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国防部网·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融媒体
这是一位烈士母亲。
她有四个儿子，三个儿子参军入伍。四十年前，小儿子英勇牺牲。四十年来，从未向组织开口要过任何特殊待遇，只是默默努力工作，退休后继续发挥余热，传播正能量。
她叫田伯芬，今年84岁。四十年来初心如一，执着坚守。
某部士官家属艾碧看望田伯芬老人（左一）和老伴何良英（左二）。
四虎子三从戎：“国家需要、党需要我的儿子去当兵”
田伯芬老人家中墙上挂着烈士证明书。
1979年2月20日，是田伯芬生命中最刻骨铭心的一天。
那一天，年仅21岁的小儿子何田忠，为掩护战友突围、保卫指挥所，英勇牺牲。
“该同志……表现勇敢、不怕牺牲、冲锋在前，协同班、排长指挥。火箭筒手负伤，自告奋勇当射手，打得狠、猛、准，勇往直前、临危不惧、生命置之度外……不幸光荣牺牲。”
当二等功军功章和追任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和革命烈士的证章传回重庆家里时，田伯芬与老伴何良英瞬间崩溃。
二哥何田钦与小弟感情极为深厚，无法接受弟弟牺牲的现实，接到消息的当天就精神分裂，从此无法正常生活。
西南地区民间习俗，称呼最幼的子女为“幺儿”，还留下一句人尽皆知的俗语“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
最疼爱的“幺儿”何田忠还那么小、那么年轻就光荣牺牲，连婚都没结，更没有留下一男半女。白发人送黑发人，锥心的悲痛让田伯芬大病一场。每年的2月，田伯芬都会伤心欲碎。
田伯芬和丈夫何良英有四个儿子，他们把三个儿子先后送进了部队。
何田忠牺牲后，两个哥哥依旧在遥远东北和西藏的边陲服役。党和政府也给予了何家最大的关怀。但是，当组织上问到老两口有什么要求时，不善言辞的何良英只是摇头，田伯芬则是轻声说了一句：“我们这一家的一切，都是党给予的，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缺。”
后来，两个儿子转业了，她也没向组织提出要求照顾，服从安排，一个成了厂里一线的拉丝工人，一个成了一线的轧钢工人，都是最基层最辛苦的岗位。
“你们的弟弟是为国牺牲，我们都不能为他抹黑啊！”田伯芬面对两个退役回来的儿子时，抹着眼泪说：“你们都是当过兵的人，退伍了也要有军人的担当，以后就各凭本事，争取干出一份成绩。”
多年以后，还有人不理解地问田伯芬：“你生了四个儿子，怎么就送了三个去当兵啊？你也太……”
田伯芬听后，平静地说：“我是旧社会走过来的人。我就是一个普通家庭妇女，一个妻子、四个儿子的母亲。我不懂大道理，但我晓得那个年代，国家需要、党需要我的儿子去当兵。”
一份遗嘱：“一心跟党走就是我的初心”
2016年6月9日，田伯芬老人和老伴何良英给牺牲在维和战场的申亮亮的妈妈捐献2000元。
“我和老何都是党的人，为党的事业奋斗了一生，今天老何走了，我要代表他，向全家提出四条要求：
第一，全家人都要向老何学习，一辈子听党的话跟党走，啥时候都不动摇，都不含糊。
第二，尽管家里还有很多困难，但全家人不能向组织上提任何要求，我作为一个老党员要带头说到做到。
第三，不收组织和社会上的慰问金。
第四，按照老伴提出的遗嘱，我要代表他向党组织交最后一次党费。”
2019年6月6日下午，当这一行行略带颤抖歪斜的字迹，被田伯芬满是皱纹的手，从一本破旧的笔记本中翻开显露的那一刻，屋子里所有的人，都眼眶通红、集体沉默。
这份遗嘱，是老伴去世时，她在灵堂向全家老小念出的要求。
2018年12月，老伴何良英去世，田伯芬顶着巨大的悲痛料理后事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老伴曾经留下的遗言。
那是2016年，老伴曾经表达过的不收礼金等期望，田伯芬连夜一笔一划地将之写在笔记本上。在追悼会上，她当众念了出来。
团结坝社区党委当时送去了200元慰问金，田伯芬指着笔记本上的四条要求，坚持不收。双方坚持许久后，老人沉默了片刻。
“这钱，就当作老何最后一笔党费吧，这也是他的遗愿之一。”田伯芬的话，再次让现场众人泪奔。
田伯芬老人进课堂给孩子们讲传统。
田伯芬出生于1935年，那是一个风雨如晦的时代，内忧外患中，中华民族正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难。
“我的爷爷奶奶，租地主的田地，累死累活一年下来，自己只能得三成，你说苦不苦？”田伯芬平时性情恬淡，只有在情绪激动的时候，才会提起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
田伯芬记忆里爷爷奶奶的身影，永远是佝偻着劳作的样子，似乎永远没有直起腰来的时候。
“你们现在哪里看得到地主压迫农民？”老人和善的双眸也会因为回忆而泛红。
她母亲一共生育了12个子女，然而，最终挣扎活下来的，只有7个。
“我到这个年纪了，还清楚地记得，我的一个弟弟眼睛生病，得不到好的治疗瞎了，最后还淹死了。”老人的胸口的起伏，随着讲述越来越大。
“那个年代，我的父母就靠手工织布、印染为生，没日没夜地干，但是一匹5丈长的布，只能换3升苞谷！”田伯芬苦笑，就是这3升苞谷，要抱回家还不容易。
