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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了记者。
记者：在您翻译的四部作品中，《斐多》是您的跨界之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而进入哲学，苏格拉底面对死亡“愉快、高尚的态度”令人印象深刻。这本对治忧愁的译作，有纪念钱先生的特别意义吗？
杨绛：1997年早春，1998年岁末，我女儿和丈夫先后去世，我很伤心，特意找一件需要我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的工作，逃避我的悲痛，因为悲痛是不能对抗的，只能逃避。
我选定翻译柏拉图《对话录》中的《斐多》，我按照自己翻译的习惯，一句句死盯着原译文，力求通达流畅，尽量避免哲学术语，努力把这篇盛称语言生动如戏剧的对话译成戏剧似的对话。
柏拉图的这篇绝妙好辞，我译前已读过多遍，苏格拉底就义前的从容不惧，同门徒侃侃讨论生死问题的情景，深深打动了我，他那灵魂不灭的信念，对真、善、美、公正等道德观念的追求，给我以孤单单生活下去的勇气，我感到女儿和锺书并没有走远。
应该说，我后来《走到人生边上》的思考，也受到《斐多》的一定启发。
上文选摘自《文汇报•笔会》记者周毅对于杨绛的采访。
死亡在真正与祂面对面之前，永远都是一个值得咀嚼的话题，当祂莅临的那一刻，究竟是画下了一个句号，还是一个省略号，仍然是一个难解的谜题，尽管这个话题往往只在与祂擦肩而过的那一刻电光火石般浮现在脑海中，但一旦开始思考，便无法再把祂从脑髓中驱逐出去，并且越是越是感觉到祂的迫近，对于它的思考就越来越频繁地闪现在自己的脑海里，直到自己彻底被祂占据。
很多年后，已是皤然老妪的杨绛仍然能够清晰地记起自己在大学时代的一次诡异的经历，这个18岁的小姑娘静静地安卧在宿舍的床上，虽然她睡觉一向很轻，“屋里有谁起夜，她没有不醒的，你从床上轻轻坐起来，她那边就醒了”，而且为了方便，她睡觉时没有锁门，但当她的朋友回来时，门却锁上了，“她推呀，打呀，叫呀，喊呀，里面寂无声息。旁人听见了也跟着帮她叫门。
人愈聚愈多，打门不应，有人用拳头使劲擂，有人用脚跟狠狠地蹬，吵闹成一片，而门仍然紧锁，她们开始猜测杨绛暴死了，或是自杀了，并且对这个长着一副“孙猴儿‘生就的笑容儿’”的小姑娘为何自杀作出了种种理所应当的猜测。但屋里的杨绛却对门外的沸反盈天丝毫不知，直到她“忽然感到附近人喊马嘶，好像出了什么大事”她才起来下地开灯，“睡眼惺忪”站在门口，用自己安然无恙的猛然现身让门外以为她已死的人惊喜得齐声叫了一声“哦！”
59年后，杨绛在她的《遇仙记》里记下了这则看似无关紧要的陈年旧事，和她的其他零碎饾饤的回忆文字一起收录在她的散文集《杂忆与杂写》中。这本小册子远不如杨绛的另一本私人回忆《干校六记》闻名于世，除了其自序中引用的英国诗人兰德的那几行“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常被割裂引用之外，这本小册子的诸多篇章长期以来只有钱锺书和杨绛的研究者才会惠顾光临，而这篇《遇仙记》可能又是其中最令人匪夷所思又看似毫无意义的一篇。
但讶怪的是，2007年，也就是这篇文章发表的19年后，97岁的杨绛却在她的《走到人生边上》借一个二十多岁农村出身读过这篇文章的女孩子之口，旧事重提，并且勾出了一连串自己耳闻或是经历的鬼神故事。这些故事的特点是无从解释，无法证明其真伪，又不似《聊斋志异》抑或《阅微草堂笔记》那样有设神道以教化人心的企图；而作为一名已经九十七岁，又向来淡泊名利的老人，似乎也毋须编造这种拙劣鬼神故事来耸动人心，哗众取宠。但杨绛仍然不惮笔墨地将这些无甚意义的鬼神故事记述下来，尽管它们似乎并不能给生者以教化或是愉悦，甚至带来的只有莫可名状的诡怪和恐惧，但它们都指向了同一个目的地，那也就是杨绛长达一个世纪的旅途所最终抵达的终点，也是每一个人最终都难以逃脱的宿命：死亡。而这些闯入生者空间的鬼神，正是向活着的人传达来自那个世界的信息。
《裴多》
柏拉图 著
杨绛 译注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3月
鬼神：“鬼之言归也”
在杨绛所记述的诸多鬼神故事中，最惨然的一个当属她在下放干校时听村里人讲的“饿死人的年代”的故事：
