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床上曾诊断个别青少年患者有不明原因的躯体化症状，如一到学校就发烧、罗宫血莫名疼痛、右手无力、身体多处肌肉紧张紧张、紧张等。
他们曾到医院做过系列检查，辗转多个科室，始终未发现相关器质性病变，也未能真正缓解症状；后来才意识到这很可能是精神心理问题所致。
我们利用系统化深度心理干预找到了这些症状背后的心理根源，予以修复，他们的“怪病”很快就缓解了，消失了。
这些莫名其妙、查不出器质性病变的躯体障碍，在临床上常被称作“功能性躯体不适”。虽然这个名字里没有提及“心理”，但越来越多的大夫已经意识到，这些症状往往与病人的精神心理因素有关。
事实上，我们上面举的例子已经不算十分离奇。爱尔兰神经学家苏珊娜·奥沙利文多年来一直在研究各种“疑难杂症”——明明病人的身体没有明显的生理问题，却出现了严重的幻觉、癫痫、瘫痪、昏迷等。
比如目前只在瑞典发现的“放弃求生综合征（resignation syndrome）”。
这种病症出现在瑞典的“难民”家庭，他们在自己原来的国家有过非常可怕的遭遇，所以才逃到瑞典来。
可是，当他们得知瑞典政府可能会将他们驱逐出境时，很多家庭中的儿童出现了“放弃求生综合征（resignation syndrome）”，表现为陷入昏迷，瘫痪在床，失去了意识，不得不穿着尿片、靠鼻饲存活。可是他们的身体检查显示一切正常。
出现“放弃求生综合征”的儿童，图片来源于网络
而且这不是个例，在最多时，当地有好几百个面临被驱逐的难民孩子出现了同样症状。
还有一种奇怪的疾病叫做“grisi siknis”，它只存在于米斯基托海岸的当地部落，“grisi siknis”就是当地的语言，类似于临床中所说的“歇斯底里症”。
当地的患者主要是青少年，尤其是女学生，发病时会疯狂地四处乱跑，然后倒地癫痫发作。往往需要好几个男性才能按住患者。而且如果一个学生得病了，该学校也会有其他学生得病，就像会传染似的。
米斯基托人的宗教文化比较浓厚，他们认为得这种病的人是被恶鬼缠身了，而且患病的人都说看到过这个“恶鬼”，是一个戴着帽子的小个子男人。
所以当地人对付这种疾病的逻辑也很简单——“驱鬼”仪式。治疗师把草药浇在患者身上，效果非常显著，治愈率100%。
另外，还有在哈萨克斯坦中部小镇发生过的“昏睡症”，100多个小镇居民无缘无故地昏睡过去，怎么叫都醒不来，直到后来自行苏醒。而他们的身体检查毫无异常，居住环境如空气、饮用水等也没有不良的物理因素。
还有，2016年美国驻古巴的外交官出现了头昏、头痛、记忆力下降等系列症状，被称为“哈瓦那综合征（Havana Syndrome）”。
据媒体报道，过去5年里，美国已经有100多名美国外交官、间谍和军人出现这种症状；今年5月美国媒体还称有2名白宫官员患上了这种“神秘的疾病”。有专家怀疑是遭到了声波攻击，但至今仍未查明原因。
对于这些古怪离奇的躯体症状，苏珊娜·奥沙利文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她认为这是一类心身疾病（psychosomatic illnesses），也就是由心理社会因素导致的、以躯体症状表现为主的疾病。也就是我们在文章开头说的“功能性躯体不适”。
瑞典儿童出现的“放弃求生综合征”是怎么回事？奥沙利文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得知自己有可能被驱逐出境，对生活完全失去了希望。
从科学精神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些儿童在原来的国家经历过非常大的心理创伤，比如战争、内乱、严重的暴力等。好不容易逃到了瑞典，却发现有可能被驱逐出境。
他们十分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再次居无定所、挨冻受饿，面临生命的威胁。即使驱逐出境还没有真正地发生，但他们一预想到这个结果就感到高度恐惧、绝望。
强烈的危机感触发了他们的应激反应，大脑发生了微妙变化，释放出了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等神经递质，在初期应激反应过后，患者出现了无力、疲惫、没有精神、起不了床的症状。如果危机感不解除、继续加重的话，就有可能出现出现瘫痪、昏迷等极端症状。
除了苏珊娜·奥沙利文的叙述之外，还有不少媒体也报道了这个疾病。
有的孩子刚好是在他们家避难居住的请求被拒绝时陷入昏迷的；有的孩子获得了永久居留权后，14天后醒了过来，并回顾说“感觉自己就像躺在深海里的玻璃箱中，如果说话了或移动了，玻璃就会碎掉，水就会涌入淹死他”。
这是一种极度恐惧、不安全、但又渴望求生的精神心理状态。
图片来源于网络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放弃求生综合征”恰恰不是放弃求生，而是这些患者的求生策略。这是大脑用其独特的方式以回避风险和危机。
