳房是梅母自用马桶间。西厢房住着二弟梅贻瑞一家，东厢房住着四弟梅贻璠一家。
后院也有四面游廊，东南开有角门，可经东夹道直通大门。平日里，大弟梅贻琦一家住在清华大学，三弟梅贻琳和夫人、协和医院护士长江兰住在协和医院宿舍，五弟梅贻宝和夫人、燕京大学教授倪逢吉住在燕京大学，后院的五间北房，留作他们假日回家临时居住。东西厢房各三间，住着梅家五兄弟的女孩。
在前院的南面还有一个车院，停放着长期雇用的人力车，即老舍在《骆驼祥子》中提到的“包月车”。车院东边开有通往胡同的车门，西边两间西房，住着在北京上学的梅家姐妹的男孩。
我的祖父祖母来到北京以后，就住在旗手卫胡同西边的草帽胡同。祖母跟着祖父在外省的铁路沿线漂泊多年，这时又有了和家人团聚的机会，她经常去娘家陪伴老母，以及和兄弟媳妇们闲聊和斗牌。
清朝曾经迁移北京的数千名旗人去东北故地屯垦，当时办理迁移的衙署就设在草帽胡同，以至于多年以后移居东北的旗人后代，都说自己的老家是在北京草帽胡同。草帽胡同现在已经消失了，其位置即今国家大剧院的东部。
祖母与梅家亲属的亲情和思念
1948年12月，梅贻琦离开了清华大学，临行之前委托后续离开的夫人韩咏华，将遗留在清华大学甲所校长住宅里的家具衣物分送给梅家亲属。我的祖母得到了两个衣柜，一对沙发，一套餐桌餐椅，还有一个硬木高几。祖母一直用这个高几放置着两个暖水瓶，以致长期被灌水时浸湿的木腿有些变形。后来这个高几留给了我，我一直用它摆放花盆。前几年我用核桃油养护家具时，顺便也给这个高几涂抹了一番，使它恢复了木质原有的光泽，我这才发现这个百年以上的硬木高几，原来是一个紫檀木的宝贝。
我在小学时候，跟着祖母住在什刹海岸边的白米斜街，那时祖父已经去世。有一天放学回来，看到我的祖母、父亲、伯父在一起研究一张邮递员送来的包裹单。这张包裹单上写满了英文，明显是从海外寄来的。研究的结论是：既然包裹单能够送来，也就意味着上面允许领取。我看到取回来的包裹，有一个大大的铁皮罐头，里面是满满的花生油，还有几个白色的铁皮炼乳罐头，印在上面的商标是一个蓝色的鹰。
我的父亲和伯父全都精通英文，他们看得出来这是祖母的五弟梅贻宝寄来的，而且因为远道寄送避免破碎，是刻意选择的铁皮包装的食品。当时，我看见祖母热泪满眶，颤抖着说，我的五兄弟还活着呢，他还想着我呢。写到此处，我也流泪了，我知道，我的五老舅爷梅贻宝和我的祖母感情最为深厚。我的祖母说过，小时候梅家人乘船游湖，年幼好动的小弟弟梅贻宝不慎落水，是我的祖母一把拉住了他，这才幸免于难。祖母身材高大，以致小时候被人议论：这么高的姑娘，将来可怎么样嫁人呢？在旧时，女子可不是以高为美的。幸好我的祖父是一个高大的男人，我想，我的180厘米的身高，就是得自祖父祖母的遗传基因吧。
祖母回忆说她的五个兄弟中，四弟梅贻璠最为高大英俊。早年在徐州电报局做实习生时，来自天津的梅贻璠与电报这种新鲜事物同时成为了徐州城里的一道风景线，每天都有名媛淑女前来电报局，围观这位大地方来的英俊小生是怎样发电报的。然后，住在徐州城里的前清山东巡抚，把梅贻璠招纳为自家孙女的女婿。祖母还说过，梅贻璠的夫人，也是五个兄弟媳妇里面最漂亮的美人。祖母的说法，可以从梅家所有人合影的老照片得到印证。
前几年，中央电视台讲述新中国邮电史的纪录片《国脉所系》，说到了在1949年4月1日，一架飞机带着300公斤邮件从南京飞往当时的北平。飞机上是梅贻璠率领的南北通邮代表团，来北平谈判解放区和国统区之间的人民通邮事宜。公务之余，梅贻璠在4月6日来到我的祖母家，见到了阔别多年的我的祖父祖母和祖母的二弟梅贻瑞。
同日，梅贻璠还在我的祖母家里，见到了离别多年的儿子梅祖武和女儿梅祖成，还有梅祖成的男友康峻。当时，梅祖武是北平市长聂荣臻任命的军管会建设局科员，梅祖成是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学生，康峻是《北平解放报》的记者。1949年夏季，梅祖成和康峻同时加入西南服务团，跟随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从南京出发一路挺进到云南，然后都做了《云南日报》的记者。
如今，梅家“贻字辈”的老人皆已作古，“祖字辈”的老人也已老去，梅家人在北京和我交往最多的是梅祖武的子女梅志宏和梅平。今年5月9日，讲述西南联大学生的纪录电影《九零后》举行首映礼，导演徐蓓邀请了梅志宏出席观看。在西南联大抗战从军学生题名碑上的834位从军学生名单里，就有梅贻琦校长的独子梅祖彦、次女梅祖彤和梅贻瑞之子梅祖培的名字。供图/陆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