“那时候饿死了不知多少人，村村都是死人多，活人少，阳气压不住阴气，快要饿死的人往往夜里附上了鬼，又哭又说。其实他们只剩下一口气了，没力气说话了。可是附上了鬼，就又哭又说，都是新饿死的人，哭着诉苦。到天亮，附上鬼的人也多半死了。”
杨绛并没有深究这桩令人不堪细思的传闻的真实性，就像她的大多数散文一样，只是记述故事，却并不给读者以明晰的结论，她似乎认为结论本身就藏在故事里，在这篇故事的下一段，她很快一转：“鬼附人身的传说，我听得多了，总不大相信”，似乎要否定上述这些鬼神故事的真实性，但她紧接着否定了自己的这种“不大相信”，更引述莎士比亚的名言“这个世界上，莫名其妙的事多着呢。”之后又缕述古代经典诸如《左传》中记载的闹鬼事件，以及自己大学时一位“谨小慎微”的同学讲的自家凶宅闹鬼的恐怖故事，和他不信鬼神的父母给他讲的爷爷奶奶同时看到太公显灵的故事。这让她感到“困惑”。
这种“困惑”实际上成为了解答这个问题的另一个门径，自称为“老朽”的杨绛为了解答自己的“困惑”而在97岁那年开始了自己的思考，她表示自己“试图摆脱一切成见，按照合理的规律，合乎逻辑的推理，依靠实际生活经验，自己思考。我要从平时不注意的地方，发现问题，解答问题；能证实的予以肯定，不能证实的存疑。这么一步一步自问自答，看能探索多远”。这一谦虚的口吻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一个已近百岁的老人的勃勃雄心，杨绛并非简单的“自问自答”，倘使如此，她大可以像她的许多旧稿残编一样放在抽屉里，作为一种有益的思考游戏的产物，她要做的乃是冲破一种思想上的窒碍，这种窒碍也就是她在后面所委婉提到的“无党无派，也不是教徒，没有什么条条框框干碍我的自由”。
《杂亿与杂写》
杨绛 著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7月
在杨绛看来，这种党派、教徒以及“条条框框”已然是一种“社会风尚”，这种社会风尚以所谓的“不信不迷”的“思想正确”表现出来，而这种所谓“正确”的“思想”乃是“重物质，而怀疑看不见摸不着的‘形而上’境界”。对杨绛来说，鬼神的存在尽管介于是非有无之间，但对它的思考却恰恰是步入这一“形而上”境界的门径，也是对长久以来以进步为名对人进行“思想改造”的一个反动。
20世纪革命中国的母题之一即是驱鬼逐神，这里面的“鬼神”既有传统文化中实际上意义上的超自然存在，亦有其象征意义。无论是早期以科学民主启蒙为口号的新文化运动，亦或是继之而起以集体改造人性塑造“新人”为目的的政治运动，鬼神皆被视为封建迷信、颓废想象，与现代革命意识形态格格不入。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革命者，都心心念念以驱鬼逐神为使命，胡适在1915年的一首诗中认为只有驱逐鬼魅，革命才能迎入新世纪“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棰，鞭笞驱逐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到1940年代，延安制造出的最负盛名的歌剧《白毛女》中则赞颂“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便成人”。
这种将传统和旧时代比拟为应当消灭的鬼神思维成为一条系谱，时而作为意识形态的口号，时而又作为现实斗争的对象。并且最终在1960年代被混为一谈，制造出一种名为“牛鬼蛇神”的社会身份，许多曾经在思想界驱鬼逐神的知识分子也未能免于中枪，纷纷被划入这个他们昔日激进批判斗争的队伍之中，成为接受“思想改造”后的新一代的斗争对象。
杨绛和她的丈夫定然对此感同身受，因为他们本身就身为“牛鬼蛇神”中的一员而遭受“鬼神”在革命下应有的鞭挞箠楚，“有一晚，同宿舍的‘牛鬼蛇神’都在宿舍的大院里挨斗，有人用束腰的皮带向我们猛抽。默存背上给抹上唾沫、鼻涕和糨糊，渗透了薄薄的夏衣。我的头发给剪去一截。斗完又勒令我们脱去鞋袜，排成一队，大家伛着腰，后人扶住前人的背，绕着院子里的圆形花栏跑圈儿，谁停步不前或直起身子就要挨鞭打”。
当杨绛终于活着从牛鬼蛇神的地狱中爬出来，恢复人身后，她便将这段经历详尽细致的记录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鬼附身”，昔日的鬼魅被作批判的名目加在自己身上，从此作为人的身份被鬼所占据，也遭受鬼在那个时代受到折磨。恰如一幕在1960年代被下令禁演的“鬼戏”《李慧娘》中，遭逢乱世而死的女鬼李慧娘所说的“太平之世，人鬼相分；今日之世，人鬼相杂”。