那为什么会那么多当地儿童在同一阶段患病？因为他们都来自难民家庭，都面临着一样极端的现实危机和心理危机。
他们内心的恐惧和压力本来就很大，如果听到其它难民家庭发生了这类事情，他们的大脑会受到强烈的暗示，也容易出现同样的症状。
尤其是如果听说了其他孩子出现症状之后，可以暂时不被驱逐出境的话，他们的大脑会不自觉地学习和模仿：患上“放弃求生综合征”才有可能躲避掉风险，获得安全。这就是所谓的“传染性”。
当然，这里不是说这些患者是装的。作为青少年、儿童，他们无法装作昏迷、对外界任何刺激都毫无反应长达几个月，甚至数年。如果有这样的伪装，很容易就被揭穿了。
这些症状是千真万确的，只不过他们不是源于器质性病变，而是心理社会因素中的精神应激，导致大脑采取了特殊的反应。
那米斯基托人的“恶鬼缠身”又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类似于“驱鬼”的方法那么有用？
所谓的“恶鬼缠身”，很可能源于患者本身就有巨大的心理压力，遭受过叠加性心理创伤，比较敏感多疑（奥沙利文发现，这种病往往发生在那些受到性威胁的年轻女性身上），而且也受到了社会氛围中的强大心理暗示。
而用草药淋浇的方法之所以有用，有两部分因素，一是以为当地人非常相信这种方法是有效的，这也会带来强烈的心理暗示。
二是当地人对于患者非常同情、会聚集在一起帮助他们。也就是构建良好的社会支持体系。
对于哈萨克斯坦某小镇的“昏睡症”，还有美国外交官得的神秘症状，神经学家奥沙利文也给出了解释和分析，她希望通过这些发现和分享，令更多人理性、客观地看待“心身疾病”，重视心理社会因素在某些躯体症状中的重要作用，找到根源上的“病因”，从而解决问题。
最常见的精神心理障碍——抑郁症，其实也是一种广义上的心身疾病。它不但有情绪、行为症状（如情绪低落，精力缺乏），也有很多躯体症状，比如胸闷、乏力、头痛等。
有部分患者吃药、接受一般的心理治疗后效果微弱，他们的父母就开始寻求一些“民间疗法”，比如类似于米斯基托人的“驱鬼”“驱魔”“作法”等等。这在我国部分地区也很流行。
这对于抑郁症有没有用？因人而异。如果患者本人相信这种方式有用，那很可能会起到积极的心理暗示，类似于精神科药物的“安慰剂效应”，从而令病情有所缓解。
可如果患者本人非常排斥这种方法，那效果就基本没有了，患者甚至会觉得很好笑、很“脑残”。
尤其是现在的青少年患者，他们从小接触现代科学文明，接触过大量的网络信息，包括一些科学的精神心理学知识，他们往往对“驱鬼”“驱邪”嗤之以鼻。
如果“驱鬼”“驱邪”的过程比较阴森恐怖的话，还可能会对比较年幼、或比较胆小的患者带来恐惧，造成二次伤害。
比如我们曾经分享过的案例小英，她曾被多名权威的精神科医生诊断为抑郁症、社交恐惧症、双相情感障碍，甚至精神分裂症。
小英的母亲和外婆都信佛，但信奉的方式带有浓重的迷信色彩。小英病情严重时，他们带孩子去找“大师”。“大师”对小英说她罪孽深重，被“狗熊精”和鬼魂附身，还进行了一连串阴阳怪气的作法。年幼的小英吓得不轻，病情反而加重。
所以，我们有意识地去认识“心身疾病”这个概念，并不是说我们要陷入迷信，将病因归结为神秘的力量。
而是当患者的躯体症状找不到明确的器质性原因时，我们要深入了解患者的精神心理状态，从他们的经历、遭受的心理压力上寻找深层次的原因。
正如奥沙利文所说的：“我们不应该把身体和心理区分开。我们的身心是相互连接的。”
如果发现有可能是精神心理问题所致，除了寻求精神科治疗和心理治疗/心理咨询外，我们还要重视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对患者关爱、同情，一起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而不是歧视和躲避。这是我们应从米斯基托人身上学到的。
对于青少年、儿童患者来说，社会支持体系中最重要的是家庭关系的改善。不当的家庭教育是最常见的负性应激，也就是叠加性心理创伤，父母要有意识地积极地自我反省、改变及提升，并改善亲子关系及家庭氛围，成为孩子的心理支撑，更有利于缓解孩子的病情，加快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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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青少年患者的家长，他们虽然没带孩子前来诊疗，有的孩子甚至未服用过精神科药物，但家长认真阅读了我们的文章，学习了科学的精神心理学知识后，及时改变了家庭教育和亲子沟通方式。
当他们的亲子关系变得亲密，父母能真正走进孩子的内心，部分修复孩子的心理创伤后，孩子的症状明显缓解，甚至顺利复学。
希望更多家长能及时掌握科学的精神心理学知识，预防孩子出现心身疾病，积极、正确地应对孩子的心身问题，引领孩子心身健康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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