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最终会变老，我们最终会回来的。就像游泳的鱼一样，隐藏着时代和变化的无尽海洋。
From南下的夏天| 《谁人的文工团，谁人的站台，谁人的少年芳华》
01
国庆节回家。
其实与父母不过相隔了大半个城池，算上常规拥堵，驾车大约五十分钟。彼年，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便是急切地搬离父母的住处，仿佛这般就会成为一个独立的大人。
回想起来，无论是最初的房租，还是于这座房产均价全国前五的城市购屋的启动资金，一贯得到父母援助，哪里会是真正独立。
搬离、独居、营造某种幻象，更像是一种宣告与象征，而非实质。仿佛70年代末的喇叭裤，实用价值远远小于关于个性解放的宣言。
记得《站台》中的崔明亮，也让母亲为他改了一条喇叭裤，他无所事事地期待了一整个下午。那条裤子甚至无法让他蹲下，也无法让他在隆冬穿上棉裤。
于家中闲来无事，拿起母亲常年订阅的《十月》走马观花。2017年第3期的《十月》封面赫然写着“严歌苓/你触碰了我”。作家的名字要比作品名大上两个字号，复又加粗。
今年的《十月》皆是如此设计。刊名是浓郁的黑，被各式设计感的纹路衬托，在这个纸媒日渐式微的时代，意图让人意念深刻。
《你触碰了我》是电影《芳华》的原著，我并未考证《十月》是不是首发。书店里《芳华》的单行本售卖很火爆，而那部电影彻底告别了这个国庆假期。
断断续续读完之时，少年时居住的卧室刚刚打开台灯，杂志封面的黑色字体隐隐泛出一层浮光。那抹光华让我想起《芳华》的结尾，“四十年前，我们的红楼四周，栽种的就是冬青，不知是什么品种的冬青，无论冬夏，无论旱涝，绿叶子永远肥绿，像一层不掉的绿膘”。
■ 02
我们同样不会知道何时会在银幕与《芳华》相遇，读完《你触碰了我》的那一刻，却让我想起另一部电影《站台》。
我对朋友说，“他们很像，《芳华》的原著与那部《站台》”。他在电话那头笑出声来，
“贾樟柯的《站台》？他们到底哪里像？《站台》是小资圣经。后来小资不流行了，就变成了文艺青年必备影片。
贾樟柯是电影诗学，是一群文艺青年的漂泊。至于《你触碰了我》，我当然承认严歌苓的文字凝练、苍凉、华美，但男主刘峰经历的是血与火、背叛与误解、绝望与抛弃，他是苦涩的，读起来一点都不轻松。
如果一定要说《站台》和《你触碰了我》哪里相似，崔明亮是文工团成员，刘峰是文艺兵，《芳华》的官方预告说刘峰他们隶属军队文工团”。
我必须承认朋友的话有些道理。就像这本《十月》的卷首语，
“《你触碰了我》呈现出一种触及灵魂的力量。出身穷苦的刘峰处处与人为善，在年轻的文艺兵群体中实践着自己朴素的美德。在特殊的年代……从被信任、被学习，到被嘲讽、被背叛、被放逐……”。
是啊，《芳华》的原著绝对不是一本适合用来消遣的小说。文字生出寒意，男主刘峰的葬礼甚至也是草草结局。
而《站台》的长镜头是飘逸的，那些昔年明媚的“文艺工作者”们穿行于青灰色的城墙之间，时代变迁，时光向前。汾阳的街头有过破败、局促、时尚的投影与满街的人烟，火车的辽远鸣笛与水壶氤氲的白雾，像是一桩幻梦。
求索的艰辛与不甘被淡化了，观影者被怀旧与青春微芒吸引，于是《站台》适合在每一个慵懒的天色暗沉有风的午后，于电视机或PC前静静吟哦。
其实，只需看一看细节。我们便会知晓，文工团成员崔明亮和《你触碰了我》中的文艺兵刘峰其实是同龄人。
无论是贾樟柯亲自完成的《站台》文学剧本，还是完成影片记录台本，八十年代末崔明亮和尹瑞娟结婚前夕，崔母都说过崔明亮已经三十大几（半辈三十）。如果崔明亮那年36岁，他大约出生于1953年。
《你触碰了我》中1972年，刘峰刚刚与小说的叙述者“我”相见时正是20岁，于是刘峰生于1952年。
变革的上世纪70年代直至90年代，崔明亮与刘峰皆是普通人，身陷时代洪流的普通人，一路行走，他们经历的悲喜大抵有着几分相近，虽然崔明亮的故事完结于1989年。
为了更明了地进行叙述，还是略略回顾一次《站台》与《你触碰了我》的叙事梗概。