《干校六记》
杨绛 著
版本：2010年7月
当杨绛在1988年写下那篇自己大学时代“鬼附身”般的文章《遇仙记》时，正是她的那本讲述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遭际的《洗澡》杀青刊行之时，这两件事尽管未必有其因果前后，但却暗中偶合了这段回忆和它要呈现的意义。被“鬼附身”沉睡不醒的人直到被巨大的声响惊醒才发现自己在别人眼里已经死过一次，这何异于那段把人当成鬼挣扎纠缠于生死之间的经历？
而在接下来的19年中，杨绛再次面临女儿和丈夫的先后离去，自己孤独地守着过去的记忆时，鬼神的意义很自然就再度浮现在她的脑海之中。当杨绛写下这本《走到人生边上》时，她刚好徘徊在自己的生死边缘，当她从医院里出来时，她想到的是“我是从医院前门出来的。如果由后门太平间出来，我就是‘回家’了。”这恰好是对“鬼”的一个最古老也最经典的解释“鬼之为言归也”。
“站在人生的边缘上”的杨绛也许在自己给自己设定的“困惑”中感到了某种归去之前的急迫感。当她记下这些鬼神故事时，就像她自己在文中所说的“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鬼神成为了一种特殊的象征，它是被批判打倒的历史，是附身于自己的记忆，是被人怀疑遗忘的现在，也将会成为自己将来的归宿，她早年的“鬼附身”的往事，她干校下放时村子里被而饿死的冤鬼，她和她的同行们沦为“牛鬼蛇神”的遭际，以及她的至亲至爱离去的孤寂和哀伤，都被融入到鬼神这一宏达的系谱之中。在她的《神和鬼的问题》最后，她写道：
“但是我相信，我们不能因为看不见而断为不存在。这话该不属迷信吧？有人说，我们的亲人，去世后不再回家，不就证明鬼是没有的吗？我认为，身后的事，无由得知，我的自问自答，只限于今生今世”——“鬼神”仍然固执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一如看不见不能断为不存在，那些被刻意无视的记忆也将会像鬼神一样返回人世，作祟于现在和未来。
死亡：“我”一直在这里
只有鬼才能直面死亡的意义。而杨绛寥寥无几的直接描述死亡的文字，也恰恰诞生于她被迫成为“牛鬼蛇神”的那段经历中。杨绛非常罕见地写下了具体时间和地点，可见此事给她留下的印象至深，直到她在8年后写下这件事时，仍然历历在目，那是1971年1月3日下午三点左右，她在菜园里远远望着有三四个人在萝卜地东边的溪岸上挖土，“旁边歇着一辆大车，车上盖着苇席。”等到挖坑的人只露出脑袋和肩膀了，坑已够深。“他们就从苇席下抬出一个穿蓝色制服的尸体。我心里震惊，遥看他们把那死人埋了。”
“冬天日短，他们拉着空车回去的时候，已经暮色茫茫。荒凉的连片菜地里阗无一人。我慢慢儿跑到埋人的地方，只看见添了一个扁扁的土馒头。谁也不会注意到溪岸上多了这么一个新坟”。
自此以后，这具陌生人的死亡和他不起眼的坟墓却成了杨绛心牵肠挂之处，她第二天就告诉一同下放劳动的丈夫“留心别踩那新坟，因为里面没有棺材，泥下就是身体”，过几天下的一场大雪，杨绛又“只愁雪后地塌坟裂，尸体给野狗拖出来”。直到她看到“地果然塌下些，坟却没有裂开”她才略感安心。直到她离开时，她还和丈夫偷空通往菜园看了一眼，“那个扁扁的土馒头也不知去向，只剩下满布坷垃的一片白地”。
“因此我常记起一幅画里，一个老者背负行囊，拄着拐杖，由山坡下一条小路一步步走入自己的坟墓；自己仿佛也是如此。”
陌生人悄无声息的死亡和化为乌有，使杨绛进入对死亡的思考。这是杨绛第一次在自己的文章中明确地提到死亡给她本人的感受。在此之前，死亡只是她运用的一种文学手段，用以加强戏剧性冲突，比如她在1946年出版的讽刺剧《风絮》中为女主角沈惠莲设计的自杀式死亡，因为她的男友方景山为了革命而牺牲了她，绝望之余在一场三角恋爱的冲突中举枪自杀。但1971年杨绛目睹的死亡却真正使她反思人生与生命的意义。不仅因为年岁已长，而是她越来越多地感受到死亡的意义也许在于祂给生者带来的影响。在她的早年时代，虽然也需要忍受亲人的去世，但死亡是一种自然的轮回，而当她步入晚年时，死亡却可能以突如其来的方式到来，那座“扁扁的土馒头”里的死者就是其中之一，而她的女婿王德一在批判中的自杀，更让她看到了日常生活被强行撕裂开后的巨大苦痛。
