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1949年10月1日，在首都天安门广场，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并亲自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在轰隆的礼炮声中，震醒了沉睡几千年的东方雄狮，从此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各项工作陆续纳入正轨，全国掀起了全民学文化的热潮，随之而来的是全民教育工作顺利展开，各种识字班、夜校应运而起，那时不上学的孩子，人们全叫野孩子，为了不当野孩子，母亲用白毛巾给我缝制了精美的书包送我去学校报到。学校座落在福顺东街，距离我家不到二百米，是一座祠庙叫《济公祠》改建的，祠里既沒有神像也沒有和尚道士，校舍比较整洁。母亲临走时叮嘱我，要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不要和同学们打架。这些话在家里不知说了多少遍了，在学校又反复叮嘱，但我不嫌母亲絮叨，而是更加喜欢母亲了。母亲走后，学校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第一节课，课上老师检查学习用具，看了看我的书包，书包里除学校发的两本书，一个作业本和一支铅笔以外，什么都沒有，老师也沒说什么，就这样一年级算是混过去了。到了二年级，课程表里每周多了两节写毛笔字和图画课，这就使我犯难了，因为母亲总有病，不敢伸手向母亲要钱买毛笔和其它学习用具，又怕老师批评，所以一到写大字和图画课，我就不去上课，躲在学校不被人发现的一个角落里，用捡来的小木棍在地上写字和画图画。时间一长被老师发现了，老师问我为什么不去上课，我就把情况如实地向老师说了，老师不但没批评我，并且抚摸着我的头平和的对我说：“好孩子老师相信你，你要好好学习才对得起生病的母亲，以后有什么困难跟老师说”。第二天老师拿出一支新毛笔给我，并叮嘱同桌的小伙伴，两人共用一个墨盒学毛笔字。时隔60多年，什么事我都模糊了，唯独这件事忧思难忘。从部队转业后，我始终寻找这位好老师，可惜她已经远离人世。
1952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正是我开学不长的日子，母亲因积劳成疾，病情加重，无钱医治，不幸离世，那时母亲实年仅有49岁，悲痛不已，真让人难以接受，她老人家为了支撑这个家，不知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甚至险些搭上性命，她无处倾诉。说实话她也不想就这样一走了之，因为还有沒长大的孩子。我也不愿意让她走，我还欠母亲很多人间情沒有还，她老人家的恩我还沒有来得急报。母亲的身影至今偶尔还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在我的记忆中母亲裏过小脚，穿一身靠蓝大卦，洗的很干净，头上扎着抓阄，由于过度操心和劳累，显得有些苍老，母亲沒享过一天福，每天为生活而奔波。她很刚強干练，总是有股不服输的样子，我为有这样一位母亲感到骄傲。临近出堂那几个日夜我始终默默无语地跪在灵棚，欲哭无泪，也不知道什么叫哭，出堂回来看到母亲沒啦，这才嚎啕大哭，劝都劝不住，真是无妈的孩子象根草，从此以后我无语凝咽，如果在外面受了什么委屈，就偷偷的跑到母亲的坟前，一个人抺着眼泪，默默的沉思着，也不知道在想什么，总感觉憋屈。母亲沒有留下一张遗像，迁坟时我在上海部队，兄嫂也没告诉我，他们将父母的遗骨就地深埋了，我探家时问过他们，他们总是找出各种理由搪塞我，这始终是我的一块心结。母亲走后家里就剩我和哥哥两个人，沒着沒落儿的，因为俩人还小，做饭是个大问题，老姨想把我接到他们家吃住，因叔伯不同意，老姨沒有如愿。经过叔伯商议最后决定，哥哥跟亲叔伯大哥家搭伙吃饭，挣的钱全部交给他们，我跟着叔婶一起吃住，至于他们给叔婶多少钱不但我不清楚，就连哥哥也不清楚，据说不给钱。叔婶待我视如已出，成为我的第一监护人，恐怕我受委屈，如果我在外面受别人欺负，婶婶敢和他拼命……