前者标准版影片长达153分钟，剧情却是疏离。供职于山西汾阳文工团的崔明亮、尹瑞娟、张军、钟萍，历经70年代末直至80年代末社会飞速变迁的时代。文工团从政府拨款的事业单位变成私人承包的演出团体，四人的青春像是时代的切片与记录。
后者《你触碰了我》是十余万字的中篇小说，主线宛若前文所言的《十月》卷首语，出身穷苦的道德高尚的刘峰，在部队文工团被嘉奖过，被当作模范人物树立过。
因着一桩误解重重的所谓“色情事件”被下放、被鄙夷、被伤得体无完肤。而后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以伤残之躯退伍。此后的生活五味杂陈，历经凄苦，后来因为绝症逝世。昔年文工团的友人们早就理解了他，在他的葬礼前后陷入缅怀与记忆。
论及《你触碰了我》中的重大事件——战争，《站台》的剧本也提到过79年的那场反击战，只是标准版影片中并未体现。
其实，那场战争在刘峰的生活中也是淡化的，他失去了一条手臂，而他的人生并非因为那条手臂而陷入一桩桩失落与灰暗。
■ 03
回望本世纪之初上映的《站台》，导演贾樟柯在影片斩获威尼斯电影节亚洲最佳电影奖之时，与记者/媒体人钟和晏有过一次对谈，他说，
“79年至89年，开放的十年，经济商品化的十年，那种震动和对个人影响的剧烈程度我觉得也是非常强烈的……我更加想关注的是在这样的变革中，是谁在付出成本，是什么样的人在付出成本”。
因此，贾樟柯的电影语言是向前铺展的，他记叙个体的生活，看着他们渐次老去，看着时代的喧闹与盛大如何推动他们，又如何淹没他们。
宛若他在《我相信自己的电影文化价值》一文中这般阐述他的长镜头，“长镜头的使用……客观的展示他们（导演）存在于眼前的事物，保持一种有距离的观察，尊重发生于特定时空的各种各样的事情”。
因此，在时代变革的巨浪中，个体终是向前，文工团被承包后，依旧有演出。那些穿着短裙的女孩站在后台，妆容艳丽，亦是属于那个时代中部县城的审美与震撼。
就像是张军给崔明亮寄回的那张明信片，“花花世界真好”。广州的影像横陈于单薄卡片，预示着他们的世界轰隆前行。
又仿佛贾樟柯后来的《三峡好人》，千里寻妻的那个男人与千里寻夫的那个女子，并未寻回各自的伴侣，他们亦未自绝于困顿，只是各自离开即将被江水淹没的奉节老城。
寻夫的沈红与丈夫在废墟的空地上，落寞一舞，奉节的青空有风飞扬，她像是与天地和解，依旧要继续自己的生活。
而严歌苓生于上世纪50年代，她经历过彼时的十年，她听过家族长辈的记忆，她曾是一名修习芭蕾的文艺兵，她也确实做过自卫反击战的战地记者。她有着太过厚重的记忆，她的作品一度向内向记忆向过往再度挖掘与追溯。
无论是迷幻与情欲的《白蛇》、着眼家庭伦理的《陆犯焉识》、悲剧与共死的《天浴》还是这部回眸青春的《你触碰了我》，严歌苓笔下过往的光阴总是诠释着人物此时的生活。
或许亦是因为她亲眼目睹过整个社会与国度的重生与谅解，人性的美好于她的文字中从未缺失，她并非是批判的战士，反而是悲悯与坚守。虽然那些美好藏于荆棘、暗夜与干涸的血。读者总是要穿越苍茫的夜与惊恐，亦要为那些美好唏嘘与饮泣，所以“这样一个不轻松的严歌苓”。
依旧是2017年3月的《十月》卷首语，
“（刘峰）伴随着复杂的命运曲线，始终有一个向上的坐标，指向积极的人生和纯粹的爱情”。
创作者的人生总会以或明丽耀目的嘶喊或重重包裹的隐喻或瞬息迸射的寒芒，出现于他们创作的文本。
贾樟柯写过《我的边城，我的国》，他说，
“汾阳，躲在吕梁山里的我的边城，那里的日日夜夜，无数难忘的人和事儿，让我落笔下去变成了电影……里面一人一事，一草一木都是我的世界。”
这位让中国电影在第五代电影人之后，再度斩获无数荣誉的汾阳导演亦有过放纵不羁的年少。自小学五年级到初中，他在边城汾阳与十余个少年结拜为兄弟，打架、闹事，一度想当一个伟大的混混。
他说，幸好父母一直逼着他读书，拿钱让他去外地学习。他目睹过自己兄弟于混世中的不幸亡故。他如此渴求自己的变化，他进入大学时已然23岁，他说，“我没有多少青春可以挥霍了”。
于是，他导筒下的人物一直在光阴里沉默着前行，哪怕是以飘零的姿态。从《小武》到《站台》再到《山河故人》。
■ 04
严歌苓、贾樟柯，年少时的痕迹终是留在了他们的《芳华》与《站台》。其实即便并无写作、编写剧本、创作电影、著书立传，每一代人总是有过自己的青春，或者正沐浴着自己的潋滟年少。
