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象牙市场，购买了全世界约70%的象牙。
因此，在非洲，中国脸是象牙贩子们的最爱，也是很多当地人最痛恨的。中国男生黄泓翔则凭借中国脸在“象牙战争”中做了一个好人，并将这个“好人”一直做了下去。口述 | 黄泓翔
文 | 单子轩
编辑 | 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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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3年开始，我在非洲到处跑，做各类调研，护照上几乎盖满了非洲各个国家的签证。总有人问我：在非洲是不是要小心马路上的狮子？是不是都住在茅草屋里？每次听到，我都觉得有点无奈。
如今，尽管有一百万中国人生活在非洲，但我们对非洲的了解实在太少了。许多人对非洲充满了刻板印象，觉得它落后、贫穷、腐败、暴力。而在非洲，对中国人也同样有很深的偏见。
2013年，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完MPA国际发展硕士，怀着从小对非洲大草原的向往，我申请了南非金山大学一个专门招募中国记者的环境报道项目，去做象牙、犀牛角贸易的调查报道。
当时我内心非常不解，非洲野生动物的问题，为什么要特地招中国人过去调查呢？
带着这个疑问，我去了非洲。莫桑比克的首都马普托有一个“六月二十五日广场集市”，每周开放一次，一走进这些市场，我立刻就明白了。道路两旁的摊位上摆满了非洲布画、木雕、果壳抽屉、小矿石做的首饰等手工艺品。但是对中国客人而言，这个市场仅仅作为“象牙市场”而闻名。
莫桑比克马普托的手工品市场 图 / 受访者供图
黑人商贩一看到我走过去，就两眼放光、简直就像看到了移动的钱包，然后凑上前来问我：“老板，象牙要么？犀牛角要么？”“我们有，不贵！”他们说中文带着一点各地的口音，但是一些词汇已经说得非常标准了。
这些东西都被他们塞在摊子旁边的大纸箱里——一般来说，他们只愿意拿给来自中国的“贵客”看。几乎所有的象牙制品都是中国人在买，白人游客大多没什么兴趣。除了象牙，中国人还喜欢买黑木制品——那是一种生长时间漫长的珍贵硬木。
在那个市场里，我看见一个来非洲出差的中国人，买了几串象牙做的手镯。他还录视频和国内亲戚说：“你们看，我这里是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最大的象牙市场。我会给你们带些好东西回去的！”
还有一个石油公司的驻非员工，已经在马普托呆了两年，跟他的新同事传授如何把象牙手链带回国：“把绳切了，把珠子零散藏行李里带回去，能带回多少算多少，再拼起来又是手链。”他还说， “一次不要带超过一两公斤就好。出莫桑比克没有问题的，在国内海关如果被查到，给他们就是了，反正这里很便宜。”
因为我的这张中国脸，黑人什么都和我讲，象牙、犀牛角从哪里来的、价格多少。我拿着手机大摇大摆地拍照，他们也没有丝毫的怀疑。
我逐渐对象牙贸易的事情有了一些了解。象牙有三分之一是长在脸里面的，盗猎者为了获得象牙，是要把大象的脸给削掉的。肯尼亚的象王、世界最大的非洲象萨陶也是因此而被杀的。他的象牙长度及地、每根重超过45公斤，中毒箭身亡，被盗猎者割走了整个面部。
在非洲当地，盗猎者杀一头大象，能赚两百到三百美金。在市场上，小规模的倒卖者能把一公斤象牙卖到几千美金，一根普通的象牙就有十几到二十公斤重。如今的非洲，牙长的大象已经越来越少见了，因为牙越大就越值钱，盗猎者会优先去猎杀它们，它们的基因也就这样损失了。
原本，我以为在非洲的中国人并不了解象牙制品的由来，后来我发现，他们知道做这些东西要杀死大象，但他们不会因为这个就不买；我原来觉得年轻人可能不买这些东西，后来发现年轻人也都会买。
2016年4月29日，肯尼亚内罗毕国家公园焚烧象牙的现场，其中不乏中国风雕饰的象牙制品。图 / 受访者供图
根据一些国际机构的统计，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象牙市场，购买了约70%的象牙。在一些奢侈品商店，一件象牙制品可以卖到数十万美元，被一些中国富人视为身份的象征。在非洲黑人眼里，没有中国人乃至亚洲人这样的“财神爷”，他们不会想到象牙可以卖出天价。不止是非洲，我到过越南专门走私象牙的一个村庄，当地人把中文说得非常溜，每个人都用微信，而且还有在中国的银行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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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几年调查下来，我意识到现在全世界可能有一半的物种濒危，都跟中国人有关。因为中国人买象牙，非洲大象面临盗猎的问题；中国人也是犀牛角的一个大买家；亚洲的穿山甲基本都被中国人吃完了，于是我们现在开始大量地进口非洲穿山甲。