1956年哥哥结婚以后，我才和兄嫂归伙，我仍然住在叔婶家。和兄嫂归伙我总感觉有陌生感，好像寄人篱下，不得不低头，能避开他们尽量避开，和他们很少交流，也不同桌吃饭。同年我已经由寨上高级小学毕业，升入汉沽中学，在中学就读期间，我参加了很多课外活动，参加了国乐队，每次学校组织演出活动，我都活跃在舞台上。还参加了养兔组，为生物课提供活体标本。更使我难忘的是，大炼钢铁运动，1957年11月，我国提出15年左右时间，在钢铁产量上要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在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口号下，钢铁产量越提越高。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从此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在大气候影响下，学校紧跟形势，动员全体师生积极投身到运动之中，土法上马，各班迅速建起了小高炉，班与班之间开展挑应战，发动师生到处捡废铁，因为烧小高炉我的一双鞋子被火烧了，班主任拿来一双新鞋让我穿上，虽然师生们热情非常高，只可惜一炉钢也没有炼出来。现在看来大炼钢铁运动造成了人力物力极大浪费，不过人们的思想境界在当时还是积极向上的。
在中学期间学校要求勤工俭学，学校老师对我家庭情况非常了解，所以在寒暑假期间，学校专门与天津化工厂联系，为我安排了一份工作，在金师傅带领下，我当了一名车工，虽然挣钱不多，除了在天化大食堂吃饭，还有节余，把节余下来的钱除购买一些学习用品外，剩下来自已存着以备急用。母亲去世以后三姐最疼我，见到我就问长问短，她从我的同学那听到，我上学从没吃过早点，很心疼，她就托人把早点带到学校，我知道她也不富裕，这是从她嘴里抠出来的。1959年初中毕业，毕业去向问题使我伤透脑筋，继续升学财力不够，干脆就业，自食其力，于是我把想法向老师作了汇报，学校不同意我就业，老师对我说：你想就业不但学校不同意，我也不同意，因为现在国家普及高中教育，所以你必须升学，对你的情况也进行了研究，保送你到汉沽师范学校学习，即解决了吃饭问题又可以读书，也减轻了你的思想压力，岂不是两全其美的好亊。我同意了学校的安排，就这样我进了汉沽师范学校。
1959年底我在师范读书期间，正是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时期，再加上苏联逼债，更是雪上加霜。1960年7月，苏联对我囯发出照会，一个月之内全部撤回在华的苏联专家，并对我国逼债。当时中囯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负利息折合人民币52亿元，其中60%以上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囯借支的军事物资的贷款和利息。按照原协议这些外债于1965年全部还清，当时我囯工业尚在起步阶段，所以只能用猪肉、鸡蛋、苹果、花生米等农副产品来偿还。这就更加重了我囯人民群众的生活困难。但是，人民群众有志气，共同勒紧“裤腰带”、“过苦日子”，从嗓子眼里抠出食物，积攒了大量的物力和财力，于1964年提前一年还清了欠苏联的贷款和利息。当时学校的师生都吃不饱肚子，甚至有的师生得了浮肿病。因此，学校经请示上级领导同意，全校停课，坐船顺蓟运河而上，到宁河县凌仃口公社打捞水蓬蓬，回来磨成粉和高梁面拌在一起做成窝头给大家吃，好多人吃了以后大便干燥，但师生毫无怨言，充满了乐观精神。同学们都说囯家有难匹夫有责，与革命先辈比这点困难算什么，学校想了很多办法来觧决师生吃饭问题。
因为去外地停课打捞水蓬蓬，影响了学习进度，要把损失的时间抢回来，经请示上级同意，利用寒假时间补课。元旦也不放假，为了庆祝元旦，学校想尽办法改善师生伙食，特意包了一顿玉米面当皮，豆腐渣作馅的饺子，大家高兴地给它取了个名字，叫作“雪花饺子”，老师以此为题目，出了一道作文题，叫做《雪花饺子度荒年》，每个人都要写。同学们都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的好文章。在国家最困难时期，都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