比如那些经历过国营工厂兴盛与没落的青春，《少年巴比伦》的结尾，小路说，“我们共同经历的那个时代，被关在无声无息的时间中，消失了”。
那一代人有些复又崛起，成为富豪榜上闪闪发光的名字。也有更多的平凡者，在自己的道路上，艰困地走下去，希冀着安稳的暮年。
比如那一夜，我将《收获》放回母亲的书架。家中书房的一角整齐码放着她从年轻时订阅的《译林》、《十月》、《收获》、《东方》、《江南》。
母亲与少女时代的同伴在上世纪80年代进入大学，她们经历过种种思潮纠葛的岁月，历经那个文学兴盛的时代。许多文学期刊消失了，后来选了三种《译林》、《十月》、《收获》，一直订阅下去。
80后的青春里有过名校情结与哈佛女孩刘亦婷的铺天盖地，渴望自己走进世界排名前列的高校，毕业后进入500强，成为影视剧中优雅富足的中产。
自媒体元年、创作平台与资本狂潮很快声势浩大，90后们的新媒体成了网络时代的主角，如果运营得当，只需几篇文章、几次分享就可以获得比500强们高出数倍的薪资。
选择不再唯一，道路亦是多元。网络再也不会因为个体的学历与院校生出半分歧视。而那些火遍朋友圈的爆文，脱去伪善的外衣，让更多个体知晓何为平等、何为自立、何为努力的意义、如何拒绝道德绑架、如何让自己在这个时代胜出。
新历史主义的缔造者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教授在《形式的力量》中引述了伊丽莎白女王与莎士比亚戏剧《理查二世》之间的逸闻。
1601年埃塞克斯伯爵起兵反对伊丽莎白一世，他的同谋们在不列颠的街头巷尾和私人院落上演这部历史剧。而《理查二世》的创作目的之一便是讽喻当朝，警示世人。伊丽莎白女王深信哪个地方的人们希望推翻她并以埃塞克斯伯爵的朋党取而代之，哪里就在上演《理查二世》。
格林布拉特教授以这桩逸闻来论述，历史是话语或文学的背景，但文学自身便具有历史的能动作用，话语性的力量会反作用于历史。
90后们的新媒体或许亦是如此，他们于年少的“芳华”中，已然告诉无数读者如何击碎阶层固化的偏见、如何面对“他人的起点将是自己的终点”而不心生气馁、如何于风起云涌的市场改变命运。
《你触碰了我》这般写道，“我们是信仰平凡即伟大的一代人，平凡就是功劳，就是精英”。如今，逆袭已经是主旋律了。90后的新媒体们注定不会平凡，他们很快拥有超越传统地方媒体的粉丝与订阅量，在历史面前，发出自己永无弃绝的声音。
仿佛《站台》的结尾，崔明亮与尹瑞娟有了孩子，他慵懒地躺在沙发上打盹，炉灶上的水壶发出一声长啸，水开了。影片的初始，大约第六个镜头，崔母责备过崔明亮，水开了也不知道灌。
烧水宛如回归日常与生活的一种仪式，昔年的理想从无可捉摸的天际回归土地与宿居的房屋，就像《站台》中的一个全景：
“一边是高耸的城墙，一边是错落的民居，一条小巷沿着蜿蜒的城墙根曲折地伸向远方，上面覆着皑皑的白雪”。
生活亦会同样延展至远方，谁又能说崔明亮们没有春天呢？他懂得乐器、演唱，尹瑞娟修习过舞蹈，艺考的时代、学习文艺特长的时代很快就来了，太多的培训班获利颇丰。
韩松落写过一篇《王彩玲们的使命》，他说：
《立春》中热爱歌剧的王彩玲不是为了享受春天而来的，而是敏锐地感觉到春之将至并全力推动的存在。她们是基石，是细胞，是文艺潮流的真正缔造者。有了她们，金字塔尖上才有了大作家、大哲学家、大艺术家。
崔明亮们、昔年文工团的文艺青年们，他们成为培训班的开创者之时，亦会成为出色艺术生的导师与启蒙者。
而刘峰，他在青春芳华中的高贵德行与一生的善举，也足以跳脱出铅字的文本，成为火焰与旗帜，教人回望与省思。
贾樟柯说，“我开始真地能够体会，真地贴近那些所谓的平常人，我觉得我能看到他们身上有力量，而这种力量是社会一直维持发展下去的动力”。
至于我们，无论是青春已逝，或者依然身居明眸皓齿的年少，亦终归要追寻着那些向上的力量、不抱怨不沉堕的生活方式、不曾退缩的理想与信念，在这飞速发展与变迁的年代，走过看似漫漫的人生，去拥抱远方的“芳华”与星辰。
宛若《十月》的卷首语，“他跨过世俗的喧嚣，超越了一切宿命，完成了人生的涅槃”。