在非洲，还有更多令人哭笑不得的故事：比如中国人可能会在非洲花园式的办公室里，看到乌龟在上面爬挺有意思的，就把它翻过去了，这个乌龟过几天就死了，这些中国人最后被园区赶了出来。我在纳米比亚遇到一个做建筑的中国朋友，他说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当地人抓一个什么老鼠或者什么东西，跑过来问：“你们吃吗？”
我逐渐意识到，野生动物保护问题已经成了中国人在海外主要的负面形象之一，尤其在非洲。在这里，我的这张中国脸是象牙贩子们的最爱，但也是当地人最恨的。我的一位朋友走在南非街头，突然就有一位白人大妈跑过来指着他的鼻子说：“我要杀光你们的熊猫！因为你们杀我们的大象犀牛！”
我决定继续留在非洲，既然中国人是野保问题的一部分，那么中国人也应该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
黄泓翔和世界上最后一只雄性北方白犀牛 图 / 受访者供图
我的朋友，做国际野生动物保护组织的朋友奥菲尔也看中了我这张中国脸。他在找我帮忙的时候说：“你知道吗，只要他听到你那带着浓重中国口音的英语，他一定会放下警觉性。”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夸我，但他要找我帮的这个忙，倒是很特别——去做卧底。
2014年年初，他们盯上了乌干达的一个参与多次国际犯罪的走私贩，很想逮捕他。但走私贩非常狡猾，总是怀疑号称帮中国人采购象牙的那名非洲卧底。
于是，我扮成香港买家，摆出一副趾高气昂的样子给他打电话：“我现在派兄弟过去，你赶快让他看货啊。还有几十个人等着跟我们做买卖呢，你想不想做这个生意了？如果想，就别废话那么多，赶快带他去看货。”
我把摄像机别在衬衫纽扣里去和他吃饭。我多少有点紧张，因为要一个人面对罪犯，不知道他会不会发现我藏着的摄像机，会不会带人来搜查我，如果发现我是调查员之后，会不会开枪崩了我。
奥菲尔教我，到了现场要表现得比他还紧张，如果你不想被人怀疑，就要先怀疑对方。我站在那里东张西望，话没说几句就开始质问他：我凭什么相信你不是卧底调查的呀？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在骗我、是真的想要做这个生意呢？
走私贩越来越放松了，开始不断地安慰我：“哥们儿，你不用这么害怕。我们做这个太多年了，整天跟你们中国人做生意。”
到了约定交易的日子，我依然很紧张，因为不知道当警察出现时这个人会干吗——我是离他最近的一个活物，不知道他会不会拿出枪射向我。
看出了我的恐惧，奥菲尔郑重其事地给了我一件防身物品——一瓶辣椒水喷雾，小小的。我当时内心有点崩溃：他如果朝我开枪，我拿这瓶东西出来对他喷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非常幸运的是，这个人太信任我了，以至于警察出现的时候他完全傻了。他根本就没有想象到，一脸迷茫的就被抓了。因为他想不到中国人在这场象牙战役里会站在正确的一边。
像这种打击走私的抓捕我前前后后参与了大概几十次。经常会有走私犯突然抓住我们的包就打开了，有一次包里就藏着我们的摄像机，还好上面放了些卫生巾，他没有起疑。每次，我都会为自己的假身份设想好各种可能，他们问我怎么汇钱、跟谁做过生意，我都能答得上来。
当时，一个奥地利的纪录片导演正在拍一部关于象牙贸易的片子，通过奥菲尔的介绍，他把我也拍了进去。这部纪录片叫《象牙游戏》，投资人有“小李子”莱昂纳多· 迪卡普里奥、微软联合创始人保罗· 艾伦，还有Netflix公司。
导演最开始是准备给我打马赛克的，因为对于调查人员来说，这样更能保证人身安全。
可我拒绝了。
《象牙游戏》
我和他说，过去，当大家说到象牙贸易、野生动物保护，永远是一样的故事——白人是好人，非洲黑人是坏人，中国人则是极坏的坏人。如果这一次有一个中国人能在象牙战争中做一个好人，那么情况将会变得不一样。这句话最后被他剪到了片子里。