田伯芬小名叫“桂花”，她的父母每每都会反复叮嘱：“桂花，路上要小心哟，千万不能被‘棒老二’抢去了咯！”
“啥叫‘棒老二’你们晓得不？就是土匪哇！”田伯芬颤抖着手说：“如今你们坐在电视机跟前磕着瓜子才能看到的土匪，我是从小就真真正正怕得直哭啊！”
“我老母亲生了12个子女，只活下来7个！我只生了四个儿子，一个个活蹦乱跳，还当兵保家卫国。这就是新中国和旧中国的区别哇！”田伯芬说道这些话，脸上洋溢着骄傲和自豪。
19岁那年，田伯芬从乡下来到重庆与何良英结婚，成为了钢铁厂一名普通工人。从最初进厂时的鼓风机工人，到配电房的配电工等等，田伯芬所干的活，大都是最苦、最累、最脏的活。
就是这么一个钢铁厂的普通女工，不断追求进步，1960年就光荣入党，比丈夫何良英还早两年入党。
“为啥入党？说真心话，我和我的一家老小，都是受了党的恩情，我这一辈子，绝对一心跟党走，绝不含糊！”田伯芬动情地说：“现在讲不忘初心，这就是我的初心！”
当时，对入党审查和要求非常严格，田伯芬入党，在当时算是一个不小的新闻。就连老伴何良英在世时，也经常开玩笑地对她说：“你思想比我先进，觉悟比我高。”
很多人知道田伯芬入党较早，却不知道其中缘故。田伯芬自己从来不多谈当年的往事，只有像王朝东这样的老同事、老邻居，才清楚田伯芬当年工作起来的玩命劲。
“她啊，这么说吧，那时候每年评先进工作者，不用放榜都晓得肯定有她！”如今已是79岁的王朝东感慨。
“这样的人先入党，所有工友都是心服口服。”王朝东说，几十年来的同事、邻居处下来，从没听到田伯芬抱怨过，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她从来不抱怨。
每提到这些话题，田伯芬只是淡淡地摆摆手：“你们都说我觉悟高、思想先进。但要我说，大家都是做工作，我也没干啥子特别的事，那些荣誉是组织上的关心罢了。”
田伯芬先后担任过车间女工委员、团支部书记等。1963年，组织把她叫去谈话，希望调她去一个街道办的白云石厂工作。
田伯芬当时所在的钢铁厂是一家特大国有企业，而那个白云石厂是一个街道办的集体企业，两者之间的差距很大。
“组织安排，我一定服从，什么时候报到？”这是田伯芬的第一反应。领导们都十分感动，他们都以为这次调动需要做很多思想工作。
此后，田伯芬先后在白云石厂、沙坪坝区建管办、修缮队、第四建筑公司等单位工作过。哪里需要她，她就去哪里，没有半句怨言。
她说：“年轻时有工作、有荣誉，老了有退休金、有医保，还有重庆市烈属优待金。生活在这个新时代，见到了以往想都不敢想的东西，组织上和社会上给予我的也太多太多了。我很知足。”
执着坚守：“人生最后一站也不忘当初誓言”
田伯芬至今住在一栋老旧的居民楼的六楼，没有电梯。她的家中，基本保持着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风格，连墙壁都是用石灰刷白的。
她觉得自己很幸福。她说，社会各界对她的关爱太多太多。
“我有好多好多的兵儿子、兵闺女。”老人闲暇之余，最喜欢翻看的，就是相册。那里有全国各地认她做母亲的部队官兵。
陆军军医大学附属西南医院为田伯芬的老伴何良英检查眼睛。
“人老了，念旧。”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的孟召友是田伯芬众多“兵儿子”中的一员，从2012年开始，他就每月上门为老人检查身体，7年里从未间断。
沙坪坝区民政局、双拥办等部门，从2011年起按照有关政策要求，为何良英、田伯芬办理烈属优待金待遇。
在田伯芬所住的团结坝社区，为老人修缮房屋、上门走访照料等，从来不需要老人自己开口，社区自会一一安排到位。
田伯芬老人则是从来不会安享这一切，她自告奋勇地要求担任她所在楼栋的楼栋长，负责全楼的路灯电费收缴。
“她收电费收了一回，我们都不让她干了。”石井坡街道负责双拥工作的工作人员江志国提起田伯芬，哭笑不得。
原来，团结坝社区因为困难群众较多，街坊们都不宽裕，田伯芬收电费的方式，就是悄悄垫上300元钱，然后根本就不上门催收。
“老人家，你总共一个月就那么多退休金，你打算垫到什么时候？”江志国听说此事后上门“兴师问罪”。他照顾田伯芬整十年了，太了解这个老太太了。
田伯芬先是一愣，末了呵呵一笑：“你怎么晓得了啊？没得好多钱，街坊们都不容易，我晓得。”
2016年6月3日，驻地部队官兵迎来了一堂特殊的主题教育课。“我知道，国家需要的时候不惜牺牲一切，这是当兵的使命……”课上，田伯芬深情追忆儿子的感人事迹和生活点滴，令官兵感动不已。
2019年9月4日，新学期刚开学，田伯芬来到沙坪坝区莲光小学，在晨会课上给孩子们讲英雄故事。
这只是田伯芬老人为社区居民、为学校师生、为部队官兵讲英雄故事、讲党的培育和自己成长经历的缩影。
“我和老何，都是党的人，党的这么多年培养教育，我们都记在心上，不能因为这是人生最后一站，就忘了当初的入党誓言。我们要把英雄的精神传承下去。”田伯芬说。
2014年12月14日，“沂蒙新红嫂”朱呈镕从山东临沂到重庆看望烈士何田忠父母田伯芬和老伴何良英。
田伯芬老人进课堂给孩子们讲传统。
国防部网·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融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