《孟婆茶》是杨绛第一次真正地将死亡作为主题写下的寓言故事，这篇写于1983年11月的文章伪托一个梦境来讲述杨绛对死亡世界的观感，通往来世的方法是乘坐一列“露天的火车”，这列奇特的火车“不是车，因为不在地上走；像筏，却又不在水上行；像飞机，却没有机舱，而且是一长列；看来像一条自动化的传送带，很长很长，两侧设有栏杆，载满乘客，在云海里驰行”，这列火车通向的第一站是一个叫“孟婆店”的站台，只要喝了孟婆店的孟婆茶，就“什么事都忘得一干二净了”。按照管理员的解释，“忘记”其实就是卸去“身上、头里、心里、肚里”夹带的那些“私货”，“夹带私货过不了关”，是无法继续通向彼岸的旅程的。也因此，杨绛急忙逃离了孟婆店，因为“我夹带着好些私货呢，得及早清理”。
这似乎意味着，在杨绛看来，死亡就是一个遗忘的过程，如果她不将那些经历和感悟写下来的话，这些都将随着死后喝下的那一杯“孟婆茶”而烟消云散。因此，固守余生的任务之一，就是将这些记忆和感悟书写下来，不让自己成为那个悄无声息走向死亡、最终为人所遗忘的“土馒头”下的死者。
杨绛年轻时
记忆成为了一种证明存在的方式，而抹去记忆则无异于死亡。而“孟婆茶”的作用正是消灭这一记忆，制造出真正的死亡。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一点是，提供“孟婆茶”消灭个人记忆的死亡世界，似乎并不是一个理想之地，而是现实世界冰冷无情的官僚体系在阴间的翻版。在记述丈夫钱锺书和女儿钱瑗相继去世的那篇令人黯然泣下悼文《我们仨失散了》里，通往死亡的路途成了一个名为“古驿道”的怪诞之旅，生病住院被写成去“开会”，钱锺书的病房是驿道河中漂泊的船，而这个驿道上处处充满困惑和诡谲的气氛，人被严格控制起来，“看不见的地方，别去。不知道的事，别问”。当杨绛问那个官气十足的掌柜“不能用一个问字，不能打一个问号”时，掌柜瞪着眼睛警告道：
“你这话已经在边缘上了，小心！”
死亡是一种近乎专断的压抑性体验记忆被斥为必须卸下的“夹带的私货”。这一切的原因显而易见，一如记忆乃是个人存在的证明，疑问也是个人自由意志的体现，而死亡的目的正在于消灭个人，当杨绛在描写死亡时，她所描写的是一个个体被消灭的、死气沉沉的世界，它用迷雾来伪装自己，设置禁令来剥夺人的自由意志，消灭记忆来最终使个人化为虚无。这也是杨绛为何在《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的原因，她试图冲破这种僵化的窒碍：“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
在钱锺书和钱瑗去世后，她忍受着极大的悲痛翻译了柏拉图的《裴多》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在这篇两千三百年前古希腊哲人的对话录中，杨绛被“苏格拉底就义前的从容不惧，同门徒侃侃讨论生死问题的情景”深深打动，“他那灵魂不灭的信念，对真、善、美、公正等道德观念的追求，给我以孤单单生活下去的勇气，我感到女儿和锺书并没有走远”。
《我们仨》
杨绛 著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9月
对死亡的思考提供了一种虽死犹生的可能，也消解了死亡将会带走一切的专断。当杨绛站在人生边上，死亡的脚步愈发的迫近时，她却坚定地相信死亡并不会带走人的一切，对过往人和事的记忆以及属于个人的意志，也就是不灭的灵魂，“我”是不会被死亡消灭的，就像她讲述的鬼神故事一样，他们总会以另一种方式回到人世，让人们感知到死亡的尽头并非空无：
“我站在人生的边上，向后看，是要探索人生的价值。人活一辈子，锻炼了一辈子，总会有或多或少的成绩。能有成绩，就不是虚生此世了。向前看呢，再往前去就离开人世了。灵魂既然不死，就和灵魂自称的‘我’，还在一处呢”。
杨绛就以这种方式为死亡画下了一个近乎完美的省略号，当我写下这篇文章时，这位“老先生”已经乘坐火焰列车飞向彼岸，此刻只有她知道，那个世界里有没有鬼神，有没有官僚气的管理员，有没有让人遗忘一切的孟婆茶，但既然她留下了一个省略号，那我们倒不妨认为，那个戴着老式眼睛、总是笨手拙脚的丈夫和她聪慧懂事的女儿都在等待着她的到来，死亡只是一个瞬间，我们仨从来没有分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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