2016年11月，在一个NGO的筹款晚宴上，珍·古道尔上台，用了几分钟介绍我和纪录片《象牙游戏》，然后让我上去讲话。当她握住我的手说“you are my hero”的时候，我一瞬间就热泪盈眶了。因为从小，她就是我心中的野保英雄，是一个和曼德拉差不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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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卧底的那一年，我还开始了另一个尝试，成立了一个叫“中南屋”的组织，“忽悠”中国的年轻人来到非洲参与各种项目，帮助华人融入当地，因为很多在非洲的中国人，就是挣钱去的，他们最爱扎堆，很少去和当地的土著交朋友，完全没有融入当地的生活，这也会让中国人的负面形象更加难以扭转。
我去参加很多国际还有非洲当地的野生动物保护活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然而会场里除了我看不到第二个中国人。至于在NGO、民间社区等组织里就更难看见中国人了。
中南屋的成员们
“中南屋”成立了之后，我们带着当地的华人组团去参与剪盗猎者设立的铁丝网、解救被铁丝网缠住的斑马，去野外观鸟，像铲屎官一样给动物孤儿院打扫卫生。这些活动在非洲举办了不知道多少年，但是很多当地人见到我们会说：这是第一次看到中国人参与野保活动。尽管有一百万的中国人生活在这里。
但过去的仇视和偏见，消除起来并没那么容易。
2016年4月底，在肯尼亚史上最大规模焚烧象牙的现场，一名穿着考究的美国中年女记者说想采访我。她一上来就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你觉得，中国年轻人如果知道这个焚烧象牙的事件，会告诉他们的父母不要买象牙吗？”我告诉她：“我需要明确一下，我觉得你这个问法是不正确的，你似乎假设了所有的中国人都买象牙，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那个美国女记者似乎没有兴趣听我多说，又抛出了下一个问题：“你自己为什么做野生动物保护？是因为你喜欢动物，还是因为就是一份工作？我理解，很多人做这个就是一份工作。”
我差点被呛死，不知道说什么，只能建议她先好好了解了解中国人的情况。对话的氛围一直很紧张，最后，她对我说：“I think you are an asshole（我觉得你是混蛋）”。
我的心情因此糟了半个小时。类似这样的状况发生过很多次，这些白人自以为是的愤怒，让我一度觉得：“我干吗要那么努力去保护这些人想保护的东西呢？让他们都见鬼去吧。”但愤怒过后，又会觉得，架一个沟通桥梁的确很难，但这也是桥梁存在的意义吧。
因此，每次在国际野保活动或者会议上，我都会讲，中国是当前一个象牙走私的主要市场，但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爱买象牙，许多中国人也热爱野生动物保护。“中国也许是问题的一部分，但我们也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回想起我在哥大读书那会儿，班上几乎一半的美国同学都参加过“和平队”（很多美国年轻人在刚毕业时，会花一段时间到发展中国家去，去做一些农业、医疗卫生以及各种跟可持续发展有关的事情）。上课讨论，同学们纷纷谈起“我在海地地震的时候”、“我在莫桑比克的时候”，而我完全接不上话，有些地方甚至我连听都没听过，只能结结巴巴地说“在中国……”
我希望我现在做的事能成为中国未来的“和平队”。当然，事情进展的并不如想象中顺利——美国的和平队员几乎都会在发展中国家待两年，甚至更久，而中南屋连能做到两年的全职人员很少，大多数人都是一个月、两个月，但好歹算一个开始吧。
在非洲“野”了这么多年，我最遗憾的是就是没有把收获的东西和到过的远方分享给最亲的人。
小时候，外公家旁边就是动物园，小时候他天天都会带我去玩。那时候我在外公家里还养过蜘蛛、蜥蜴、鸟、兔子等各种小动物，如今翻出来儿时的玩具，也全都是恐龙、河马、昆虫，应有尽有。虽然动物园的存在在野保界是有争议的，但如果不是外公每天带我去，我大概也不会对野保有这样的兴趣。
今年年初，外公突然肺功能衰竭。我赶回去的时候，他只剩最后几天了，已经没有办法开口说话。我从非洲带了一面小手鼓给他，他在病床上，插着氧气管，手里摸着那面鼓，用手给我画了几个字：以后要注意身体健康。
黄泓翔从非洲给外公带回来的礼物 图 / 受访者供图
至于未来，我还会继续留在非洲，以及，去更多更远的地方，因为，远方就在那里，你没有办法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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